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4 由 樊立勤 于 September 07, 2002 11:47:22:
对最高领导人的批评，就要在他活着的时候，而且就在他当政的时候，否则就不能防止错误，避免损失，就没有意义或意义不大。“亡羊补宰”还是太晚。
一项政策、一个重大理论的提出，一定要进行公开的讨论，让大家畅所欲言发表看法，这样才能把各种意见表达出来，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智，才能，集思广益减少错误。
资本主义政治有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但对于大政方针，特别是事关国家的安危的事情确是认真的。他们一定进行公开的辩论，各个阶层、各种机构从不同角度发表看法，谈出意见，确实做到了群策群力，是一种真正的政党政治和阶级政治。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作决策、谈理论的只是几个人，或者只是一个人，这能体现国家的精神和智慧，人民的精神和智慧，党的精神和智慧吗，这能不犯错误吗，中国共产党不是一直强调走群众路线吗，他们不能发表意见，这个群众路线又怎么走？今天不比建国初期，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无所知，对社会主义不甚了了；也不比改革开放初期阶段，人们思想混乱，顾虑重重。那时确实需要更多的教导、引导、指导，甚至灌输。
中国现在的领导人也不比老一代革命家，他们那一代、两代人确实有超过全国人非凡的经历，有对中国发展的独到见解，在一定时期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今天的领导人怎么和他们比呢，怎么和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比呢。更何况，那时如果脱离了党，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也会犯错误，今天怎么可以再那么搞。今后的一代又一代领导人将越来越少特殊性，就更要听取人民的意见，听取意见不让大家讲话怎么行。
言论自由会不会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会不会天下大乱？
这不是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天下吗，为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些人对共产党的领导能力为什么那么没有信心，一些人对人民群众为什么那么不相信，一些人对自己的行为为什么那么没有底。为什么言论自由只属于资产阶级。为什么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就不能有言论自由。是害怕资产阶级化，还是怕自己有见不得人的事会暴光。
一些人胡说八道怎么办，不是有党的领导和法律保障吗，难道对党、对法律就那么没有信心？是害怕法律还是怕自己对簿公堂。
难道舆论监督不正是正气得到发扬，邪气得到抑制的最有力的方式吗。
国民党用它的舆论天天骂共产党，共产党不是越来越坚强直到夺取政权吗。怕言论自由，是怕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跟国民党一样怕人民的有效监督。
我坚信有效的舆论监督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强，更加有生命力。领导地位更加巩固，政权更加有力和有效，社会主义制度将更加巩固，国家将更加繁荣富强。
既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制度的积极的东西可以吸取，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中的积极的东西不可以吸取呢？“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协作制”就是吸取西方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产生的东西嘛，为什么就视“言论自由”如洪水猛兽，大逆不道呢。
即使封建制度中也不是绝对没有可以吸取的东西。中国封建社会这么长，一个社会能够运行这么久而不流失，社会经济、人民生活能够运行，这一定有其制度上的保障。对此难道不应研究和吸取吗。
谈到封建社会，皇权至上是真的，但不是皇帝可以为所欲为，为所欲为的皇帝只是腐败王朝的国君，是亡国之时的皇帝，封建社会正常运行时，皇帝是要受到各种力量和制度的制约的。而且这种制约是有制度上的保障的。
中国大一统的封建社会是由秦汉开始的，秦汉时期在朝廷中就有御史大夫一职。御史大夫就是专司监察之责的，他监察一切政治设施的实行。从汉代开始到明代，都设有谏官，如谏议大夫、这中间虽有变化，但一千多年中，谏官的职责主要是专门监察皇帝的。在皇帝身旁专门对皇帝进行谏诤和讽议皇帝言行。这就是他的工作，向皇帝提意见，监督政府工作就是他的任务，如果不向皇帝提意见，不批评皇帝就是失职。他们工作的内容就是拾遗补缺，是专门给皇帝和文武百官挑毛病的，找皇帝的过失的。而且不是一年一次，一月一次，是每天必须进行的工作。而且皇帝还不可以杀言官，因为他们已知道“杀言官是亡国之兆”，这在封建观念上己成定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就是从这一制度中产生的格言。皇帝很烦这些谏宫，谏议史，甚至怕他们，但这已成制度，他也不敢废除。
经过唐、宋、元、明的演变到了清代，皇权虽然一步一步加强，封建道统更加顽固，禁止士人“专折言士”，但是制约皇帝另有力量。这时对皇权制约的有“世袭网替”的八大铁帽子王，遏大政方针，这些亲王、郡王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决定权，甚至有废立皇帝的权力和力量。在下边还是设有督察院的，这是由过去的御史台演变而来的。无论御史台的御史大夫还是监察御史，都有监察政府的权力。
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原因，这其中积极的东西难道不值得吸取吗，不可以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借鉴吗。三青团身份的丁关根、远华大案重要嫌疑人和渎职者贾庆林，在封建社会他们绝对过不了御史大夫和谏议史这一关；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绝对通不过议会审查和舆论监督这一关。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用人的要求是：不一定是最好的，但绝不是最差的、最坏的。
治理国家一定要从制度上多下功夫。这就是老一代革命家一再强调的要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党和国家领导的制度，这是保证国家正常运行，顺利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
汉代萧何不是有什么非凡的才能和惊人的语言，他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留传于世，就因为他为国家制定了重要的规章制度和法律，为后来的一代又一代所遵循，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所谓“萧规曹随”的说法就由此而来。
萧何死去两千年，谁也不知他长的什么模样，也没留下大照片，但至今仍为人们所记，就因为他有这种重要贡献。
江泽民要想对国家有重要贡献，就要在制度的完善上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在历史上留下重要一页，向伟人的阶梯上迈出一步。而不要登什么大照片和强造出理论突出自己。这对国家对他个人都是有害无益的。
一个现代执政的领导人，一个大活人，不能让他与已经逝去的最伟大的领导人有一样的至尊至高的地位，原因很简单：是个活人就会犯错误，何况他也没被定论那么伟大。把他抬的这么高，错了怎么办？谁还敢批评他？干部们只能俯首帖耳、看风使舵、惟命是从、唯唯诺诺，集体领导怎么体现？错误怎么纠正？难道历史的教训还不要汲取吗？这么明摆着的道理还用讲吗？
江泽民重用三青团的丁关根和经济案的嫌疑人、渎职者，为自己树立形象，搞个人崇拜，能给自己增色吗。北京市的党员干部不少人就讲：“用贾庆林讲党风建设，这是对我们的污辱。”中共中央听到这些声音了吗，如果没听到，我在这里告诉你们。错了由我负责。我还要明确地说明：
我所听到和了解到的有如下的人：中央机关和北京市一些退休的老党员、老干部，包括曾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老党员、老干部，现在在职的中共中央党校的一些干部职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人员，公安部、武警部队的干部，政协的干部，北大、清华、北师大的一些教授，一些报纸、杂志社的记者，他们都认为江泽民突出自己，搞个人崇拜是错误的。你们调查如有不实之词，我负全部责任。
难道只有丁关根、贾庆林正确，这些人都对党、对江泽民怀有恶意吗？
在结束这一问题之前，我再简单谈一下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形象和地位问题。
周恩来的形象和地位，本来不是问题，这是有目共睹尽人皆知的。中国老百姓早有定论。它就存在老百姓的心中。但是由于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一些民运派知识分子的鼓噪和西方的一些歧见、以及丁关根之类的人物从中别有用心作手脚，就成了一个议论的问题。因此不能不说一说。
周恩来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到他去世，身处中共中央的要职达50年之久。在党内历经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到毛泽东几个时期。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达26年之久。这种经历和地位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唯一的。在世界政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不管正确与错误他都有份，说周恩来活动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活动史也不为过。中国有一句话：“阵阵落不下穆桂英”，那是一句戏言，但是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阵阵落不下周恩来”倒是真的。建国以后就更突出了。周恩来的形象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就是中国人民的形象。这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共同推出的，世界公认的。
这一选择人民满意世界认可，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的英明，共产党的伟人，中国人民的幸运。周恩来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党的重托和人民的希望，在周恩来去世的时候，人民给以了他最高的评价“周恩来是人民的好总理”。
但是，文化大革命这一灾难的事情产生了，周恩来不但参加了而且是一个领导者，在这一场浩劫中，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迫害，被打倒了，甚至死于非命。今天追究这场浩劫的历史责任，参加者和领导者当然责无旁贷，周恩来也有份，今天一般认为被打倒的就正确，就没有责任，而没被打倒的人难辞其咎。不仅如此，推而广之，周恩来不仅这次不倒，而且在历史上的历次中央斗争中他也安然过关，幸存下来，由此追究到周恩来的人品，似乎一倒全倒、方为世上英雄好汉。李慎之对周恩来并无恶意中伤，对周恩来的评价为“愚忠”，即愚蠢地忠于毛主席，这一论点也得到了一些“民运分子”“自由派”知识分子和部分老干部的赞同，一时颇有市场。在国际上产生了以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的提问。国际上有人借此大做文章。丁关根、贾庆林敢于撤除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像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因此对这一问题给以说明是必要的。
详细说明这一问题，也许会成为一本长篇专著，显然只能简而言之留以备考。
首先从历史说，为什么一批人倒下、下台就一定要所有人下台？只有周恩来也下台，离开中央的岗位才是正确的？为什么所有人只能有一个色彩，一种模式，一种结局？留在中央就一定错了？这种论调太简单化，太形而上学，也太不顾历史事实了。都倒下都换了，那还叫什么中央，那还有中央吗？都倒下都不干，那历史还有什么连续性，中央的事谁去干？谁去收拾烂摊子？那样还会得到全党的信任吗？还会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吗？中央每次都保留下周恩来并给以他重要的职位，就因他在中央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中央的信任，是历史的选择。怎么能这么简单的思维，简单的一概而论，简单的否定呢？
毛泽东曾在党内受到过批判，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受到过压制，这是不对的。但是，这是有历史原因的。这有共产国际的责任，有党的认识水平问题，中央也有责任。毛泽东个人也不是百分之百正确，他也有错误，甚至极为严重的错误。
一条正确道路的选择，一条正确路线的形成，都要有一个客观过程，正确认识对毛泽东来说也不是天生的，对党来说更不是天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必须付出代价，必须有巨大的损失，必须有牺牲，正确的东西才会产生，人们的正确认识才会形成。对党、对毛泽东、对周恩来都是一样。
我认为，当毛泽东清醒的时候，他就是这么看待党的历史的。所以毛泽东批判了党的错误路线，但从未否定过中央的权威。同时，他也从未否定过周恩来在党中央的地位和作用。全党更没否定过这一点。对周恩来的为人毛泽东有肯定的评价，1957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时讲了几个人，其中有周恩来，在对周恩来政治上评述之后，毛泽东肯定地说：“周恩来是一个好人。”毛泽东以这种口气，以一种平常人的心态给一个人以这种评价，在中国共产党内这是唯一的。这是毛泽东极难有的一种评价。这比在政治上讲一千句好话还有力。这也许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始终信任的根本原因。
难道我们比毛泽东还了解中国共产党？比毛泽东还了解中央的斗争？没有的事。不要自封聪明，毛泽东的话可以看成建国以前对周恩来的历史定评，甚至也可以看成文化大革命前历史的定评。
至于说到与周恩来的关系和总理这一位置，毛泽东是非常看重的。在文革以前，可以从1958年南宁会议到成都会议的发展过程看出来。周恩来和陈云认为，此时国家经济已经过热，各方吃紧，对这一势头应予以遏制，提出了防止冒进、注意平衡。当时包括刘少奇在内，党内上层人士绝大多数也持这种看法，支持周恩来、陈云反冒进。
但此时毛泽东另有想法，认为还应加快。这也不奇怪，他在莫斯科的会议上已经把话放出去了“超英赶美”，他当然要快上加快了。
所以南宁会议毛公开点名批评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说：“我就是反‘反冒进的’。”会议一下子紧张起来。党中央的高级人士一下子全部支持毛“反反冒进”，顶多也就是沉默了。
到了成都会议，刘少奇把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分歧上升到“路线斗争”，这时毛泽东警惕了，也冷静了一些，当即明确表态：“我与恩来之间的分歧不是路线斗争，要是路线斗争就该换人了。不能换人。”毛泽东在关键时刻是非常理智的，这种基本态度一直维持到毛泽东的晚年。所以他始终就是一句话：“总理还是总理”，这是他们之间复杂关系的基调。有分歧，但总的关系是相互非常尊重的。这种复杂关系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在这一问题上，以李慎之为代表的愚忠的看法是浅薄的、平庸的、无知的。甚至可以说是愚蠢的。愚蠢的是李慎之，精明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首先说忠于毛主席的问题。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内，谁说过不忠于毛主席了。除了野心家、阴谋家、没有一个人这么想过，这么做过。
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真、陆定一、杨尚昆、李先念、薄一波等等谁也没有反对过毛主席，而且都极忠实于毛主席。
他们只是每人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在治国的方式方法、轻重缓急、侧重点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可能与毛泽东不同，毛泽东就不容了。反毛主席的说法，完全是林彪、四人帮造出来的，邓朴方在极端困难的时候，仍坚持原则立场，对此肯定地说：“这些人怎么会反对主席呢，跟主席一辈子了，怎么会这么做呢。这群老头子对他最忠了。还不是想尽办法让老百姓别挨饿，日子过得好一点，要不怎么向人民交代啊。”我认为邓朴方当时完全说的是实情，就是这么个情况，大家都忠于毛主席，为什么周恩来就不能忠于毛主席。何况周恩来并不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这么做，他不过是有自己的行为方式和表达方式罢了，怎么就是愚蠢之举了。更何况毛泽东明智时是相当厚待善待周恩来的，周总理对主席负责是本份。毛泽东说：“做事论理，私交论情”周恩来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态度？
要说忠于毛主席，我认为邓小平最忠于毛主席，受了那么大的打击和委屈，在毛主席百年之后，在自己手握重权之时，仍对毛主席一如既往。除了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以外，一句过头话都不讲，也不许别人讲，仍充分尊重毛泽东的地位，肯定他的功劳。这不正是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胸怀吗，由此更引起我对邓小平的尊重。邓小平今天尚且如此，为什么毛主席在世时周恩来不能对他充分尊重呢？怎么就是愚忠呢？怎么就非要敲起鼓打起锣唱对台戏呢？
再说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但它又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物”，毛毛小姐认为它的产生有极为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极为复杂的历史原因，这是对的。这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可以认为，这应当也是邓小平的观点。
个人崇拜不就是在诸多历史因素的促使下造成的吗。这不是个人造的，不是毛泽东个人的责任，更不是周恩来个人的责任。党是有责任的，中央是有责任的。只是到了58年，到了“文化大革命”才显出它的严重后果，但已积重难返；
具体到“文化大革命”那不也是全体党员、党中央都赞成的吗，至少我没听到任何一个公开反对进行“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邓小平当时也是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上与毛泽东有不同意见。当时并没有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文化人革命”就成为一个全党支持的运动了。
全体干部都支持“文化大革命”，全体党员都支持“文化大革命”，全国人民都支持“文化大革命”；不仅如此，全体知识分子也都支持。我亲耳听到传达一代宗师文坛泰斗郭沫若在人民大会堂公开支持“文化大革命”，并说要把自己的所有著作都烧掉，还要象戴笃伯一样去扔几个手榴弹嘛。
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这就是历史。
问题是运动一起来就席卷全国，而且愈演愈烈，达到完全失控的局面，这是谁也想不到的。我认为这一点不仅毛泽东、周恩来没想到，刘少奇、邓小平没想到，全党也没想到。
当时停课三个月闹革命，也是临时提出的，中央接受了。其实，毛泽东和中央也就想搞一下宣传，造一下声势，几个月过去了，谁也想不到一下竟达十年之久。
这是由于建国以后，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冲突造成的，是由于极左政策造成的，是由于历次运动造成的。是一次各种冲突的总爆发，是理论上、实践上的总冲突，是野心家、阴谋家的一次大暴露，是极左势力的一次大施威。也是人们第一次真正的大抵制、大反抗，社会因此呈现了大动乱的局面，一场浩劫就这么产生了。
抓人、打人、抄家、游街示众、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的事情大范围发生了。外人和后人难以置信，当时也许在正式的监狱中倒更安全些，日子好过些。
由于毛泽东个人极左的思潮和路线，这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占据主导地位，因为有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说一不二，林彪又握有绝对优势的军权，掌握全国的舆论工具，下边极左势力遍及全国各地、各单位，斗争的艰苦和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这时周恩来的政府已经给搞得剩不下几个人了，可生产还要抓，否则人民吃什么？国防建设、原子弹、卫星还要搞，否则敌人打进来怎么办？外交还要进行，否则还是人民共和国吗？运动也要过问，毛泽东还让周恩来抓；林彪、四人帮还在煽，全国各地全都分成两派在打，从中南海到海角天涯都是这样。又不能去压，这是毛主席发动的，又都是人民，是人民内部斗争，可又打得热火朝天，真刀真枪什么都上了。
这时不仅中南海，刘少奇所在的支部都面对面批刘少奇，毛泽东不支持谁敢这么做？周恩来只能制止一处又一处武斗，而不能制止运动。而武斗和运动又连在一起，分也分不开，扯也扯不断，实际也制止不了。这种达10亿人、千千万万的单位和部门介入造成的混乱，复杂难办，真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如果不是发生了亲眼见到，亲身经历过，是谁也想不到的。
记得当时北大西语系教师就说过：“总理也真够累的，到处救火，救也救不过来，不知他还睡觉不睡觉。”
全国、全党都这么办，这时周恩来怎么办？他又能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