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炮打江泽民丁关根——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2 由 樊立勤 于 September 07, 2002 11:44:15: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
以上引文均出自《邓小平文选》“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3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然后公之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也就是说，这是党的决议，是“改革开放”时期的纲领性文件，是全党的行为准则。是人民监督党的理论依据。
老革命家、政治家陈云对这一问题也有明确的指示。
除云同志在指导撰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
“（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凌驾于党之上，一意孤行，打击同他意见不同的人。（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怀，那么局面会不会有所不同，应该作为一个党中央集体，把自己的责任担当起来，在斗争时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不可能。（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
陈云同志还说：“要认真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不是坏事，可以使大家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合理一些。一个人讲了算，一言堂，一边倒不好。”
关于接班人的问题，陈云同志的指示更明确：“一个人接班不行，要搞集体接班。比如，搞10个人，跨了一半，还有5个。书记处工作要实行一人一票制。”
陈云同志要对党内的吹捧之风给予严厉批评和警告。
陈云同志说：“抓纲治国首先要治党，要特别注意两点：第一：要对抬轿子、吹喇叭和逆风袭来时随风倒的人保持警惕。这样的人都不是实事求是的人。第二：要认真做到毛主席历来倡导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冕”。这样有助于防止不正之风的横行。有了由高度民主而来的高度集中，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 面才能出现。”
陈云的话，真是字字中的，句句真言。这里的每一句话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应该认真汲取。
另一位老革命家李维汉同志对总结历史上的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根源也极为重视，他也同样认为，文化革命错误的产生与个人崇拜有直接关系，而个人崇拜就是由于中国有封建主义的社会基础，因而他极为重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
李维汉同志说：“‘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对他的成因非搞清楚不可，中国共产党有这个历史责任，对此做出科学的分析，提出科学的答案。只要病源真正搞清楚了，多么厉害的病也不难治。否则不能确保‘文化大革命’不再发生。这一点如果我们党不搞得一清二楚，我的心无论如何放不下。对党的事业和后代子孙都交代不过去。”
“由于我们老是在打仗，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来不及对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传统习惯进行清除，这样，封建主义思想遗毒就成为一种传统力量被带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在文化革命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毛泽东对我国封建主义传统的严重性是认识不足的。在毛泽东的著作中，个别地方虽然提到过反封建主义思想的问题，但他没有意识到要同封建主义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然而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宰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长达几千年，封建遗毒的危害和影响比教条主义其深度和广度不知道要大多少倍。”
李维汉同志的这些思想极为重要，对当今社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根源的见解也极为精辟，对封建主义的批判非常准确和及时，而且有现实的意义。值得认真领会、学习和探讨。
应该说，陈云、李维汉同志不仅当年功劳卓著，而且经历丰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很完备。因而对社会对革命的认识极为透彻、准确。可以认为他们的这些言论和认识不但是国家和革命的宝贵财富，而且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高度重视，认真汲取和领会。
实际上，邓小平同志正是根据李维汉同志的建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出反封建主义一节的。李维汉同志听后说：“邓小平同志的报告补了很好的一课，我感到非常高兴。”
这一代老革命家可贵也极可爱之处，在于他们不怕承担责任。讲错误、讲问题也把自己摆进去。
李维汉同志说，“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以至走到了反面。但这是怎么发展来的，过去毛主席不是这样的。我说这个‘神’是大家造出来的。”“我说有我在里头（造神）；我问过许多人，都说有他们在里头。邓小平插话说：“也有我在里头。”李维汉说：“现在看来，不是一两个人在里头，而是有一个社会基础。包括党内党外的基础。”看了这样的谈话，不但不会损害这些人光辉而高大的形象，反倒让我由衷地对这一代老革命家表示敬佩和推崇。真是一代伟人。
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到董必武同志。董必武同志是被毛泽东同志称为“国之大老”的革命家。“大老”一词，典出《四书》，大老即是一国中最有资历、最有威望、最有地位、最有发言权的国家元老的特称。董必武同志也真是当之无愧。因为他不但是党的创始人，党的缔造者之一，而且是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中共一大的十二人代表之一。真是老资格。老的不能再老了。如果论资排辈，在中国共产党内，可以见人高一头，“礼绝百卿”也。
面对中国的造神运动和大搞个人崇拜之风，妖魔肆虐，群魔乱舞，董老什么态度？他认为症结何在呢？
这时董老在家中时常题写的就是三个字：群言堂。无论谁请他题字，他就题这三个字。1974年4月，他题赠给谷牧的是这三个字，题赠给王震的是这三个字；同年7月，题给远在甘肃的侄女婿的还是这三个字；12月给中共佛山地委的仍是这三个字。叶君健等人所著文章对董老这一题字所表达的含义做出的评价是：“这三个字里，是一位老革命家对奸佞小人的愤恨，对发扬民主、广开言路的优良革命传统的呼唤。”说的完全正确。
综合邓小平、陈云、李维汉的论述和董必武的态度，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老一辈革命家高度重视个人崇拜问题，个人崇拜将给党和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历史的教训必须记取。全党全国必须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2：制止个人崇拜，必须在它的始发之期，一旦成规模、成气候，想要阻止将为时已晚。
3：造成个人崇拜，最高领导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他人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4：一切官小和奸佞之徒，将借个人崇拜造势之机投最高领导人所好，获得地位和权力。他们滥用这一权力实现自己的日的，将祸及全国。
5：个人崇拜产生有制度上的原因和历史原因。因而不断完善国家制度，特别是干部制度就是一项重要而长期的任务。
6：产生个人崇拜在中国是有社会基础的。这就是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封建主义在中国根深蒂固，铲除个人崇拜要与铲除封建主义观念联系起来。
7：由个人崇拜导致的动乱在中国仍会发生。决不能对此掉以轻心。
个人崇拜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因此如何对待这一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必须关注的事情。必须正视这一问题造成后果的严重性，决不能听之任之。个人崇拜造成“一言堂”，“一言堂”造成坚持错误，扶持加强邪恶势力，打击党内外正确意见，并且横加迫害和摧残。对国家人民和党造成了严重后果。正因为这样，老一辈革命家才如此倾注了大量心血，采取了各种措施进行防范，避免历史的悲剧在中国重演。给子孙后代给党造成危害和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让许多善良人料想不及的是，就在这些决议墨迹未干，痛定思痛语重心长的话音犹在耳，锥心泣血之泪仍在流，切肤之痛的伤疤尚在之时，又有人搞起了个人崇拜，这真是发人深省和痛心的。
无庸讳言，这就是当今现实社会对江泽民的个人崇拜。这是值得密切注意的大问题。
丁关根所控制的中宣部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
江泽民本人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是陈云、彭真、李先念、杨尚昆、李维汉、胡耀邦、特别是邓小平等人相继谢世以后的事情。
邓小平、陈云等人如果健在，我谅谁也不敢这么做。这是江泽民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结果。应该说这是老一辈革命家预料之中的，但是来的这么快，这么猛还是令人始料不及的。
哪些东西属于个人崇拜呢？
20世纪的1999年10月1日，天安门游行抬出江泽民的画像与毛泽东、邓小平的画像同引齐行，让亿万人顶礼膜拜。
此后的一切纪念活动和大型演出，以及中央电视台和报纸，把江泽民与毛泽东、邓小平总是并列一起，甚至超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镜头。
把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说法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相提并论，甚至超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地位，独一突出“三个代表”。突出“三个代表”实际就是为了突出江泽民个人。
“三个代表”的三句话实际上已超出林彪所说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宣传。现在给人的印象，三个代表的三句话可以代表一切。代表马克思主义、代表毛泽东思想、代表邓小平理论，不是“一句顶一万句”，而是一句顶邓小平的一万句。顶毛泽东的十万句，顶马列主义的一百万句，顶老百姓的一百万万句。
以中宣部为首的带头不抓任何具体问题，一切活动只为验证三个代表而进行，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全是“三个代表”，以至听者早已不知云者所云，只知道“三个代表”——江泽民，江泽民——“三个代表”。这与“拨乱反正”，打开“改革开放”的局面时的宣传完全不同，而是又恢复到动乱时间的吼叫式宣传。人们早忘了说的内容，那时只听到“路线、路线”“阶级、阶级”现在是张嘴就是“三个代表”“三个代表”，字面虽然不同，效果完全一样，对人民的威慑说教是一样的，人民的厌烦是一样的。
江泽民同志超出毛泽东，更超出邓小平，一身三职：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权力的集中是史无前例的。这就使一切人均听命于江泽民一人，服从于江泽民一人，拜倒于江泽民一人之下，这就更助长了个人崇拜。
江泽民在任军委主席独撑局面之后，一次任命政治干部为上将超过所命人数一半以上，这在中国建军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就为扩大对个人的宣传准备了人员，也准备了条件。一种所谓“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局面渐渐形成。
下边搞个人崇拜的势力渐渐形成气候，丁关根、贾庆林、余永波、和上海的黄菊是在此推波助澜的代表人物。
黄菊竟把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吹捧为“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一些人按着这个调，在北京、在各地大肆宣传，进行渲染。
一些人如丁关根、贾庆林、余永波，借宣传“三个代表”掩盖自己的错误，讨好江泽民，以使自己平安过关和提升，同时对不同意的人进行压制、打击和威胁。有16位老同志因对江泽民讲话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遭到极为无礼和粗暴的对待，由于压力过大，不少人身心受到摧残，其中两个在压力之下死去了。虽属正常死亡，但知情人断言：“如果没有这种压力和威胁决不会死。他们这种做法气也会气死人。”北京市和全国都有强迫老干部、老革命对江泽民提出的“七种人入党”进行表态的事，一次不行又一次。
为什么说江泽民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因为这一切就发生在他的眼前：
游行照片是经过他批准的，他也见到的，此后在他面前屡次上演，而且愈演愈烈的。他从未加以制止过。这是一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结果。而且这么带头搞的人，即使有天大的错误和问题，也得到江泽民的保护信任和重用。丁关根、贾庆林、余永波不就是这样吗，黄菊不是吹得高，他被提拔的也高吗。
江泽民自己提出“三个代表”的说法，然后又自己把“三个代表”称为“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先不说这一提法对错，就这一作法本身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发展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不是典型的自吹自擂，自封自赏吗，这给全党全国人民树立了一个什么形象，毛泽东号召全党要“谦虚谨慎、戒焦戒燥”，江泽民的这一做法符合毛泽东说的哪一条？这不是把自己的话抬高到“神圣”、“惟我独尊”的地位吗，即使中国共产党、中国军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公认的绝对领袖毛泽东在世时，他也从来没对自己讲的话这么高抬，高举，不顾起码的做人准则和道德标准。
这是权令智昏、利令智昏，这样提置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于何地？这样提置毛泽东“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准则于何地。
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对中国革命的功劳是举世皆知的，毛泽东的威望威信是全党、全中国人民、全世界所公认的，是谁也否定不了的。老革命家彭真说，毛主席的威信如一座喜玛拉雅山，这是很恰当的比喻。但是毛从不会自吹自擂。客观地讲，对他的“个人崇拜”在建国之前和建国之后，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是有相当的责任的。而这时的毛泽东是相当谨慎、务实和谦虚的。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中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还写道：“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之知。”
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听了黄炎培关于国家兴亡“周期律”的见解后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