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炮打江泽民丁关根——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1 由 樊立勤 于 September 07, 2002 11:41:23:
二、个人崇拜问题
个人崇拜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当然也就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原则问题。
这个问题无论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和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之后，党中央的创始人和革命元老们都极为重视，认为这是有关党的建设和发展、有关民主生活、有关党的政策制定贯彻执行、从而是有关党的生命和革命胜利的重大问题。
搞个人崇拜，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多次给共产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造成极大危害。甚至达到危险、断送革命前途和成果的地步。陈独秀、王明、张国焘都有这种恶劣的行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了一次次血的教训的记录。
这个问题在建国以后也一直被老一辈革命家所注意，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引起全党、全国人民的足够重视。因而也就没有很好地进行解决。实际是完全没有解决。并且以空前的规模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以极反常的形势恶性发展了，以至达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就是从1958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大动乱的一段令人痛心的历史。
十年动乱的教训太惨痛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包括它的许多创始人、革命元老、开国元勋、建国功臣、战斗英雄和他们的优秀子弟都受到了打击、制裁、摧残、迫害，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和有贡献的科技工作者，遭到了骇人听闻的迫害。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制度、政策和国家的各种机构、法律遭到全面的破坏，甚至保障社会制度和人民安定生活的公、检、法也被彻底砸烂。社会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一片混乱，人民的社会生活和日常工作都无法正常进行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前途、国家的各项事业都被耽误了。科学、技术、文化处于停滞或倒退的状态，全国经济面临全面大崩溃的边缘。
以林彪和“四人帮”为代表的一伙野心家的阴谋几乎得逞，几乎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上台将建立法西斯的残暴统治，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将遭到更大的迫害和致命的打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这是何等荒唐的事，又是何等惨痛的教训。
这当然是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但是使这一切错误不断恶性发展、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广大人民、广大党员干部，包括为党和国家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的元勋都无能为力，只好甘受其苦，甘受其累的原因，就是把个人凌驾于党，凌驾于人民之上的个人崇拜。
所以对这个问题给以足够的重视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应该的。特别是在掌权之后更应警钟长鸣，给以高度重视。因为这时更容易搞个人崇拜。最高领导人有条件搞，下边的一些人乐意搞，他们为了自己的地位和集团利益都积极这么做。这样的事情在共运史上和世界史上都是大有先例的。斯大林、赫鲁晓夫、金日成、齐奥塞斯库、蒋介石、希特勒、萨达姆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都给国家造成严重后果，造成极大的悲剧。
个人崇拜的特点是：把个人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凌驾于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之上，凌驾于政府和各种舆论机构之上，造成唯我独尊的地位。搞个人崇拜都是通过控制舆论宣传，把个人的形象肆意夸大、肆意美化以至达到神话的地步；搞个人崇拜的人都是认为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思想最正确，自己的话就是党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自己就是党和人民最高的唯一的代表；自己的意志就是命令，就是法律，就是“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
搞个人崇拜的结果是什么呢？
“一言堂”。最高领导人个人说了算，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对于不同意见不是定性为反动，就是定性为错误“别有用心”，然后给以打击和摧残。轻则降级、批判、批斗、隔离、监视；重则罢官、投入监狱、甚至迫害致死、家破人亡，人民三缄其口深怕大祸临头；而追随搞个人崇拜的人，则受到肆无忌惮的表彰、嘉奖、升迁、加官进爵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样追随的人，吹喇叭抬轿子的人越来越多，敢讲话的人越来越少，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摧残和伤害，人的素质不断降低，人民的制约力量越来越弱，党日益增加了腐化成分，失去了积极上进的力量，失去了核心作用，减少了凝聚力，减低了战斗力。个人崇拜搞起来是很容易的，在最高领导人支持、默许、纵容之下，几个人一煽就可成气候，而遏止住却是很难的。即使元老们也难于张口无能为力。
中国是一党为主多党协作制，全国在党领导下的“舆论一律”，这就更容易搞个人崇拜，在信息手段极端发达的今天，只要电视台、电台、报纸一登，一夜之间就可“成气候、成规模、上水平、上档次”风靡全国。人民、党和各级干部不在权力中心，不控制舆论就只有干瞪眼，张口结舌不知从何下手。
所以，要制止个人崇拜就必须在它刚一发生、没有造成危害之前才能有效。才能避免给党和国家、人民造成更大的、无可估量的损失。否则一旦造成不可逆转之势，一切都悔之晚矣。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党、军队和人民共和国的领导核心是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它是由中国当时最有知识、最有阅历、最有理想有抱负的志同道合的同志组成的班子。他们不但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自己，而且从中国古代和世界的文化典籍中吸收了大量的、有益的知识和教训，他们又都有自己的丰富的实践经验。正是这样一个出色、优秀的领导核心，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和战争的胜利。在取得革命胜利的同时，他们及时地、高瞻远瞩地预见了中国的未来。对中国共产党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时地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警告。正是在这些优秀人物和卓越思想的指导之下，巩固了政权，顺利地医治好战争创伤。建设了自己的国家。
在这一时期，在革命胜利前对个人崇拜保持警惕，防止它可能给全党造成危害，在党内是有认识的。其中头脑最清醒、最有预见的是周恩来。他多次以各种方式向全党发出警告，抵制突出个人的做法。这些都写在他的著作中。1944年发表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6年发表的《为庆贺朱总司令的祝寿词》更是以另外一种强调不同人，不同贡献的方式否定了对一个人的崇拜，以此来增加党内制约最高领导人的力量。周恩来是深通中国历史的，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更有精深的了解和认识。根据这种认识，他多次向全党以温和、开导的方式发出警告，但是由于全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特别是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是刘少奇对毛泽东的论断已成为独家理论。周恩来的声音就显得极为微弱而不被重视了。加上建国以后只印毛泽东的著作，或只印刘少奇、林彪高抬毛泽东的著作，周恩来的论述就更不为人所知了，也就不起任何作用。历史渐行渐远，毛泽东与其他人的差距也就越拉越长。一个“孤家寡人”的地位逐渐形成了。
应该说这不是毛泽东的初衷和本意，毛泽东也曾对此保持警惕，党的高级领导人也渐渐注意这一点，到了1958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之下，邓小平、彭德怀果敢、主动地对突出个人的“个人崇拜”问题采取了行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人物决心遏制“个人崇拜”，健全党的政治生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调动全党的积极性，领导人民夺取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
但是所有人都估计不足的是：全党、全国人民头脑仍然极度发热，毛泽东的神圣地位已经深固不摇；封建观念、尊崇皇帝的意识根深蒂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仍是中国无声信奉的最高哲学。大量农民和小市民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人思想简单、狭隘、知识贫乏、加之简单的报恩意识和根深蒂固的皇权观念，最易接受个人崇拜，何况对使他们受益的毛泽东的崇拜更是顺理成章了。一些领导人其中不少是有个人目的的野心家，看到毛泽东的权力和一言九鼎的力量，知道高抬毛泽东对自己的益处，所以就更拼命叫喊了；毛泽东这时已习惯并接受和推崇一言堂，对不同意见进行了残酷打击，知识分子沉默了，党内沉默了，党的高级干部沉默了，一个“个人崇拜”的不可逆转的形势形成了。
上海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产生了许多优秀人物，也在这里留下了光辉业绩。但是这里也是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统治和影响最久、最深的城市，殖民地、半殖民地色彩最浓，旧社会的意识表现得最为强烈。个人崇拜这种旧意识的产物在上海的表现就是这样。
就是上海率先搞起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
新中国成立之后，上海以柯庆施和张春桥为代表的势力又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新的高潮。就是这个柯庆施，以华东协作区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身份在1958年3月公开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说这是“正确的个人崇拜”，这时的柯庆施、康生、张春桥在煽起“个人崇拜”之风时，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毛泽东本人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与他的支持、鼓励、纵容或默许是分不开的。
因为也是在1958年3月，毛泽东说：“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作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毛泽东在这里等于公开否定了自己曾经支持的、八大制定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方针政策。
毛泽东把人民和广大党员对科学真理的追求与对创建这一学说的个人的尊敬混为一谈，抹杀了真理的客观性和掌握与应用这一理论的主观随意性之间的差别。这也就等于否定了科学真理是在实践中、在斗争中、在对客观世界的探索中被发现被证实的，是事物发展的过程。这也就为最高领导人——当时主要是毛泽东自己，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宣布为客观真理打开了方便之门。实际上等于宣布自己是真理的化身。
实际上一个人不管思想多么正确，也不能把他的思想等同于客观真理；一个人一时一事正确，不等于永远正确，更不等于每一句话都正确。
实际上一个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而客观世界是无穷的、是千变万化的。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把握事物的方方面面，所以错误是在所难免的，而当他一意孤行，又不允许指正他的错误时，日积月累，更大的错误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一定会发生的。并将越来越严重。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不会完全看不到这一点，但是，限于毛泽东的地位和权威，由于全党全国人民山呼海啸般的追随，也就不好多说了。实际上等于赞同毛泽东的论断。个人崇拜也就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了。
个人崇拜有两个严重后果：一是正确的意见受到压制，错误的东西恶性发展，社会实情完全被掩盖；另一个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人、敢讲话的人受压制、打击、排挤、迫害，而追随搞个人崇拜的人、讲假话、掩盖错误甚至行为恶劣充满劣迹的人得到升迁、重用、因为最高领导人可以应用手中的权力做到这一点。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权力和利益使这一切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了十年之久的动乱，几乎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一切一直到毛泽东死后，1978年11届三中全会才得到遏止并纠正。
这是何等巨大的代价，多么危险的形势啊。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否定“个人崇拜”是重要的内容之一，这是完全正确的。
鉴于这一惨痛教训和给党、国家、人民造成的危害，老一辈革命家对这一问题极为重视，他们不但对个人崇拜进行了批判和否定，而且认真进行了总结。从历史、社会和党以及国家制度等各方面查找了原因。以此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希望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应该说，当时的态度是认真负责的，他们总结的经验教训也是有益的，至今也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请看老一辈革命家对此的论述：
邓小平说：“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已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不利于扫除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我们的组织原则中有一条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谈的是对于上级的决定、指示、下级必须执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对上级也不应当阿谀奉承，无原则的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重大问题一定要由集体讨论后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
“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手里，多数办事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各国党的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
“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使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沉重的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危害。”
“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