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
昨天是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的65周年。作者以中国战略家李家泉最近对蒋介石名言“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的肯定为出发点，讨论蒋介石的历史地位。
作者还就法国学者的“（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对中国而言，早了两年，对日本而言，晚了两年”论断，讨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是否使用于今天的台海局势。
1935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纪念，中国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阎锡山从太原南下出席，以行动表示反对华北特殊化。两广籍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也北上参加，亦以行动表示维护全国统一、全党团结的决心。
同年11月19日，蒋介石出席大会，发表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提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以后这句话便经常被引用，特别是用来“说明”或者“证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67年之后，这句话还在发挥其作用：2002年8月10日，《联合早报》驻北京特派员周锐鹏先生报道：已经退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前所长李家泉，“昨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安排的记者会上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两句话用在现在很恰当：‘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绝不轻言牺牲’。”
笔者与李先生素昧平生，只记得1996年和2000年两次台海局势紧张、台独浪潮汹涌之际，他都出现在两岸的电视节目上，谈话内容基本上是老生常谈，少有新意，很令一些对大陆“台湾问题专家”们寄予厚望的台湾统派惆怅忧郁。
想不到李先生在荣休之后，竟能对李登辉、陈水扁集团的新动向，以及北京的对策，作出十分中肯的论断，实在难能可贵，也许代表目前大陆的一种新气象。
中共对蒋介石的“定性”
李先生说：“这两句话符合江泽民主席一再强调的‘以最大的诚意追求两岸的和平统一’，同时也是“最大的决心来粉碎任何想分裂祖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企图”。换言之，1935年的蒋介石绝对不是“投降主义”，而是一位有为有守的坚定民族主义者。
事实上，据出身中国军人家庭的朋友介绍，中共早已在内部将蒋介石“定性”为“民族主义者”，可为李先生的话作有力的注脚，而后者引用蒋介石的发言，也不应该让人感到意外。
不错，中共宣传家们曾经把国民党、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渲染成历史污点。但是，宣传归宣传，史实归史实，到了今天，信口开河的宣传家是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蒋介石到底是不是“投降主义”？他实行的是不是“不抵抗政策”？具体而言，从1927年国民党定都南京，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蒋介石有没有抗日的准备和决心？笔者认为答案证据十分充分，不妨举出无可置疑的几件历史大事为例：
其一，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命令中国首批德械装备的第87师（原第一模范师）和第88师组成第五军参战，另外剩下的唯一德械装备师404师急赴汉口包围日租界，作出全面对抗的准备。第五军的赫赫战绩，马上令《字林西报》和其他西方传媒评论中国将成为军事强国的前景。中日战争史权威威尔逊（Dick Wilson）也认为“淞沪抗战”是中国实质上的军事胜利。
其二，中国大力支援朝鲜复国。在中国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受到中国直接资助和保护。1932年直接策划朝鲜义士尹奉吉炸死炸伤日本在沪最高军政大员后，临时政府首脑金九，全靠中国军警的全面保护才逃脱日本的报复。
继续影响东亚地缘政治的历史资本
事后蒋介石在南京密会金九，指出暗杀并非长策，从此中国开始大批训练包括飞行员在内的朝鲜军事干部。这些举动不仅在当时有重要效果，今天竟然成为北京对韩外交的历史资本，继续影响未来的东亚地缘政治。
其三，建军备战。从1932年淞沪战争结束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的德械部队从3万激增至8万。按照当时的军备发展速度，这数字可望在两三年内达到20万以上。
根据八·一三“京沪抗战”功亏一篑的结局，以及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的战绩推算，20万德械部队至少可以确保“京沪杭”地区。这也使得不少有识之士到今天还深信当日蒋介石应该设法拖延时间，如果全面抗战拖到1939年才爆发，中国可望及早独力击败日本。
其四，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是八年抗日战争的开端。由于种种原因，今天绝大部分人并不注意到八·一三是蒋介石下令后中国采取的主动。
德国顾问团领导、总顾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将军的传记和其他资料，都清楚表明蒋介石选择上海为与日本军事摊牌的地点。当时英国从上海发出的情报报告以及日裔学者入江昭在《剑桥中国史》，都明确说明日方对中国的进攻措手不及。
蒋介石作为中国伟大的民族主义者的历史地位，既然无可质疑，人们今天要研究的，是“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这句话，在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是否过早地放弃？
依笔者之见，蒋介石当时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之后，日本企图吞并华北五省之时，基本上没有政治回旋空间，在上海主动出击是历史的必然，可以说是义无反顾之事。
但是不可不注意到，法国学者让·爱斯卡拉（Jean Escarra）在《日本的体面和平》（L’Honorable paix japonaise）一书第8页指出：“（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对中国而言，早了两年，对日本而言，晚了两年。”
原来让·爱斯卡拉的结论是：如果1937年的中日全面战争延缓两年爆发，中国将会有能力独力击败日本的进攻！（这里的感叹号是笔者所加）。威尔逊在研究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时，也特地在总结性的结语中引用了爱斯卡拉的这一结论。
对蒋介石的评价影响中国命运
因此可见，“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这句话，如果如实反映北京今日对台政策，那么中国1937年发动上海抗战是否过早？同时日本发动进攻、蚕食华北五省，是否己经错过了稍纵即逝的机会？这都是极为关键的问题，意义超出历史学术研究，而其答案对今后台海局面更是息息相关，相信不少读者都希望听取李家泉先生等权威专家的意见。
虽然北京重新评定蒋介石的历史地位，早已进行，对蒋氏历史作用的全面肯定，将会对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命运以及整个亚洲的未来前途，产生关键的影响。
笔者认为，蒋介石政府在抗战前“十年建国”时期“统一政令、统一军令”的成就，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维护中国统一的最重要两个里程碑，即青海、西康分别建省，也应该在历史课本中大书特书。
更重要的当务之急，是逐步恢复蒋介石的正面历史形像和荣誉。这是抵制李登辉、陈水扁等人影响的终南捷径。台独政权的生存，最终要靠台湾军队维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本事实。北京应该迅速、坚决为蒋介石彻底恢复历史名誉，以期对台湾军队产生难以估量的精神冲击。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