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英夷持南京条约及补充章程，要入五口长住，
福州等各地终于以符原约且顺夷情的理由给予恩
准，华洋杂处最早的广州绅商百姓却不许番人进
城。官府一再要求洋人缓行，但是其它四口既开，
广州终难坚持。两广总督耆英以善羁迷著称，遂
决定对英夷网开一面，以免生事端。
道光26年（1846），耆英在广州各处张贴通告，
称官府已考虑到民情，一再拒绝夷人入城，无奈
夷官总以福州为例苦苦相比。大皇帝怀柔致远，
中外一视同仁，况除上海福州宁波各地英人入城
后，并无祸乱发生，绅民务请体谅原委，毋再疑虑
反对，使中外和平永在。
不料广州各地随即出现大字报，在英商行前警告说，
今大吏不顾英夷生于化外，谋我粤省，竟布告许其
入城，我粤东绅民誓受国朝旧例，不服此次告示。
如洋商安于原处，不思进城，尚可宽大处理，不然
大祸将临，悔之晚矣。
在知府衙门前，也有大字报警告政府官员，若有夷
人进城，义民将打杀官吏。
耆英夹在皇帝、粤民和洋人之间，只能采取得过且过
之策，先渡过今天再说，明日自有他人愁，与夷官订
约，说是众怒难犯，需要逐渐做思想工作，请英夷暂
缓两年进城，到时便可自由进城。英夷允诺。
耆英调走，两年后的事，不由他管了，那是徐广缙总
督的问题了。
两年后，香港总督找上两广总督交涉，几番推脱之后，
夷人持之愈坚，且扬言广东地面谈不拢，便北上京城
说理。徐总督请求道光皇帝赐给权益之计，免激夷变。
皇帝旋即下旨曰：天朝抚御四夷，总以信义相传。总督
若再三阻止，反失大度，宜自酌量日期，暂令入城瞻仰。
此道光29年事。
不料广州绅商闻讯，鼓动百姓，群起抗议，组织乡兵，
歇业罢市。行商伍崇曜领头，断绝和洋商贸易，并致
书给香港总督，劝戒英人不要入城。
徐总督奏保皇上曰：民夷实有不解之仇，纵以致城劝说，
断难曲从，如今城厢已有壮丁10万，名为防盗，实为防
夷，倘若激起民变，众文武只有数千之兵，岂能敌汹汹
众怒？
而前一年，也就是1848年，英国外相指示港督说：为入
城权利问题而采取敌对手段并不明智，俺等虽然有权要
求，但是强行入城，并无安全与利益可言。
英夷本为通商和居住，并不想住到敌占区里过提心吊胆
日子，因此也必须考虑到当地民心民情。
徐总督最后通知港督，民心不愿，朝廷不能怫百姓以顺
远人，故此入城之请，万难准允。
英夷提交正式抗议，警告一切由此引起一切后果概由大
清官府负责，随后也就不再坚持入城。
但是，和大清以及广东地方政府的积怨，算是结下了。
而徐总督调走，这股火，发在了继任的叶名琛总督身
上。
洋人下一次进城，是荷枪实弹的。
那是咸丰七年间（1857－58〕的事情了。英兵进入广州
后，既张贴安民告示，说只和总督有仇，不扰商民，并
派兵巡逻，严禁掠杀。道光年间带头抗拒英人入城的商
人伍崇曜，受巡抚之托负责议和，避难中的叶总督给伍
老板的指示仍是“不准夷人进城”。但是不仅伍老板，
连巡抚贵柏也拒绝执行命令，反布告市民，稍安毋躁，
和议必成，不必多虑。
伍老板到英夷战船上求见特使额尔金，不过这回是夷官
大摆架子，几次三番，见不到特使，不过还是得到翻译
官魏妥玛、领事官巴夏礼等人的接见。但是英夷捉不到
叶总督，绝不议和。而当地人乃至将军巡抚等同事，都
把叶总督抛弃了。
叶既被英夷虏去，又早同僚弹劾，被朝廷撤销职务。两广
总督由贵柏署理。夷人由巴夏礼等三人组成监督委员会，
进驻总督府，没有洋宣队老大哥批准，贵柏不得颁布政令。
华洋共治和以华治华，维持了三年，广州倒也政通人和，
生机盎然。由于广东已不再是洋务钦差驻地，外交中心
北移，天津人接着要受考验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粤民在这段期间还是发挥了不可忽视的
民间力量，影响了大清和大英两国的政策，并参与决策的
讨价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