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转贴过来＜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 上 由 江若如 于 January 25, 2002 23:46:51:
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
作者：王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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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爱你没商量》之后，我没再写过电视土剧，我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或叫现实：大众文化中大众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的喜好就是衡量一部作品成败的惟一尺度，伤不能说我在这部作品中有种种观念上的突破，手法上的创新面最终未被大多数人接受，那还叫失败。一本书可以反复阅读，常年销售，所谓“艺术生命力长久”其实还包含着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一直在卖。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到今天每年在全世界还有百万美元的版税收入，出版商除了眼前利益还能赌一把预期值。而电视剧，大都只能一次性播出，一次性回收，相形之下，投资人所冒的风险远大于出版图书。还有成本，写书的投入总是无形的，仅限于个人的脑力支付，电视剧的拍摄则是实打实的以日为计的金钱开销。脑力付出吃肉能补回来，金钱付出只能用金钱回报扯乎。所以，这是商业。
过去人们批评那些晦涩的过分个人化的作品总爱说“浪费人民的钱”，实际上，九二年以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电影电视剧拍摄已经不是“人民的钱”——如果我们说的“人民的钱”严格是指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个概念的话——都是各个独立法人公司甚至境外资金，也叫“个人的钱”了。这里有不少是玩票性质，特别是早期，一个买卖人，因为别的投机生意挣了钱，年轻的时候好过文艺，或者有个做演员的女朋友，自娱娱人，投把钱拍个片子，我们叫这“不是好来的钱”。但总的趋势，这些个人投资是拿这事当生意做的，要讲回报的。很多大的公司都意识到文化市场是一桩大买卖，回报串极高，即便在我们国家还处于发展初期，风险也同时极高，但也都乐意先伸只脚进来，趟趟这道深水，试试深浅。
商人，心中是最装着人民的，在这里“一切为了人民”和“一切为了金钱”这两个口号是不打架的，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同时也是利润最丰厚的。只有知识分子、艺术家在这个问题上才会有观念冲突，甚至觉得需要一个痛苦的转变认识过程，对商人而言，这从来就不是个问题。媚俗？对了，摘大众文化就是要媚俗，在商言商，俗是什么？是多数人的习惯和约定，我们不把话说得这么难听，我们叫“为人民服务”。学院派知识分子可以从各种角度批判大众文化，就是不要从“人民性”这个立场出发，因为那是大众文化本身的立场。
认识到大众文化的商业本来面目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那几乎和我过去接受的全部“文化”的概念相悼，认同这个差不多等于放弃“文化”本身。如果我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第一件事是忘掉自己的创作，学会用一个纯粹的商人眼光看待这件事。
九五年我和叶大鹰搞了一个“时事公司”，想在大众文化市场的开辟上真正按商业规律操作一次。我认为我那时的思路是正确的，到今天我也这么认为，大众文化必须结束小打小闹，自发的，完全依赖从业人员的灵感出作品的状况。它是一个产业，就要按产业的要求布局，要有规模，要从基本建设开始，像搞房地产，先圈地，再修路，通水通电，然后成片起楼，大投入大产出。
我也曾私下和时大鹰聊过，你得对投资人讲明白，咱们不是来挣小钱的，咱们是来花钱的。像当时遍布北京几百家小影视公司那样，拍一部戏，卖一部，挣一部的钱，可以不可以？可以，但是我不喜欢那种作坊式的，家庭手工制作。大众文化市场这是一片荒地，愚公移山的搞法一辈子也无出头之日，要搞，就像深—止圳那样，建立起—座城市。现在花多少钱，将来就有挣多大钱的盘子。
当时我做了一个预算，每年投入一千万，连续投入三年，从第四年再考虑赢利。这个钱投到哪里呢？全部投到剧本创作，一是买下全国优秀作家将要发表的小说的影视改编优先权；二是自己拉起一支年轻编剧队伍。这个胃口很大，每年一千万已经是最低标准，考虑到投资人的承受能力，若依我性子，怎么也要一年一个亿才对得起这些作家的劳动，才能在这个领域形成垄断。
剧本是影视作品的基础这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把全国作家一网打尽也就掌握了影视创作的龙头。当然我指的是那些作品一向非常适宜影视改编的和势头正好潜力无穷的，这在全国也不过区区百人。另一方面是年轻人，我想起码先从北京各高校中文系和电影学院戏剧学院这两个专业院校的戏文系过一遍，筛选出所有有写作能力的小孩，跟他们签约，像培养包装歌星那样让他们一步步走上职业编剧之路。不是严肃写作，是工厂流水线上的机器人，专写警匪的，专写言情的，专写情景喜剧的，分门别类，像动物园的笼子，到狮虎山里边就能看大型猫料动物，到鸣禽馆就能听到一片鸟叫。我们缺这样的职业写手，像琼瑶金庸那样一门灵的专门家。大众文化要想持续不间断地蓬勃发展，必须类型化，模式化，像京剧的角色一样各分行当。不进行管理，有意识地引导，我们的作家总会写着写着情不自禁地转向个人内心。就本质说，我们的作家没有一个是把人民大众真正放在自己之上的，也就是那么说说，或者干脆把自己混同于大众，明明为自己硬要说这才是为大众。这是大陆的文学传统，作家的可贵在于他有自己的心灵，哪怕是和大众一时对立的，面最终他们总能在某种层面上获得一致。平时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但在大众文化的具体操作中这是不能容忍的。已成名的作家改也难，这个事还要从娃娃抓起。
我想从我们这一代在我手上建立一个模式，一个生产线，每年都有合格的功能各异的写手源源不断定下生产线，补充到大众文化的建设高潮中去。伟大的、天才的、独一无二的作家是可遇不可求的，那是奇迹。而我们的日常生活则需要大批兢兢业业的踏踏实实的心中只有别人惟独没有他自己的写作工人。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也会寂寞。时代发展到这一步，这样紧张激烈，我们的感官需要也是空前的，在吃喝技摄睡的同时，耳朵眼睛和身体所能牵动的副交感神经都有权索取刺激，就是说，要有动静，大量的动静，一刻不停的动静，只要打开电视，拧开音响开关，它就要在里面，而且种类齐全，想心惊吗？有！想感伤吗？有！想乐一下吗？也有！这是人民的愿望，作为一个商人，有义务满足他们，用时髦的话说，这就叫“双赢”。
你可以看出我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头脑像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计委工作人员，一想，就是全国如何如何，从这点上说，我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商人。对于我的宏伟设想，时大鹰没说什么，从他看我的眼神，有点儿由着我胡闹的意思。特别伟大的愿望如果不亲眼看着它结结实实摔到地上，事先讲道理一般很难被听进去。他转身去俄罗斯拍他的《红樱桃》去了。九五年夏天，我每天煞有介事地去办公室上班，签了一批作家，找了一拨小孩写手，按类型开始组织人手写剧本，花钱如流水。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其实我也并不懂应该怎样写剧本才算符合大市场的要求。这期间我们曾和香工港麦当雄工作室有过合作，还有其他一些香港影视公司的朋友听说我们搞了这么一摊子，主动前来给我们提供业务上的帮助，看看有无合作的可能，意即能不能找到他们合用的剧本。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商业电影导演和制片商，教会了我一些做商业电影电视剧应该具备的基本眼光和整套工艺流程的设计方案。这时我才发现，很多香港电影公司已经进到大陆来了，在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设立了常驻机构，抓人才抓题材。他们看准了大陆在大众文化市场上的空白点和无序状态，尽管当时他们大都还没挣到钱，也叹苦经，但其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前瞻姿态已经十分突出和醒目了。
那时我还很乐观，认为大众文化必须建立在本士土壤上，这是我们的天然优势。一些美国影片公司驻北京人员的观点也支持了我的这种自信，他们讲：电影，美国可以横扫全球，电视剧没这个成功的先例，一定要本土化，他们若介入也只是以资金的方式，编导、演员、故事、趣味一定要中国的。
麦当雄讲过的一句话没有引起我的足够重视，他讲他发现一个规律，凡是在内地受欢迎的剧目拿到香港去不见得卖，反过来，凡是在香港卖的拿到内地就一定卖。他的结论是：要搞就搞合乎香港趣味的。我只听进去了他的前半句话，内地的戏拿到香港不卖，也只是在更强调内地香港社情民心不同这层面上听了进去，反证了我认为香港影视剧在内地终难成气候的坚定观念。后半句，香港的戏拿到内地一定卖！我不以为然，因为我不看。这就是以偏概全了，这就是一时障目，不见泰山了。我还以为香港戏仅限于粤语方言区和中小城市那些半文盲的民工和情感幼稚的中小学生范围内流行，孰不知中小学生已经长大了，开始上大学或者进入社会工作，香港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合力经过十数年默默的群众普及和“从娃娃抓起”，星星之火正在燎原，两年之后，我们每个人都将感到它的灼人温度，看到它在我们面前无处不在地燃烧。
麦当雄借给我看了很多香港录像带，一开始多是他那个工作室拍摄的片子，后来超出了这个范围。我正经看香港电影，大约就是从那时起。那之前，我对香港电影的认识也就是老“风凰”“长城”拍的《画皮》《三笑》什么的，再就是王晶那些胡闹的片子，觉得很吵，看两眼就烦了。惟一印象好的是在赵宝刚家看过一部刘德华和吴倩莲演的《天若有情》第一部，觉得吴很动人，刘也算劲头十足。从麦当雄那里我多少对香港电影有了一个新的观感，凭良心说，有些片子拍得相当不错，大陆拍不出来。《跋豪》《英雄本色》《赌神》这些黑帮片或叫英雄片拍得都不逊于好莱坞，周润发是个了不起的明星，刘德华早期也好，周星驰好坏参半，成龙在《红番区》之前那些警察系列一般，不那么过瘾。看《阿飞正传》是个始终被感动的过程，心中暗惊，香港也有这样好的艺术片，后来知道此片导演叫王家卫，又看过他的《东邪西毒》《重庆森林》。窃以为这个人是给香港电影拔粪的人物，有他在，还真不好讲香港是文化沙漠这个话。还有关锦鹏、许鞍华，那些片子拍得也一点不寒碜。年轻的里头有个陈果，拍的《香港制造》《去年烟花特别多》，那是正经的艺术片，连那个沉闷劲儿和大陆的那些年轻艺术片导演的作品都很相像。还有“银都”拍中过的一个《童党》，好像是张鑫言的，也好。还有一部最近看的，《飞一般爱情小说》，导演不知是谁。好看得不得了，手法之流畅诡异，大陆年轻导演倒显出笨，拍东西太使拙劲儿。有一天，我曾和一个香港电影热爱者互数香港电影和大陆电影的好看片子，他说一个，我说一个，说了一会儿，我这儿没了，他还在那儿滔滔不绝。尽管感情上很难接受，我也不得不承认，在商业电影这一块，香港远走在我们前面，说香港电影、印度电影和好莱坞电影在全世界商业电影市场三足鼎立，这也真不是瞎说。
那个时候我已经有点悲观，主要也不是香港电影难以企及，而是我找的那些写手实在不行。也不要你有思想也不要你有灵气，甚至都不要你出构思，只是要你在既定的故事中加进一些人话，这就做不到，一写就是假招子一写就是假招子，好像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别的不知道，恋爱总谈过吧？为什么一男一女相遇都不能说点可人疼的话？我非常不愿意讲年轻人的坏话，因为他们不会老这个样子，还有未来。但我还是要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包括那些自以为敏感时尚的艺术青年，都不大会说自己的话了。港台流行音乐已经替他们把他们要说的话说了，当他们想自我表达时，总是有现成的句子供他们表达，句式，语感，所传达的情绪非常接近一句不知什么时候飘进耳朵的流行歌词。有的听上去新鲜，有的也有趣，但大家都那么说，也就成了套话、时兴话，——他们小时候都是听港台歌长大的吧？
大众文化的转向总是先发生在街谈巷议之中，先发生在年轻人当中，他们是潮流的带领者，当他们都变了腔调之后，紧接着电影电视都会随之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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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事公司”的日子非常难熬。每天谈剧本，毫无炔感可言。那是做减法，这个不行，那个超出了我们故事想要说的事儿。我们想说什么事？什么事也没有，我们只想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几百集几千集电视剧的主题。那也没有多少花样，就是几个经典母题的变种：获姑娘式的，罗密欧与朱丽时式的，茶花女式的，基督山复仇记式的，像公共汽车，只沿着固定线路行驶。
把故事格式化，人物类型化，这似乎是简单了，其实是画地为牢，戴着脚镣跳舞。创作的乐趣和干劲很大程度上是靠想象力带动的，而这样的写作完全不需要想象力，想象力甚至是有害的，稍一飞扬便破坏了原来的设计。我干的就是这样一个工作，限制作者的想象力，不许他越雷池一步。我们靠什么推动故事呢？靠套路，一个套路接一个套路。套路有多少呢？没多少，顶多2凹个，估计观众忘了，就从头重复。什么人是最好的作者？就是那阅读面广的，文化底子厚的，也就是知道套路最多的，人称老奸巨猾的。干过这样的工作，我也对这样的作者肃然起敬，那很不容易，平地起波澜，没的写硬写，还要引经据典，有声有色，有时我想，这才是作家，中国文化的脊梁。
更多的时候我在想：这不适合我，打死我也干不了这种事，为什么我要装作对这种事感兴趣呢？为大众写作真是一件无聊透顶的事。我觉得自己的耐心在一点点消失，我甚至忘了自己当初怀有的那份雄心和使命感，认为自己被时大鹰骗了，在办公室破口大骂：他他妈例是拍电影去了，留我一人在这儿受洋罪。
后来，投资人出了问题，后面的资金中断了，我的工作又变成找钱，美其名日：招商。印一大堆计划书策划案回报串测算什么的，把办公室的复印机都给印冒烟了，打字小姐也基本疯了，所有人派出去，到处投递，我也跟个疯子似的，四处找人磕项目磕合作，风尘仆仆，胁肩诌笑，总而言之一句话：磕钱。我见了多少骗子呀！中国的，外国的，中外合资的。在我的短短的经商过程中，最不堪回首的就是见人。本不是意趣相投，为了钱坐在一起，作相见恨晚状，说一些特别仗义的话，耗着，耗到大家没趣为止，临别还依依不舍，非对方远去，整个消失在夜色中，估计看不见了，才哑啦一声把自己的脸帘子落下来。每天夜里回家，我都在路上抽自个嘴巴子，问自己：你这是图什么？你混来混去混这么些年就是为了现在到处去装笑面虎，往酒囊饭袋那儿发展？过去我多好明，想见谁见谁，不想见的谁的账也不买，——就这么清高。抽完嘴巴子接着就是无限感伤。
最后，香港盛世长城广告公司被我们磕下来了，提出一个计划，接过我们所有剧目，由她们的客户广州宝洁公司出了一个四千万的广告盘子。彼时我已身心交瘁，这对我根本不是什么好消息，这不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像买盒姻那么省事，从立项到签约到实施还有几乎看不到头的漫长过程，这意昧着这罪我还要继续受下这时我见到了郑小龙，他刚从美国回来，重新接手艺术中心，雄心勃勃，准备开“长青藤剧场”，我在西郊龙泉宾馆把宝洁公司这个广告意愿连同我们搞出的百十集电视剧本都对他私相授受了。这对“时事”和叶大鹰是一个背叛。我也顾不了那许多了。我甚至都没想过煽一把情，跟郑小龙托付托付，含着泪那种：中国电视剧就瞧你了。我只觉得把一“雷”顶他脑袋瓜上了。
第二天早晨，从龙泉宾馆溜出来的时候，我的心情无比轻松，好像有那样的心声：什么大众文化建设，中国电视剧市场，让它们统统见鬼去吧！
至此，我和大众文化多年调情，互抛媚眼，也叫互相利用的关系正式结束了。大众文化的商业本质和处处在交易的特征老实讲狠不可爱。怀疑大众文化的意义，甚至认为它无意义，因而颓废，自我否定都是从这些小地方滋生的。干这个，要很坚强的人，或者有足够的贪婪。不好玩！这是我在其中摸爬滚打一番后的感受。
那之后，还有几次机会有朋友邀我去操作文化公司，资金有德国的，美国的，香港的，我一般都是先蠢蠢欲动，待再往下，进入操作阶段，便哆嗦，往事历历在目，于是半道开撤。使命感总是有的，那也不能拿生活做代价。钱也是爱的，但也不能为钱把自己卖了。有一点儿钱的好处就是，不舒服的钱，敢不挣。
我想我还是当看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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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年是中国文化界最后的狂欢。那一年，有多部国产电影卖到三、四千万的票房。李少红的《红粉》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叶大鹰的《红樱桃》的上映都是当年的盛事。张艺谋拍得不怎么样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在北京还卖了280万，不像九九年《我的父亲母亲》卖个百把十万就在大报小报上告捷了。电视剧有《我爱我家》《宰相刘罗锅》。电影界“第六代”作为一个概念已广为人知，尽管在国内还未有票房成功者，但大都在欧洲小电影节胡乱拿了一片奖。张元的《北京杂种》管虎的《头发乱了》；包括路学长正在拍的《长大成人》，当时叫《钢铁是这样炼成的》；王小帅的《越南姑娘》；还有宁赢，当然她不算“第六代”，接连拍的《找乐》《民警故事》；还有周晓文的《二嫫》，正在筹备的《秦颂》；张元接下来的《儿子》；这一切已拍末拍将要拍的东西，尚未登堂入室，气氛已经哄动，也有满城春色。小说界也出了个“新生代”，南京的韩冬朱文，上海的须兰、张文旻，吉林的述平，湖南的何顿，北京的徐坤、邱华栋，都号称“六十年代出生”(据查也有个别五十年代出生的混迹其中)。中国文坛“奔走相告委员会主席”王干正在《钟山》及各种他的脚力所能到达之处为这批人大声鼓与呼，搞得各刊物一片手忙脚乱，纷纷拼凑人马，简单过一下脑子就开出菜单，“新状态”“新体验”什么的，名词是什么不重要，形容词是一日咬死的，连声喊“新”。“魔岩三杰”也是那年名声大噪的吧？总而言之，那一年的创作形势还算不得悲观，乐观主义者还可称之春水怒起，杂花生树。
悲观主义者的第一声不祥之蹄出自上海。老作家许杰临终前挣扎着艰难吐出五个字：摸拉尔姑娘。这是洋文“道德”的意思。据说这姑娘是“五四运动”时和德先生赛先生一起来的，后来走丢了，老先生的意思还是给找回来。接着，《上海文学》组织了一批复旦和华师大的博士生做了一个研讨会，批评当今创作的“媚俗”倾向，引发了后来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重建人文精神”这一提法的发明权是属于王晓明还是张汝伦我也搞不清楚，因为很快这一讨论就开锅了，众声喧哗，能看得清嘴脸的只有匹马冲出阵前将手中狼牙棒舞得车轮也似的小将王彬彬，从他那开始，捉对儿厮杀，大家战个鼻青脸肿。我倒也不是说人身攻击是他先搞的，得了，我也别绕了，我就是这意思，算不算攻击他可以自辩，冲人身而去他是明的。我的意思是我赞成他这样，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文章作风，空谈理论如同打太极拳老百姓不知道你冲谁，以为您自个在那儿锻炼身体，点了名就清楚了，噢，原来是这位和这位掐。所以张汝伦也不要自己在家生气，觉得好好一番高论被王彬彬搅了局，理论问题说到底也是人际冲突，我们老王家的孩子对这点都深有体会。
人文精神的讨论主要是学院中的中文教师们和他们的私淑弟子在讲话，作家大都是点一个名进来一个，夸我，就站在你们这一边，骂我，就站到你们的对立面，没被点的，大都站在一旁看热闹，偶尔高兴放支冷箭。这个里面有正经做学问的，得过洋老师亲授，或隔着很远瞅见过，觉得洋老师有本事，愿意把洋老师的本事和自己的心得传给中国人长长见识的，就算是启蒙派吧。
还有一个救亡派，这大都是没放过洋的，一辈子窝在中国的大学里，做学问也没个正经学问，倒霉事儿一件没拉，上头起不上那些民国老人，下头这批留学归来的小的又踢着屁股撵上来，著作著作罕见，待遇待遇不高，每日胡编一些选集，虽有一群门下弟子环绕吹捧，自己心里明镜似的，还是不靠谱，净剩着急了。这些人对中国文人这些年先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制，后被市场经济所压，生存空间越来越窘固，感受最切肤，也不敢犯上，一腔怒火都喷向所谓市场经济大潮下兴起的拜金主义，具体到文学创作和影视作品就是“人文精神丧失”和“躲避崇高”，就有“媚俗说”“投降说”。
救亡派是以“精英”自溺的，所批判的方向，所说的去“媚”的那个“俗”和去“投”的那个“降”就是指当时泛滥的大众文化趣味。
人怎么可以不要精神呢？生活怎么可以没有理想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失去信仰怎么得了？这是救亡派文章的主要观点。在这场争论中，兄弟有幸成为救亡派的重点靶子，上述那些访问正是针对兄弟的作品所发。我被指为“灰色人生观”“消费人生”“嘲弄理想”“连孩子带脏水一起泼”。当然还要提到“痞子”，这是我的专有名称，那些激愤有余，讲不大清话，还要硬表个态的朴素的人文精神支持者说了这个词就可以得胜回朝了。痞子嘛，当然与精神无关。还有一些更朴素的，我是北京人，就扯到北京文化，说这块地方就是出“以坐稳了奴隶地位为乐”的人，讲“投降”时还提到“汉奸”，差不多直接说了这地方的文化中有当汉奸的基因种子。
我心里很清楚，在这场争论中我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救亡派这一路的不满主要是对大众文化的现状不满，要救的也是大众文化这个“亡”，目标并不在我的创作，只是借题发挥，再没其他一个作家像我这样对大众文化介入这么深的，所以他们针对我在大众文化这一块发辉的影响和带来的后果讲话也显得言之有物。这也是我们搞批评时的一贯作风和不得已，只要不是做论文，就不能面面俱到，那等于讲不成话，要简洁，突出观点，惟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过去也总以为批评家是作家的附庸，任务只是解释作家及其作品，这观念早就过时了，批评家像作家一样是独立的观点表达者，只不过作家是拿自己当素材，而批评家是拿作家当素材，都是观点在先，接着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材料。
救亡派们是大众文化的真正明白人。他们早就看出我搞的这一套不是大众文化，或者说不是大众文化的正路子。前面说过，大众文化是什么？是宏杨崇高理想，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泛道德主义和传奇性的浪漫主义。了解我创作和文风的人都知道那确实不是我的专长，或者说我一向是与之相悼的。有一个说法几乎是众口一词：也许我的语言在消解过去那套八股腔是有意义的，也只在这方面有意义，到今天，反“左”已成往事，各方面军都应该刀枪入库，开始认真的文化建设，我还来这套，就是油滑，是贫嘴，是堕落，是转而进攻神圣信仰。这就叫开国斩将吧？这就叫重振朝纲吧？这就叫天下已平你未平，天下已治你未治。这个意思很明确，就是结束混乱，呼唤正面的传统的合乎规范的大众文化秩序早日建立。
他们是对的。尽管我在感情上不是狠能接受他们那种人所共弃的态度，但我明白，已到了我在大众文化舞台上谢幕的时刻了。早叫你走你不走，现在我们来一起哄你下去。一个国家不能总是乱，什么什么老是一帮业余人士在里面捣糨糊，海星河清终有日，大家各归其佼，换专家来。大众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文化，别的不知道，这个我们传统的根子也是又粗又长的。这百余年，历经革命、动乱、改良，很多传统文化的根子断了，今天，我们将看到它首先在大众文化这根链条上复接。
群众基础是有了，就差知识分子再进行一些舆论准备了。第一是清场，把与此无关的东西轰开；第二就是正名，这个工作严家炎已经在做了，北大的其他一些老师还有些羞羞答答。别不好意思，为大众文化正名，还其本来面目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刘再复下水了，李陀也下水了，洪子诚谢冕这都应该跟上，别清场时有你，托场子的时候伤跑了。只知破坏不知建设你们不是也一向不齿？不喜欢这个作家可以换一个，这方面成功、货真价实的人士也很多。或者干脆空谈，这既是你们的强项又无为大众情人抬轿子之嫌。大众文化也需要一个理论，很多观念不厘清就会出现打混仗，站错队，起了阶级敌人想起起不到的作用于了阶级敌人想干干不了的事情。譬如“精神贵族”这个词，大家都往自己脑袋上套，其实包括你们自己好多人只不过是“精神资产阶级”。贵族是什么？是躲在家里，凡人不理，不追求进步，专做历史潮流的反动分子的那种人。以天下为己任，干预社会，哭着喊着给大伙指道，专门攒出一词管自己叫“知识分子”并小心翼翼地解释“这就是社会良心”的，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时兴起的做派。
我说的这个“精神资产阶级”跟过去流行的那一套阶级观念没关系，那是从经济上划分，以区别政治态度。我这是从知识形成角度上划成分，以区别文化态度，仅仅是为了说话方便，不带褒贬，老师们别一看“资产阶级”就跳起来，说我政治陷害，那我可不认账，勿谓言之不预。
我的划分很简单，“精神贵族”，天生的，就像封建贵族大都是世袭而来。“精神资产阶级”，是赚来的，上学，头悬梁锥刺股，学别人书听别人话照别人的指示办事，一猛子扎好几十年，最后把人家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了。我在这儿就先一刀切了，凡是念过大学的，都算。当然这里有本来是精神贵族的，天生有，又学了一套精神资产阶级的方法，这是如虎添翼。当然这里也有上了大学也没混成精神资产阶级的，充其量是个“精神小资产阶级”。你们比我清楚，多少笨蛋在大学里混，什么大一大二大三大四，叫他们上的，就是高四高五高六高七。这个话题有点说跑了，关于大学怎么使一个聪明人更聪明，怎么使一个笨蛋更笨的奇妙教学法改天另文再谈。剪断截说，我是一什么呢？我和那帮文盲都是“精神无产阶级”。
话说回来，大众文化需要一个合流，一个同谋，“精神资产阶级”自动充当了这个角色。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大众文化反映的就是“精神资产阶级”的精神实质，也叫他们的人文精神。只有精神错乱的“精神资产阶级”才会站到“精神贵族”立场去批判他们自己。他们的批判只是要维护大众文化的纯洁性，并不是拒绝。我把“精神资产阶级”换成“精神中产阶级”——这在我的电脑字库中是相同的键——这就更方便看出他们的同一性了。
我要说，他们的目的达到了，那就是今天的文化现状，港台文化席卷全国，听的，看的，说的全是他们，去问问年轻人，叫做“天下谁人不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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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港台文化，我这里指的是它的主流，不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些有艺术倾向的另类作品。什么是主流？就是我在《我看金庸》一文中提到的“四大俗”。也不要一提“大俗”就难过，这是一个好词，很难达到的境界，莫非还要叫你“大雅”不成？只怕你又要谦虚一番了。“大寇”“大毒”还真是与你们无关，那是土更高的境界。
我承认，对待港台文化我是感情用事的。我也听张学友的歌，看成龙的电影，周星驰的《西游记》还颇令我感佩不已。对具体的作品我自用普通观众听众的心态以对之，但笼统地想到港台文化及其等而下之的那些合资的港台戏受港台歌风影响的流行小调，我就是不能认同，油然而起排斥之心。这里有地域文化的狭隘优越感，或说视北京为中心的老大心理，总觉得港台是异类，是边睡，以它为主导就是不能容忍。但这也不全是心理问题，这么说也简单了。我想还有一个纯粹的感官不同意在里面。港台的东西太甜，太想让人舒服，时间长了，次数多了，一个舒服的姿势久了，就不满足。这就像糖一样，快感止于口腔，第一口很容易接受，吃下去，一直吃，就不免发腻，嘴里发黏，唾液变酸，胃口也倒了。能使大人成瘾的东西都不是甜的，姻酒茶什么的，总要带一些刺激性。去吃饭，上的都是甜品，好吃的感觉也不会产生。当然小孩子不会同意我这观点，他们会举出冰激淋店，蛋糕房为例，证明都是甜的他们也吃不腻。我是说我，我不爱吃甜的，特别是没吃正餐之前，肚子空的时候，看到甜的就恶心。当然我知道，甜，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的一个主要口味，渗透在民间的日常生活和节日气氛当中，看那些江南民歌，花鼓灯，北方秧歌，剪纸，手工艺品，旧时民居房上的雕饰，处处透着喜兴、欢快和吉祥如意，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这几千年净过好日子了，所以有外国旅游者吃惊，设想到中国人这么单纯快乐，再荒唐一点的，甚至认为我们是一个乐观的民族。
如果说内地民俗民情中的甜风还有点穷欢乐的意思，港台地区的甜就真是透着对富裕生活的知足，感激和领情，是发自内心的，我们的生活就是比蜜甜，生于享乐死于享乐。我说港台地区的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个没人反对吧？资产阶级无止境地追求快乐，而他们的烦恼则是很细微很有限的，反映到他们的作品中就是小市民的发财欲望，青春易逝爱情易逝快乐的时光太短的轻轻感叹。为什么我说中国资产阶级的艺术注定是腐朽的？第一，他们没急着，很舒服而且欣赏自己这份舒服的日子眼睛就盯在这个上面；第二，他们同时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人文精神的继承者，人生观基本是宿命的，是敬神拜天的，这从他们那儿流行在饭馆里摆那些斑澜的关公财神像可见一斑。既然活得很好很满意又对过去未来有一个深信不疑的看法，他们的精神空间只能是狭小的，自给自足的，像把自己反锁在金库里的土财主。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处在静态环境中闭起门来自我品呕的中国资产阶级和照出他们灵魂的艺术，焉得不腐？
说艺术是客气了，他们尽管也吹拉弹唱，又写又画，其实提供的不过是娱乐，声色犬马，光怪陆离。从港台文化的拥护者着迷者自诉的身体症状看，他们也是被娱乐一把，十分痛快，高兴，轻松，有人还有精神腾飞心灵被洗涤的幻觉，更爱国更热爱生活云云。寓教于乐，这是娱乐业的上品和特别要求加入的功能。这有什么不好吗？没什么不好，谁也不必在这儿上跟我较真，我赞成人民需要娱乐，好的娱乐，可以引人向上，纯洁心灵的娱乐。我想有些人大怒且不能接受的是把娱乐排斥在艺术之外，是名词之争，他们从骨子里还是看不起“娱乐”二字。这也不怪他们，都怪我们这些年一贯标榜艺术，似乎只有这个最高，没有一个词比一—上个词更高，那只是区分不同范畴的称谓，现在是恢复“娱乐”名誉的时候了。这我还要提醒娱乐迷们一句，你们应该自信，好的就是好的，全看你们的感受，又何苦在乎叫“娱乐”还是“艺术”，坏的“艺术”还不是比比皆是。
我们可以争论这个，什么叫“艺术”？什么叫“娱乐”？我先说我的观点，都是最简单的，用一句话可以概括的。还是先用排除法：乐观的不一定全算娱乐，但悲观的肯定不是娱乐，也就是说艺术是往人心里搁事儿的，娱乐则是从人心里往外掏事儿的。
反过来说，艺术不一定全是悲观的，但娱乐一定要都是乐观的。
话说到这里，我发觉我上面下的断语“中国资产阶级的艺术注定是腐朽的”不能成立，因为他们那个根本不是“艺术”，说不着人家。作为娱乐，不存在腐朽还是长青的问题，你能说卡拉0K是腐朽的吗？你能说电子游戏机是腐朽的吗？只能说娱乐也许会一种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有些娱乐形式具有强大生命力，可以经久不衰，老而弥新，为一代又一代人所着魔，譬如麻将，譬如钓鱼，譬如武侠，我看这些东西起码还能存在一千年，谁跟我打这赌？所以，我也发现自己的没趣了，我反对港台文化就等于不让人民群众娱乐，这就有点不像话了，也不归我管。在此，我宣布，我错了，凡是把港台文化当艺术批的话我都收回。我也将继续反省自己身上的地域文化偏执症，港台文化是中国文化中堂堂正正的一部分，是本国娱乐文化的集大成者，薪火承传者，或可说他们才是正根儿。四九年以后，我们这里为革命文化覆盖，旧中国那些闲适的，“鸳鸯蝴蝶”的都到他们那里去了。这些年一直没断了承上启下，左右逢源，中国传统的，东洋的，经过东洋传过来二手西方的，都在他们那里熔为一炉，发扬光大，制度化，工业化，系列化，现在他们回来给我们补这节课了。我们应该高兴是不是？我也希望自己的人生丰富，多经历一些奇怪的事情，经过了这么多年，光听说没见过，终于有幸看到旧文化——也别这么说，好像带贬义似的——终于亲眼看到中国传统文化，那些贯穿我们几千年文明曾经令我们的先人过得十分舒服的一切趣味、窍门和好玩的玩法一股脑都在中国复辟了。
解玺璋讲我“怎么可能站在左翼文学的立场上”，我怎么不能站在“左翼文学”的立场上？我不站在“左翼文学”立场上又往哪儿站？“左翼文学”也不是无上掉下来的，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脉单传，后来也是革命文化的一个源头。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革命文化的强烈环境中度过的，革命文化后来政治斗争化了，越长越有点长走筋了，那是没长好，结了个歪瓜，论秧子，还有些老根儿是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那块厚士中，这才是“别连孩子带脏水一起泼”呢。我也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五四”运动，我的“五四”就是和所有传统文化决裂，把所有天经地义都拿来重新审视一遍，越是众口一词集体信以为真的越要怀疑、批判；越是老的，历史上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越当作枷锁，当作新生活的绊脚石。孔子怎么样？“砸烂孔家店”。红卫兵是奉旨造反，算不得好汉，加上又把人打了，演变成行为上的暴徒，名声搞臭了，若仅是文化上的造反，思想上的造反，那还正是“五四”传统。“五四”新文化的路被后人走偏了，我们这些更后来的人把它再走正了就是的了，新时期文学就是这么个拨乱反正的行进方向，怎么也轮不到传统文化重回中心。中国落到这个地步，百年积弱，传统文化功莫大焉。现在讲振兴，也不能靠这副药。把人活活吃死过的药，想治病想强身你还敢再吃它吗？马克思主义就是向西方学来的。中国的文化要更新，要蓬勃，有生气，还是要向西方学。这话听上去很像大道理了吧？好像从我这痞子嘴里说出十分不像。其实这是我从小就融在血液中的价值现，要什么不要什么，那是读了多少优美的古典诗歌也不改初衷的，要说信仰，这也是一种信仰吧。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的所为和这个基本立场相违，矛盾。“反智”“反文化”反的都是中国式的装孙子，“粗鄙”正对中国式的假正经，平常，有时也许我会忘了自己姓什么，屁股扭来扭去，但传统文化一出来，立刻就有一个自觉的警惕：这孩子乔装打扮之后又来了，一定要站到它的对面。
所以我一见港台文化滚滚而来就气不打一处来，不问好歹，打了再说。我当然是很愚昧了，这也是流氓的战法，不足为训。顺便说一旬、这也是北京文化的一个方面，北京文化也不全是培养奴才，也有一股张狂气，见谁灭谁，专拣那大个的灭。想在北京这个地界为王，先扒你三层皮，过不了这关，你也别打着在这儿混。什么叫佩大山？至高境界不是吹牛，是抬杠，大家都做个天生反对派，让所有观点都不能畅行无阻，包打天下。到北京的饭馆里听听，那才叫“舌头底下压死人”，哪有一旬好话？好听的这叫“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你也可以管这叫流氓气。
流氓终归也就是起个哄，吹声匪哨、向人群中砍块砖头，起一个让老实人心谅的效果。真正的解说、分析、论功行赏和以罪定罚，还要老师们出场，你们是专吃这碗饭的，责无旁贷，别光吃饭不干事。也不许像严家炎那样，什么“有人引鲁迅的《流氓的变迁》批金庸，是一种误解或曲解。鲁迅先生对侠文化不否定，狠客气。鲁迅的《铸剑》是现代武侠小说。如果鲁迅活到现在，看到金庸的小说，不至于骂精神鸦片。”学问是这么个做法吗？三寸不烂之舌一卷，就把这个话颠倒过来了？你讲鲁迅对侠文化不否定，客气，要有根据，他在哪儿哪篇文章说过这个话或有过类似意思，不能因为你认定(铸剑)是武侠小说就理所当然得出这么个结论。“如果鲁迅活到现在，看到金庸小说……”之语就更不像话，说弥想当然是不尊重伤，但伤想想，若这逻辑成立，你是不是可以在任何问题上替鲁迅发言？人死不能复生，做这种假设起码是不严肃。别跟我似的，嘴上没个把门的，想起一出是一出，说话不负责任，我丢的是自己的脸，您丢的可是全北大中文系的脸。好好写，用点心，你能写出无愧于学问把我驳得体无完肤的文章。我在这边厢洗耳恭听。还有其他人，所有跟严家炎观点相同或仅仅是看我不惯的人，全来，我倒要听听哪个好意思讲：港台文化是我们的发展方向。港台文学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从大俗到了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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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众文化，港台文化，什么是艺术，什么是娱乐，什么是俗，什么是雅，我们是谁，他们是谁，这些话说上一辈子也说不完。人活着，意见就不会统一。正是这些众说纷纭和莫哀—是构成了我们的—种生活乐土趣，一些热闹和某些人的饭碗。有些话我是说痛快了。有些话我给说过去了，搁不进这篇东西，留到以后再说。有些事我刚刚想到，还没个头绪，慢慢去想。有些事我也不爱想了，作为问题在这儿提出来，谁有兴趣谁说，高明的人总是有的。
港台文化的胜利究竟是文化的优越还是工业的成功？文化的传播是不是一定遵循从经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灌输的水流定律？大众是谁？有没有各自单独的名字还是一个集体意志？还是几个集体意志？可以概括吗？人民性指什么？越是发行量大的等于越是有人民性也就等于越伟大——这一等式成立吗？在什么条件下成立？是放之四海面皆准还是因人而异？权威是谁？是书读得最多那个人吗？还是书写得最多的那个人？还是所有人？我们需要权威吗？什么事一定要有个说法吗？没有理想能不能过日子？年轻人就一定是进步的吗？凡是存在的就一定是合理的吗？我们的文化根基在哪儿？我们的学术根基在哪儿？我是“吃狼奶”长大的一代，现在的小孩是不是“听鸟语”长大的一代？中国人是都没有“人文精神”还是各阶层有各阶层一向既有的？如果有，都是些什么？下一次文艺复兴在什么时候到来，还是从来没有到来过？
近日，我听到一个说法，出自北京的“零点乐队”，说港台文化的到来是一场新文化运动。这观点很新，很有力，作为最后一问放在这里——它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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