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看完了，再来烧圆明园。《通州事件与火烧圆明园》
写到最后一节“北京条约”，发觉有必要将整个事件来
龙去脉搞清楚，才好落笔。于是回过头来补写前传，叙
述整个事件的由来。老猪好象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我只
不过把这些事情再串起来。
火烧圆明园前传之一：修约无门
鸦片战争以前，广州是唯一可以让西洋人通商的口岸。然而即使在这里，
朝廷也对外商的行动作了严格限制。他们只在夏秋两季两个买卖季，才
可以住在广州城外的的十三行，买卖完了，就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
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作买卖的商号，其行总不仅是
商号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
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
照法令，住在十三行的外商，不许带“夷妇”进来，以防“盘踞之渐”。
他们也不得进广州城，不得坐轿，不得随便出游。不过地方官很通融，
每月逢八(初八、十八、二十八)，他们可以由通事带领，到珠江南岸的
“花地”去游一次。此外还有一项奇怪的禁令：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
得学中文。第一个耶苏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
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
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通常，外商买卖货物，朝廷要以“扣茶用”名色，抽点税，不过税率很
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朝廷也不看重这笔海关收入。只是地方官吏不
按税则办事，每每在正税之上，另行加收陋规。陋规多少，由官员随意
决定，有时达到货价的百分之二十多。外商每次纳税，都要经过一番讲
价，很是头痛。
地方官把外国人看作化外之民。外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在中国境内发生
民事刑事案件，哪怕杀了人，地方官也不愿过问，听任他们自行了断，
朝廷也不觉得这是自动放弃司法管辖权。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发生纠
纷时双方都怕打官司，往往私下了结。只有杀人一类严重刑事案件，才
告到官府。中国人杀了外国人的案子，比较好办，杀人者抵死，官府绝
不偏袒，外国人都能满意。但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就比较麻烦。中国
人要求外人交凶抵死，乾隆朝的时候，外人遵命者多，嘉、道以后，外
人常常拒绝交凶，拒绝接受中国官府审理。他们认为中国刑罚太重，下
跪打扳子等等审判程序，太不高明。
鸦片战争从根本上打破了这一套通商制度。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
签订《南京条约》，后来又签订了《虎门条约》，除了赔款、割让香港
以外，也规定了一套新通商制度。第一，五口通商，开放广州、厦门、
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在各口派驻领事；第二，协定
关税，海关税则详细载明于条约，非经两国同意不能修改；第三，领事
裁判权，牵涉英国人的诉讼，英国人不能由中国官府科罪，必须交由其
领事根据其本国法律裁决；第四，废除公行制度，英商可自由与任何华
商交易，并可在通商口岸租地居住；第五，中外官吏平等往来，等等。
此后中国又相继签订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等，其他
西洋国家也获得了上述特权。
这些条款当中，治外法权和协定关税两项，后人看作是不平等条约的核
心，然而当时朝廷上下，都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治外法权，不过是
让夷人管夷人，乃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在这种看法支配下，中国
官员有时显得颇为大方。上海开埠后，洋人起初只是租借民房，后来感
觉城内街道狭小，卫生不好，请求在城外划个地段作为外人居留区。刚
好上海道台正头痛华洋杂处，不好管理，闻讯答应得十分痛快，划出洋
泾浜北面一块地段给他们，后来还同意洋人自己管理当地治安和市政。
这是上海租界的起源。
至于协定关税，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载于条约，免除了无数
争执，也省得地方官吏乱加苛捐杂税，再度引发中外冲突。何况新的税
率平均达到百分之五，比起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高一点。耆英等负
责交涉的官员，计算以后海关收入，比以前还多，觉得很高兴，以为替
朝廷争得了额外利益。
当时文人士大夫，最感痛心疾首的，还是所谓的“割地”。这主要不是
指割让香港，而是指五口通商。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价值，也无军
事意义。英人请租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那里。何况天朝略
示恩泽，划个把蛮荒小岛给夷人居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五口通商
则不然。单只广州一口通商，就已经招来外人生事，闹翻了天。现在五
口通商，外人择地而居，横行无忌，遍植祸根，更兼华夷混杂，纠纷难
免，还可能有不逞之徒，勾结夷人造反。变乱之来，实是防不胜防。
而中外官吏平等往来的规定，乱我华夏体制，大损朝廷命官威严，更加
剧了事情的复杂性。洋人动辄兵戈相向，官吏们几乎都觉得他们蛮横拔
扈，不可理谕，加之士人仇洋情绪高涨，清议所干，官员视洋务为畏途，
往往拒绝与洋人好好谈判。这种情形，在广州尤甚。
广东在鸦片战争中，冲突最烈，遗留的华“夷”矛盾也最尖锐。而且五
口通商之后，陋规被取消，货物被分流，当地官员和士绅利益，都受到
沉重打击。这样，五口之中，广州竟成为仇外情绪最为强烈的一个口岸。
洋人出外游玩，时不时有被乡民杀死的。面对仇视，一些洋人作出过火
反应，越发激起士民憎恨。两广总督耆英，知道这种仇杀迟早会引起大
祸，于是厉行国法，杀人者死，绝不宽容。他被士大夫骂为洋奴，处境
艰难。
洋人也对耆英很不满意，这主要因为入城问题。广州城内，历来就不许
外国人涉足。广东士人简直把城内作为神圣之地，外国人进去，就好象
自己受了侮辱似的。洋人则认为，入城为《南京条约》所载明，中国政
府拒绝履行条约，不给外人平等待遇，是件不能容忍的事情。耆英调处
其间，两边不讨好。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英人兵临城下，要求入城。耆英不得已，许于
二年后准外人入城。他盘算两年之后，华夷对立或可缓和，入城可以不
成问题。但是广州民众抗议之声不断，甚至传言“先杀耆英，后剿英夷”。
道光皇帝也认为耆英“瞻徇迁就，有失民心”，将他调离广东。
此后两任总督，徐广缙和叶名琛，都是极重清议的人，对洋人立场自然
很强硬。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两年之约届满，英人根据条约提出入
城要求。在广州士民一致反对下，总督徐广缙，巡抚叶名琛，拒绝履约。
他们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训练民团，激励商民“互相保卫”，城内外
壮勇会集达十万余人；二是停止与英人交易，何时罢议入城，再行照旧
通商。这两招倒也有效。英人不愿决裂，除声明保留条约权利以外，暂
将前议作罢。
这是多年来难得一见的大胜利。徐、叶奏报到北京，道光皇帝大喜，赏
徐广缙子爵，世袭双眼花翎；封叶名琛男爵，世袭花翎。同时还降旨称
赞粤东百姓素称骁勇，深明大义，有勇知方。
咸丰二年(1852年)，徐广缙调离广东去打太平天国了，两广总督先由叶
名琛署理，次年正式接任。当时体制，两广总督同时也是管理通商事务
的钦差大臣，专门与洋人交涉，职责相当于外交部长。然而叶名琛非常
自负。但凡各国公使有所要求，一概拒绝，甚至不接见外国公使，以免
“夷酋”滋生“轻慢之心”。
中美《望厦条约》，原有十二年后修订条约的规定。咸丰四年(1854年)，
十二年之期将满，美国、英国、法国都要求展开谈判，修改条约。他们
希望加开通商口岸。旧有的五口只包括江、浙、闽、粤四省海岸，现在
他们要深人长江，要到华北。其次他们想依照外交惯例，派公使驻北京，
还希望中国地方官吏不拒绝与外国公使领事往来。最后他们要求减轻关
税并废除厘金。英国人还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准入广州城等要求。
叶名琛不肯谈判，英、法、美代表就跑到江苏去找两江总督。然而得到
的回答，是要他们去找负责此事的叶名琛谈。他们后来又到天津，地方
当局只允奏请皇帝施恩，稍为减免各种税收，其余一概拒绝，至于进一
步的交涉，还是要他们回广州去谈。回到广州，叶名琛依旧我行我素，
不稍妥协。外人简直无门可入。咸丰六年(1856年)，英国公使包令(Sir
John Bowring) 向伦敦报告：“如果要郑重其事地努力扩大和改善我们
与中国的关系，兵舰是绝对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