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游三日，回来见猪头高贴谈广州入城纠纷，不胜佩服。
1849年两广总督徐广缙推翻耆英原议，拒绝港督文翰的
入城要求，已如猪头所述。其中有个特好玩的情节，不
见提及，特为一叙。
却说1849年，港督文翰，多次照会徐广缙，要求履行两
年前的协议，许可英人进广州城。他还非常狡猾地表示，
愿意亲自到总督府拜会徐广缙，讨论这个问题。徐广缙
一听，这不是变相进城吗？就说，别，你别来了，还是
我来拜会你吧。
于是，2月17日，徐广缙和文翰在虎门江面英舰上会晤。
文翰希望在1849年4月6日实现入城，徐广缙以广州士民
反对，不肯答应。文翰倒也体谅他的处境，觉得广州官
员看来确无能力抵制士民反入城浪潮，遂建议徐上奏请
旨，让道光皇帝表示态度。1846年，耆英和当时港督德
庇时谈判《英军归还舟山条约》时，就玩过这一手，用
皇帝圣旨来压制广州士民的反对，在协议中明确地具体
地承认了英人入城的权利。
文翰还提出，可由英国轮船将徐广缙奏折送往上海，再
交驿站发宋北京，以节省时间。然而这不符合大清例制，
徐广缙自然不干。他声称用“六百里加急”驿送，40天
可得到批回的谕旨。
徐广缙回到广州，三天以后才拜发了奏折，而且用的只
是“四百里加急”。20天后，3月11日，皇帝收到奏折，
见到里面有“拒之过峻，难免激成事端”，英军可能北
犯江浙等语，于是下旨暂准入城以践前约，其文如猪头
所言：天朝抚御四夷，总以信义相传。总督若再三阻止，
反失大度，宜自酌量日期，暂令入城瞻仰。惟英人经此
一游之后，不得习以为常，任意出入。
这道谕旨抵达广州，是在3月25日。英国人消息还真灵
通。3月28日，广州领事Elmslie就通知文翰，说是听到
传言，徐钦差已收到上谕，其中答复，倾向于准许我们入
城。3月30日，香港首席翻译郭士立 (Charles Gutzlaff)，
向文翰报告说，上谕已于3月25日到达广州，命令中国官
员妥协，将责任推给民众，并小心避免冲突。
但是两天后，4月1日，文翰接到徐广缙的照会，其中引用
上谕，意思却全然相反。此照会全文如下：
本月初八日(即3月31日)午时，恭奉大皇帝谕旨，
以本大臣由驿驰奏贵国现议进城一节，谕以：
“设城所以卫民，卫民方能保国，民心之所向，
即天命之所归。今广东百姓，既心齐志定，不愿
外国人进城，岂能遍贴藤黄，勉强晓谕。中国不
能拂百姓以顺远人，外国亦应察民情以舒商力，
更须严禁土匪，勿令乘机滋事，扰我居民。外国
商人远涉重洋，总为安居乐业，亦当一体保护，
庶几永敦和好，共享太平。钦此。” 可见本大臣
前与贵公使面议之言，非固执己见。即远奉圣旨，
亦不出此公论也。为此照会。
为什么此照会与六天前到来的皇帝谕旨截然不同？百年
以后，美国历史学家诺德(John J. Nolde)，仔细比对
清廷所编《筹办夷务始末》中的各道奏折和上谕，得出
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徐广缙照会中所引上谕，皇帝从未
发过，乃是徐广缙私自伪造的！
伪造圣旨？那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呀。百余年来，从未有
人怀疑徐广缙竟然胆大包天到此程度。所以诺德此说一
出，中国历史学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怀疑，不能相信。
大陆两位历史学家，郦永庆和茅海建，分别去查大内档
案，包括军机处的文件收发详细记录《随手登记档》，
均未发现任何与徐广缙所引上谕相符或直接相关的文件。
他们不得不下结论说：诺德是对的，徐广缙的那个上谕，
确系伪造。
将英国外交部收藏的文件，与清廷档案相比对，还有更
惊人的发现：徐广缙不仅仅只伪造了那一份上谕，而且
还一口气伪造了四份奏折和一份咨会，更在这些奏折咨
会中，又伪造了三道圣旨。所有这些文件，内容都是关
于广州民夷对立严重，入城必不可行之类。它们被有意
泄露出去，在广州城内外流传，最后被英国人收集得到，
送到文翰的案头。
对徐广缙4月1日的照会，就算文翰有几分怀疑，得到这
些假情报之后，也无法判断真假了。4月6日，广州商馆
贴出文翰告示，“布告各国夷商，现已罢议进城，大家
安静贸易。”
4月11日，绅商许祥光、伍崇曜向徐广缙报告，文翰已经
在新闻纸上遍告各国，罢议入城；并且介绍新闻纸的功
能：“夷人举动，无论大小事件总以新闻纸为确据，不
但本国取信永以为凭，仰且各国通知不能变更。”
于是徐广缙向皇帝报捷，得赏封子爵，世袭双眼花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