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13号）有篇报道《无业游民“双规”副镇长》（见当日《深圳商报》，地址：http://www2.sznews.com/readnews.asp?id=295840）（或另一个内容大同小异的版本《副镇长被骗子“双规”》，见当日深圳《晶报》，地址：http://www.7cworld.com/gb/content/2002-08/13/content_1216927.htm），笔者读后觉得，该文可勉强列入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或《拍案惊奇》了。
一
首先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那位副镇长的法制观念竟这般的差。
《无业游民“双规”副镇长》一文介绍说，“ 2001年11月22日晚，一辆疾驶的警车戛然停在河南省淅川县某镇政府办公楼下，车上下来3人一起走向副镇长梁科的办公室。中年男子自称是南阳市检察院侦查处处长宋军，中年女子自称是南阳市纪检委的办案人员。宋军出示证件后说：‘有件案子牵涉到你，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调查。’”
一个词汇“证件”令我产生了疑窦。因为，“证件”一般的解释是“证明身份、经历等的文件”，这是一个专门针对人而非针对事的词汇。对于“南阳市检察院侦查处处长宋军”来说，“出示证件”的含义，无疑表明的是他出示的是表明他“南阳市检察院侦查处处长”身份的证明文件，而不是表示他出示的是足以解释他所前来执行的公务的证明文件。这也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语法习惯，如果当时出示的是足以解释他前来执行的公务的证明文件，那出示的应该是逮捕证、拘留证、传唤证或类似证件，而不是以含糊不清的“证件”一笔带过的。下文还有这么个与之前后呼应的细节：
“接着，记者采访了此案主犯刘子金。‘你所携带的检察官证件是哪里来的？’‘我花1000元钱在郑州办的假证件。’”
文中没有提到化名“宋军”的刘子金还携带了逮捕证、拘留证或传唤证，甚至连个“等”都没有。也就是说，当时这个“侦查处处长”出示的“证件”就只有“检察官证件”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三位“检察干部”在“执行”“双规”副镇长的“公务”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穿着制服呢？文中没有提到，但对其他所用的道具——警车和手铐都有不止一次的提及。如文章开头处提到过的警车、证件和手铐，在文章后头都有再次提到——三人落网后，记者除了问及刚才所携带证件的来路外，还问“警车、手铐呢？”得到的回答是：“警车是借用镇平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手铐是从镇平县一个派出所借来的。”但通篇就是没有提到是否穿了检察机关的制服。而如果当时三人如果穿了制服的话，那既然提到了警车、证件和手铐，那同样属于执法机关专用的制服，自然是不应该有任何理由被省略的——即使从纯粹的新闻价值来说，也不可能会这么“大意”地被忽略。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解读成他们“执行公务”的当时，并没有穿着检察院的“制服”。
那么就非常奇怪了——这连制服都没有穿的“侦查处处长”一行，只向副镇长出示一下“检察官证件”，就成功地将副镇长从办公室带到南阳市去“双规”了，而这名副镇长在被“双规”期间竟一直未察觉有何异常之处，直到交了八万“保释金”被“释放”后才开始“觉得纳闷”，真是令人感到其法制观念淡薄到什么地步了。
二
然则这位倒楣的副镇长糊涂的表现，仅仅是由于法制观念淡薄那么简单、轻巧吗？我看不。
到了今天这个普及法律知识、倡导法制观念已经取得相当成果的时代，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城镇居民，突如其来地面对着几个自称来自公安局或检察院但又没穿相关制服的人，只将警察证或检察官证在面前晃了一下就要将自己带走的情况，若确实是没做什么亏心事的，即使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慌乱，但连要求其出示执行公务的证明文件过过目这么简单的自保措施都会忘到九宵云外的，恐怕也不会太多吧？但令我们不好解释的是，我们这位本应见过一些大场面的副镇长，却非常不幸不在此行列中。
出现这种怪异的情况，看来我们只好拓宽思路了——要么，就是这个地方的官僚行事方式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包括执法人员在内的公职人员不按程序办事是家常便饭，副镇长也已经见惯不怪，习以为常，甚至身体力行了（《副镇长被骗子“双规”》一文中就提到了一个类似行为的细节——在主犯被抓的时候，这位副镇长竟将在被“双规”期间写下的“交代材料”给“抢”走了）；要么，就是副镇长这段时间已经吓得六神无主、魂不附体，脑袋一片空白了。——当然，无论哪种情况，都说明这位副镇长确实大有问题。
三
也许两种情况的成份都有吧？
第二种情况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连文章里都有其“吓得直哆嗦”的形象描写哩！而且，他还不仅仅是害怕这些来查他问题的“检察官”，还在害怕自己的问题被抖了出去。否则，在主犯被抓这么大快副镇长心的时候，副镇长也不至于狗急跳墙似地将在被“双规”期间写下的“交代材料”给抢走了——本来，这些“交代材料”完全可以被理解成是在恐惧状态下为了蒙混过关而胡诌瞎编的东西，在法庭上根本不足以作为有效证据的，副镇长完全可以大大方方任其上交就是了；但副镇长这么画蛇添足的一抢，却令大家对这份“交代材料”的内容平添了浓厚的兴趣，副镇长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即使是后来有纪检委的“没有发现大的问题，有些小问题”或反贪局的“我们也调查过，梁科的问题不大。不像其‘交代材料’所说的那么厉害，‘交代材料’是被迫写的。”（均见《副镇长被骗子“双规”》）的保驾护航，看来也绝不足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的。
至于第一种情况，那也是毫无疑问的。比如，文章中有这样的火爆场面：“梁起初不承认有问题，他们扇了梁科几耳光，……”显然，那个冒牌的“侦察处处长”肯定了解到如果包括执法人员在内的公职人员平常不是按法律和正常程序办事的，否则，他们如此“反常”的举动，非但难以起着吓住副镇长的效果，更有由于这种讯问手段根本不合法而令副镇长大起疑心之虞。而副镇长显然也没有因为这种讯问手段根本不合法而对几位“检察官”起疑心，反而被唬住了——“梁科吓得直哆嗦，被迫写出十几页的‘交代材料’。”也就是说，副镇长的潜意识里是认可这种讯问手段的，而且这种认可还是一向的、一贯的，只不过在平时对这种讯问手段的认可，是在被讯问的对象不是自己（甚至采用这种讯问手段讯问别人的恰恰是副镇长自己）的情况下，而那一天被讯问的对象忽然变成了副镇长自己而已。
往深处看，就是当事这两方都将取得话语权的手段定位于权势和暴力之上，而非法律、程序与道理。如，刘子金在选择冒牌哪一级的检察官时，并不选择比镇级只高一个级别的县级，而是选择了高了两个级别的市级，以求能在第一回合就镇住副镇长这头猎物，而不去考虑是否有越级办案之嫌。而这两个级别的等级、权势的落差，果然一下子就把副镇长给镇住了，这不正是在官本位观念中浸淫已久的症状嘛。
四
一个人若能够提拔到副镇长的位置，总应该算得上是“久历官场”了吧。而从久历官场的这位副镇长面对这场“双规”闹剧时的表现来看，还有几个问号是要打出来的。不妨假设一回，如果那三人并非假冒的话，那么：由市一级的检察院去“双规”一个副镇长是否算得上“越级办案”；宣布“双规”的时候需不需要穿着一定的制服、出示必要的执行证明文件、履行一定的执行程序；这个“规定的地点”又怎么总多设在宾馆、招待所里头；纪委的“双规”和公安机关的传唤、拘留、逮捕、审讯，官僚们更害怕的是哪一个；……等等。
最后，我忍不住还想问上几句的就是，这由镇长大人亲自交过去的八万“保释金”，到底挪用是什么款？结合“中学生杀人反腐”案例（见8月8日《南方周末》，地址：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20808/xw/shxw/200208080576.asp），再这样下去，这种“作案不忘反腐”或“为反腐而作案”的犯罪模式，会成为社会普遍现象吗？还有，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万一哪天犯了官非，又能不能够指望享受得到这种可以在指定的宾馆、招待所里交待问题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