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武汉市公安局对市内各银行营业网点下发通知，要求各银行“严禁戴墨镜、鸭舌帽的可疑人员进入营业厅”（http://www2.sznews.com/readnews.asp?id=292378），引来了全国舆论一片哗然。
武汉公安局令人忍俊不禁的逻辑，也令人确实不得不对那些草拟、讨论及通过该“通知”的同志们的集体智商产生怀疑——是不是只要不戴墨镜、鸭舌帽，进入银行营业厅的人的“犯罪嫌疑”就都没有了，银行的摄像机就一定能够准确捕捉得到每个人的真实面目呢？
比如，凭借现代高超的化妆技术，真有犯罪动机的人，难道竟还会被一个小小的鸭舌帽难得住吗？如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戴鸭舌帽的要禁止入内，戴其他的帽的怎么就不列入禁止行列呢？鸭舌帽只在一个方向有延伸出去但延伸得不算太长的帽沿，帽的上部也没有比戴帽的头的直径还要大的“大盖”那部分；如果进银行的顾客戴的是边沿360°都伸了出来的绅士帽，或同样有一个方向有延伸出去的帽沿、上部还有“大盖”的大盖帽——警帽、军帽，相对鸭舌帽而言，是不是又更容易阻挡住银行摄像机的视线呢？若要禁鸭舌帽，那么是不是将绅士帽和大盖帽也一并给禁止算了？或者干脆将规定进银行者必须脱帽，然后寄存——象现在进超市要寄存袋子一般？否则，薄此而厚彼，岂不是让潜在的犯罪分子放弃戴上去相对而言还有点“贼相”的鸭舌帽，而改成戴更容易教人麻痹大意的大盖帽？
看来这些公安局同志，也实在是太低估了犯罪分子的聪明才智了。否则，就是还是停留在二十年前“穿花格子衬衫、大喇叭裤，戴大蛤蟆镜，留长头发的都不是好人”这种简单无比的“认识”上。
本以为这种现象比较孤立，当时只当奇闻一笑了之，并未深加追究。但不想10天后，深圳又传出某邮政支局要求领取汇款的人领款的时候要说出汇款数额和汇款者名字来，否则该局便不让领款的“新鲜”事来（见http://www.7cworld.com/gb/content/2002-08/12/content_1212501.htm）。
我真为以那个邮局所在的辖区为住所，靠写作维持生计的自由撰稿人捏上一把汗。他们常年累月笔耕不缀、四处投稿，好不容易等来一篇半篇给发表了，收到了稿费汇款单的“通知单”，却又还要为到底是哪家报社杂志社寄来的，寄的是多少钱而犯愁。一个一个打电话去询问吧，那每家报社杂志社可又不一定一个电话就能够查得出来的——有时要转好几个电话才找得对人；找对了人，有时又外出了、开会了；等找到人，可能要一番时间来翻找，一段时间后再打过来吧。而且，有些报社杂志社可能还不都在本地，得打长途呢。这样一家一家查下去，到查出来稿费到底是哪家报社杂志社寄出、寄的数额是多少的时候，所花出的电话费可能早超过那丁点稿费了——尤其是查出来所发表的只是个豆腐块的时候。
这些“通知”、“规定”共同特点之一，就是扰民。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扰民，是特别扰民。莫说在现在这个“时间就是金钱”的社会这种“通知”、“规定”给多少前来取钱、领钱的平头百姓集体带来多少的损失了，只要想想，要是那些要取钱、领钱办急事（尤其是等钱来救命）的人，尽管手续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就是因为不熟悉这种“通知”、“规定”而被银行、邮局拒于千里之外而锤胸顿足的时候，那些端坐在宽敞明亮的中央空调办公室里头草拟、讨论、通过这些混帐“通知”、“规定”的大爷们，良心上又过意得去吗？
这些“通知”、“规定”共同特点之二，就是以“有罪推定”的原则去对待顾客。发到银行营业厅的“通知”里不是已经明说了嘛：戴鸭舌帽、戴墨镜的就是“可疑人员”！到邮局取汇款的人，若是说不出、猜不对汇款的是谁、寄的是多少钱的人的话，那同样也就有充足的犯罪嫌疑了。即使随即而来的检视得出的结论都是合乎手续的，那也只能说明你不如给他们的第一印象中那么可疑，暂时没叫人逮着足以将你扭送到派出所的证据而已，能让你走人就算你万般走运了；钱嘛，对不起，在你能拿出充足确凿的证据证明你无罪之前，是不会照付的。
这些“通知”、“规定”共同特点之三，就是不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利，无视公民的隐私权。——只要你到的是我这间银行，我说不许穿、不许戴什么你就得乖乖听我的，我们之间没有平等的话语权，你们没有跟我讨价还价的资格；就算你眼睛生了个疖，脑袋长了个瘤，也必须在众目睽睽之下摘镜脱帽，不许搞特殊化！着装歧视？哼，没让你们全裸体接受安全检查，就是相当看得起、信得过你们了！——你要领汇款？你就得给我大声报出给你的寄钱的人是谁，不管你愿不愿意别人听道这些私事，你没有能耐全堵上在场其他人的耳朵，那是你的本事不足、修行不够；你要领汇款？你就得给我大声报出给你寄的是多少钱，至于会不会有打算出门后择钱而抢的盗匪在不远处竖着耳朵旁听，那可就不是该我管的范围了，你还是自祈多福吧。
这些相当扰民、带着浓重的“有罪推定”意识、无视民众权利和隐私保护的“通知”、“规定”，为什么会频频顺利地出台呢？
愚以为，就是因为双方在信息和权利方面的极不对称，令“通知”、“规定”的制订者们得以堂而皇之、理所当然地去进行这种尝试：将本来属于自己本职工作必须支付的各种成本（包括制度成本）一古脑全转嫁到消费者（或说老百姓）的头上；同时，将自己的失职造成的后果（如治安恶化、诚信缺失），推给消费者（或说老百姓）自己去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