从王朔写德育教授说起
常乐
多年前有一回看电视，看见王朔跟一群小孩儿座谈。一个小女
孩发言，先用套话赞扬了作家一句：王朔老师，您是人类灵魂
工程师。听这话时，王朔的圆脸不动声色。这个场景让我发
笑，因为从王朔的小说里可以看出，他挺烦假模假式的家伙，
还在一篇小说里拿德育教授开涮，可还是被个小孩儿当作德育
工程师。知识分子王朔，在那个少年非知识分子眼里，是这么
个高大的形象。不过这是个哈哈镜里的形象，没有包含王朔的
某些方面，如为了赚钱而参与制造垃圾电视系列剧《海马歌舞
厅》、说打笔仗获胜的诀窍是别把自己当人。
小孩儿以为作家都是教人向善的和尚或牧师，是正统教育干的
好事。“人类灵魂工程师”这顶高帽子是斯大林赏给苏联作家
的，却被中国大陆的学校沿用了几十年。给一群人贴上一张或
好或坏的标签，这种干法，害人不浅，毒害孩子特别严重。小
孩儿在领教到人的复杂性之前，评价别人就满足于好人和坏人
这两张标签。对于看人的幼稚病，学校不引导学生增长对人的
见识和练习交际合作，却用“人类灵魂工程师”之类的好人群
和坏人群标签加以强化，可以说是毁人子弟。睁着眼睛说瞎话
的正统教育，至今未能废弃。看人和交际合作能力发育不良的
年轻人，只好自己在社会大学校里补几年课了，但是预后不一
定好，交际合作能力可能就残了。弄不好还可能轻信“好人”
吃了大亏，甚至屡屡吃亏，吸取教训，变成目中无人而只认好
处和权势的流氓。
王朔那篇小说里，德育教授偶然遇见了三个年轻人。年轻人没
有工作，合伙办了个出卖自己劳力、什么都干的空壳子服务公
司，挂靠在居委会。德育教授见人就要上德育课，逮着素不相
识的年轻人，好一顿理想教育。要苦苦找活路的人讲理想，不
是恶心人吗？年轻人烦他，跟他开个玩笑，以一个姑娘的名
义，约他在某处街头会面。让年轻人惊讶的是，德育教授却真
就在夏天烈日下傻等佳人了。
德育教授这个人物，塑造得比较单薄，只显示其虚伪，未显示
其所以然。王朔塑造人物的功力不低，那篇小说里的三个年轻
人，形象就挺厚实的。《动物凶猛》里的少年人物，不管是主
要的还是次要的，形象都挺饱满。从德育教授的脸谱化塑造来
看，王朔对大学教师不太了解。他父亲是出版社干部，母亲是
话剧演员，幼时的家庭接近读书人的圈子，但是他年轻时当兵
去了，回北京后当了工人和作家，跟大学教师之类的人没有密
切的接触。德育教授这个人物，给人的感受，主要是作者的厌
恶和嘲弄。这样的人物描写，像是直接的社会批评了。
说到德育教授，不能不提李燕杰。李燕杰原本是北京师院（后
来改名为首都师大）中文系的教师，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八
十年代初，被领导树成了对学生做政治教育的标兵。于是很多
城市请他去开大型报告会，还用电视播放。报告内容是怎么让
几个学生相信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的。挽救迷途羔羊的布道
词并不复杂，来一番忆苦思甜，歌颂一下共产党自我改正错误
的伟大能力。据其自称，这一套无往而不利。他就此改行搞德
育了，后来升到了德育教授。北京师院为他设了个德育教研
室，很多大学跟进，不过此风也没闹腾几年，毕竟大学教师要
靠出研究成果扬名或能讲课吸引学生，而德育教师出不了让学
者关注的研究成果，也讲不出吸引学生的课。
那时还有一个到处作德育报告的人，叫曲啸，是辽宁营口市教
育部门的官员。他原是个教师，当过右派。其报告特色是，以
摘帽右派的身份，劝人挨了共产党的打，要像被妈妈错打了的
孩子一样，不怨恨，相信党终将会开恩停手。如此孝顺的贴心
话，置右派难友和冤魂于何地呢？《上海文学》前两年连载了
一篇报告文学，写的是发配到甘肃某劳改农场的数百右派在大
饥荒时期的悲惨命运。很多人饿死了，有些人胀死了。胀死比
饿死更痛苦。那些人在干农活时，采集了一种草籽，回去煮成
糊糊喝下。草籽糊糊在肠道中凝结成大块硬物，无法排出，胀
痛数日后死去。有些人胀死后，还是有不少知情人饿极了吃草
籽糊糊，但不敢多吃，还往往要相互帮忙，用手一点一点抠出
粪块。还有不知情的人吃多了草籽糊糊而胀死。有些埋葬了的
尸体，被人挖出来食用。
李、曲之流，为什么会把作德育报告当事业来干呢？原因似乎
很明显，就是利欲熏心吧。名利欲望，人皆有之，但何至于为
了名利而蒙骗众多青少年呢？一个教师，为什么会为了名利出
卖良心而不是付出智力劳动呢？这可能有个人原因，诸如努力
不够或才气不足；也有社会原因，那就是五十年代开始的严酷
环境，迫使很多知识分子荒废专业，甚至玩世不恭。
戴帽右派当了二十余年贱民乃至劳改犯，重操旧业，要出类拔
萃，谈何容易。老右派重返名利场，表现歧异。旧业难理却又
不甘平淡者，有当托儿的，如曲啸，有当打手的，如丁玲和艾
青。
大学教师及其候补者（大学生）的日子略好一点，时政是不能
批评了，专业可以搞一点，但时不时地受到政治运动冲击。学
术观点受到政治批判，要写检讨，不必说了，来了政治运动，
就要赔上大把的时间。只说反右之后吧，大炼钢铁时，要砸锅
收铁，炼出废铁疙瘩。社教四清时，部分师生要下乡，当工作
队员，整农村干部。这些还只能算小打小闹，文革一来，大学
全玩儿完了。师生里，有维护既得利益的保皇派，也有争权夺
利的造反派，还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了不介入争斗的逍遥派，但
是逍遥派里像陈景润那样坚持搞专业的人不多。有些教师认为
不会再被允许搞专业了，就改学一门手艺，如做家具、装半导
体收音机、针灸。哀莫大于心死。
共和国前三十年，对知识专业户身心的摧残，是前无古人的。
元清打压汉人民族意识，但文网也没这么严，更没有不准搞实
学（小学、考据、科技研究）和文艺创作。清代禁书、编辑四
库全书时删改文字和文字狱，不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后者在
毛泽东看来，不如我们，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我们坑的
多一百倍。毛的这番话还是50年代说的，特大号的焚书坑儒
（文革）还在后头呢。
到了70年代末，大学教师大多和老右派一样，面临着旧业难理
的尴尬。不甘平淡者，也有当托儿的，如李燕杰，也有当打手
的，如老左派。
李、曲的德育报告，我的同学有些去听了。回来后无人议论其
虚伪欺瞒，只有人批评其演讲能力不强。我也没在传媒上看到
对德育教授的质疑批评。还得佩服王朔的大胆高明。
那时专业人员极度短缺，年轻人好学成风，但是大学生中想当
官的还是大有人在。事实证明，当年的毕业生入仕的，现在一
般比搞专业的日子好过多了。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想当公务员
的更多了。名利所在，人必趋之
王朔为什么只在小说里描写德育教授的虚伪，不写社会评论直
斥其非呢？直接批评，就是和党中央对着干了，后果不可预
料。王朔及其80年代社会环境，可以和法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
左拉及其社会环境比较一下。法国军事机密曾被德国窃得，有
些官员出于种族偏见，怀疑总参谋部的犹太人德雷福斯大尉传
递情报，捏造证据而将其判罪，传媒和社会上都是叫好之声。
左拉得知情况后，在报上发表鸣不平的文章《我抗议》，招来
多方攻击，骂他是卖国贼，但只限于语言暴力。多年后传递那
个情报的间谍被破获，德雷福斯冤案得到平反。左拉敢为政权
和国民公敌，在报上发表直接批评和抗议冤案的文章，政权和
国民对他大吐口水，但没有对他实行专政。有直接批评政权和
社会的公共空间，左拉就不必在小说里指桑骂槐，写小说喜欢
照相式的，不加褒贬，号称“自然主义”。简单比较的结果，
就对社会批评家的宽容度而言，80年代的中国，还不如十九世
纪的法国，而且也未必强于清代。在这方面，90年代至今的中
国，是在开倒车。中国自秦代开始的漫长黑暗世纪，还望不见
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