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制报:这个案子判得蹊跷
——同一审判庭 同一法官 同一案件 同一发文号 两份截然不同的裁定
2002年7月2日，陈佳才、曾炳林、李钢等31人向有关部门投诉称：“杨思达、高三阳因犯诈骗罪被一审法院判处重刑。两犯不服上诉至广西梧州市中院，没想到中院法官颠倒黑白、徇情枉法，‘狸猫换太子’现代版被梧州市中院搬上了21世纪的中国舞台……”为调查事情真相，记者于7月3日来到广西梧州采访。
“恒利公司”粉墨登场
据了解，1999年3月，梧州市人杨思达与广西贵港市人高三阳在梧州成立一间公司，以信息咨询作幌子，进行虚假股票经营活动，以骗取他人保证金。同年4月，杨思达、高三阳在梧州怡景大酒店五楼成立了梧州恒利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利公司”），并由杨思达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恒利公司成立后，杨思达、高三阳即按“合谋计划”购入卫星信号接收机、“钱龙”股市实时分析系统和20多台电脑，并仿效同类公司的做法，制定了《客户协议书》、《股票买卖交易规则》，并谎称恒利公司是 “申银万国”、“广西证券”等证券公司在梧州的代理商，在恒利公司进行股票交易可允许高额融资、进行T+0交易（即当日买入可当日卖出），引诱投资者到恒利公司进行所谓沪、深A股交易，大肆掠取投资者的保证金。
杨思达、高三阳在梧州旗开得胜后，为在更大范围骗取钱财，又于2000年3月来到苍梧县龙圩镇开设了永利经营部，用同样的方法引诱投资者前来进行所谓的股票交易活动。至案发时，杨思达、高三阳共骗取31名受害人保证金80余万元。
骗局是这样被戳穿的
据受害人卢某反映，他在恒利公司经纪人邓某的介绍下，将10.3万元存入恒利公司指定的“申银万国”异地无折银行账户，存款凭条由恒利公司“高老板”拿走后，恒利公司给卢某开了一张收据，同时还与卢某签订了一纸《客户协议书》，给了卢某一个所谓的证券交易户号“31073”。办完这一系列“手续”后，卢某便自动成为了恒利公司的“会员”。
入“会”当日，卢某在经纪人邓某的“指导”下进行“融资”及“股票买卖”。谁知“炒股”才两天，卢某就根据恒利公司提供的《股票交易损益平衡表》得知自己已经“亏损”了5.2万元。毫不知情的卢某按恒利公司的“要求”继续追加资金2.75万元，但2个月不到，经过所谓的80次“交易”后，卢某前后投入的13.05万元资金最后只剩下267元！直到此时卢某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钻进了恒利公司精心设计好的骗局。
受害人罗某对记者说，在经纪人的“指导”下，她当天买了3手（每手1000股）万科，可是恒利公司给罗某的割账单上却只有1手！后来罗某在经纪人的“指导”下又卖空2手本钢板材，割账单上体现的还是1手！更令人气愤的是，在行情火爆时，恒利公司以通讯线路发生故障或电脑死机等办法来暂停交易，罗某因此损失巨大，血本无归。
与卢某、罗某一样发现自己上当受骗的其他30多名受害人，当即向梧州市公安局报案。梧州市公安局迅即组成专案组展开调查，并于2000年12月1日，依法查封了恒利公司，并抓获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思达和另一名重要涉案人高三阳。
一审以诈骗罪论处
据杨思达、高三阳供认，他们在梧州开办恒利公司的目的，就是利用群众急于炒股赚钱的心理，以提供信息服务作掩护，进行非法股票经营活动。
2001年6月29日，梧州市蝶山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蝶山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杨思达、高三阳目无国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公民财物，且数额特别巨大，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构成诈骗罪，是故判处杨思达有期徒刑11年零6个月，判处高三阳有期徒刑11年，两犯各处罚金10万元。
二审法院先维持原判后随之改判
一审判决书下达后，两犯不服，随之提起上诉。梧州市中院立案审查后认为：“原判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量刑恰当”，遂于2001年10月20日以（2001）梧刑终字第172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于2001年12月27日将该裁定书送达有关部门。
然而，让31名受害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受害人卢某对记者说：“2002年2月10日左右，梧州市中院将一份与裁定结果截然相反的判决书送达有关部门。判决结果虽然不同，但案件相同，发文日期都是‘2001年10月20日’，发文号都是‘（2001）梧刑终字第127号’，审判长、审判员、代理审判员、书记员都分别是邓昌言、叶烽火、蔡焕杰、吴南。”
为印证受害人卢某所说，记者找到了该份“判决书”。细细研读，卢某所言不虚。梧州市中院在该份“判决书”中认为：“原判定性不当，适用法律有误，量刑不当，应予纠正”，是故以赌博罪判处杨思达、高三阳有期徒刑三年，各处罚金10万元。
遗憾的是，该份“判决书”没有加盖“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章，也算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其来路让人疑窦丛生。
是赌博罪还是诈骗罪
关于本案赌博、诈骗之争，控辩双方还在一审开庭时就有过激烈争论。
结合本案事实，蝶山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梁杰恒、检察员何凯兵指出，诈骗行为的本质特征是欺骗性。本案被告杨思达、高三阳在策划成立恒利公司时，就以骗取投资者保证金为目的，他们虚构证券代理商身份，超范围从事股票经营业务，并许以“优厚条件”，让众多投资者受骗上当。受害人并不知道恒利公司实际上没有从事股票经营的资格，更不知道自己投入的资金完全被杨思达、高三阳挥霍和用于日常开支，侵犯了受害人的财产所有权。由此可见，杨、高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以诈骗罪论处。而赌博罪的构成必须要以参与赌博的双方主观上有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是赌博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而积极追求或放任此行为发生。本案的众多被害人主观上并不知道自己投向恒利公司炒股的资金没有进入真正的证券市场，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在炒股而不是在赌博，而且两被告也从没有告诉31名受害人在恒利公司炒股，实质是和恒利公司“对赌”，故本案事实不符合赌博罪的构成要件特征，对两被告不能以赌博罪论处。
对此，梧州市中院在“判决书”中认为，尽管杨、高有虚构恒利公司是“申银万国”、“广西证券”等证券公司的代理商、可从事股票经营业务的事实，但其开设恒利公司主要是引诱客户进入恒利公司以当日沪、深A股行情进行赌博，应以赌博罪论处。“在中院法官看来，炒股就是赌博。”律师陈陆文这样对记者说。
“狸猫换太子”
受害人卢某、罗某对记者说，“‘狸猫换太子’事件出现后，二审法官非但不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积极补救，而且，还不承认在2001年12月27日曾向有关部门送达过（2001）梧刑终字第172号刑事裁定书。而当我们31名受害人在2002年2月19日下午得知已改判的消息时，代理审判员蔡某先说没有判决书，后又说我们不是受害者，不能领判决书！”
为弄清事情真相，记者于7月4日上午来到梧州市中院采访。记者先来到该院办公室，办公室一工作人员以“要开会”为由要记者自己去找告审庭。而告审庭负责人以记者的介绍信“没有写明具体受访单位”为由叫记者去找政治处。政治处负责人在出去“联系”近2个小时后，叫记者再次去找告审庭。如此楼上楼下一番折腾后，告审庭负责人才拿着一份文件的复印件对记者说，根据有关文件指示精神，要到“我院”采访，必须到广西高院办理相关采访手续。记者在心里算了一下，从梧州到广西首府南宁，往返千余公里，最快也需要3个工作日。于是只有作罢，返身“打的”来到梧州市人大。市人大有关部门负责人在看完记者递上去的材料后，表示要关注此事，并请受害人到市人大投诉，如果情况属实，一定要严肃查处。
出自： 北京法制报 [2002-7-28 23:3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