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问到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绅商如何敢和洋人斗的问题，
其实，这些“汉奸”并不是伟光正宣传中描述的那样，对洋
人一味卑恭屈膝，而洋商也不是那种一句话不投机就掏枪把
东土人打死的漫画式的恶魔。二者之间关系很复杂，既合作，
又矛盾，而行商们往往让外商吃足了口头，对行商制度的不
满，也是夷人不断跟朝廷抗拒和挑战的原因之一。
粤省民间社会独立性相对较大，俺觉得和黑白两道都有关系，
黑道是会党，白道就是广州具有悠久历史的公行制度。鸦片
战争之前，所有夷商，都只能在一定时间在广州城外的一定
地点，和官府制定的十三行贸易，夷商首领，是民间的“大
班”，大班通过公行的行商，和官府打交道，不能直接呈禀
大清官吏。完全是官方授权下的民间对民间的小三通。
那个时候，“洋商”其实不是外商，而是那些买卖洋货的驻
广交会外贸行的东土商人，有粤人，也有在广州落户的外省
人。至于外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明令不许在官文中使用
“夷”的称呼之前，还没有享受到“洋商”待遇。他们是夷
商，是番人，属于化外之人。
“夷商”虽然和“洋商”勾结，但是也没少吃他们的苦头。
这些公行的商人，实际上做的是垄断生意，好比前些年
掌握了指标、批件和配额等大小太子党开的公司。只不
当年只有读书作官是正途，太子党不会去直接经商。那
些行商，那时虽然没有顶戴花聆，却是官府批准的外贸
商，做的实际上是垄断生意。东土内地客商不能直接和
夷商接触，夷商也不能绕过公行，擅自买卖。因此，什么
货定什么价，甚至进口洋货是否发出，出口土货是否运
到，这些大权，都揽在行商手中。
除了经济垄断，行商还形式居委会或公司党委的职权。依
天朝制度，夷商要由行商做保，负责传帮带，不许有一
个夷人失足犯罪。
另外，这些靠垄断和红头文件发财的“洋商”，当然也会
饮水思源，不忘政府给他们的好处，所得外贸收入，自会
回馈一部分给各级领导干部。这也是礼仪之邦的古老传统，
而且延续至今，非大清独有。说到大清独有，或许倒有一
点：大清为防官员徇私枉法或地方割据，实行回避和轮调
制度，本地人不到本地做官，而且经常调动，如此一来，
督抚大人下车伊始，便要处理地方事务和涉夷事务，自然
离不开当地的小吏和这些有充分夷务经验的“洋商”。为
维护天朝体制和尊严，国家干部也不能屈尊去直接和夷蛮
打交道，一切以民间对民间的方式上桌谈判，更给了公行
商人以用武之地。夷人要上访，出面间接的也是领导干部
的勤务人员，比如家人仆役等，事情办不成，银子却花去
不少。
这种情况下的“洋商”，里外通吃，左右逢圆，甚至时有
呼风唤雨之能力，也就不难想象。
实际上，为了抗议行商垄断以及官吏仆役勒索，夷商一直
没有中断请愿抗议活动。这种冲突，一直贯穿在两次鸦片
战争期间。五口通商以及执意要住进华人社区直接和东土
人打交道，也正是为了打破广州公行的限制和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