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说：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将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些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了？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会议公报，说：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列指示，是当前我国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搞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敢于革命，善于革命。不要怕出乱子。反对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压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制造许多框框，束缚群众的手脚。反对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全国人民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1966年8月13日，林彪在为贯彻刚结束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而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其内容共分两部分：一是文化革命问题，二是军队的干部问题。林彪说：对文化大革命“不要走过场，干脆大闹几个月，弄得人们睡不着觉。这一次一定要大搞，这是破旧立新的重大的战略措施”。“我们对干部，要来个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我们根据主席讲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原则，提出了三条办法，主席同意了。第一条，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罢官。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一个全面的调整。”“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同志，全体同志，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一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照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主席处理问题，有全盘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主席是世界的天才，我们同他比较差别很大，错了赶快改。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
196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7日社论《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并加发“编者的话”，指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抱什么态度，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抱什么态度，这是一个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要不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
1968年8月13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县发生大规模武斗，死伤多人，县城东方红剧场被火烧为一片灰烬。据不完全统计，在6月至9月宁夏各地发生的一系列武斗中，被打死的群众有250人。
1969年8月13日，外交部向苏联大使馆提出照会，强烈抗议苏联军队侵入中国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流血事件。照会指出：8月13日上午，苏联军队出动直升飞机、坦克、装甲车和武装部队数百人，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列克提地区，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名。目前苏联正在调集大量军队和坦克，企图挑起更大的武装冲突。照会要求苏联政府立即撤除全部入侵的军队，立即停止射击。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1971年8月13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发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提出了教育战线那最著名的“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教师队伍中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两个估计”成了当时套在教育战线和广大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枷锁，使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说：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17年中，“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9月19日，邓小平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的谈话中又说：“‘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说不通的。“《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报告，宣布撤销以中发[1971]44号文件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197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和北京大学古典文学女教员芦荻谈到该如何评价《水浒》这本书时，说道：“《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 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8月14日，当时负责主管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在得到毛的这份谈话记录后，不到3个小时，即给毛写信说：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还说，“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的需要看，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评论，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也是很需要的，对于反修防修，是有积极意义的。”毛提笔批示同意了姚的信。由此，中国大陆开始了“评《水浒》”的运动。
1975年8月13日，中共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校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 4人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有问题，说：“近几年来，迟群同志在赞扬声中经不起考验，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自人之明，思想和作风上起了严重变化，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纪律，搞一言堂，搞家长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越来越严重，背离了主席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要求。”并随信附了《关于迟群同志问题的材料》，《材料》共列举了迟群资产阶级个人野心严重，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家长式的恶劣作风，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干部政策以及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五个方面的问题。10月7日，刘冰、惠宪钧、柳一安3人再次联名给毛泽东写信，继续揭发迟群和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谢静宜有问题，并随信又附上了《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的报告。这两封信都由邓小平转交给毛泽东。10月下旬，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作出批示，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以此为起点，中国大陆开始了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1975年8月13日，四川雅安的一名年轻人李天德透寄《献国策》的政论文。文章共分12条：1、节制生育，控制人口；2、缩小工农和城乡差别；3、为农业人口提供福利；4、教育革命问题；5、知青下放问题；6、医疗卫生问题；7、干部问题；8、纠正歪风邪气；9、刑法、定罪、治安问题；10、重新认识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教育革命等问题；11、领导的任期与功过问题；12、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讨论。李天德在“文化大革命”的内容中说道：“关于文化大革命，坏处大大超过好处，（A）我们的许多好干部受到林彪一类的迫害；（B）我们的人民遭到前所未有的愚弄，受了坏人的唆使，象仇人一般互相厮杀；（C）让林彪一类大小坏蛋捞了便宜。小坏蛋搞打、砸、抢、抄、抓、奸淫；大坏蛋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搞法西斯主义。为一切仇杀、个人报复大开绿灯；（D）国民经济遭到建国以来仅次于‘自然灾害’年的空前破坏。中央当然不可能知道文革期间全国工农业产值的真实数目；（E）在精神道德方面，由于林彪搞的神秘主义、宗教迷信、极权崇拜，使人们变的不诚实、伪善、奸猾。”李天德在上访人员接待站被捕，不久即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79年，李天德被改判无罪释放。《献国策》一文的原件，现被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革命文物收藏。
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巡视南方各地并同沿途各地负责人作重要讲话。这就是最著名的“九.一三事件”爆发前的毛泽东南巡。这次南巡，是毛泽东为清洗林彪而作的一次重要的准备工作，也因此促使了林彪事件的发生。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8月3日的来信作出批语说：“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邓小平的这封信是由江青转交给毛泽东的，是研究历史和邓小平的政治原则的一份很重要的资料。在信中，邓向毛泽东表示永不翻案，这也是后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来历。8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批语，同时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作一些调查活动。邓小平的信全文如下：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1966年8月16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发出“关于开展‘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辩论的通知（即八.一六通知）”。8月16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兵团在省委院内贴出“省委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的大字报。下午，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回到哈尔滨，主持召开省委书记处会议，决定采取高姿态，把问题拿到群众中去辩论，发动群众进一步批判省委错误，并发布了通知。8月18日，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大会上，潘复生表态支持学生炮打省委这个司令部，并带上红卫兵袖章参加游行，成为全国第一位支持红卫兵造反的省委第一书记。
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发表时，删去了原决议中“同志”这一称呼。同时，《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分别发表了《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社论。
1967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通知》说：“为了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深批透，彻底肃清他们的影响和流毒，为了把这场革命的大批判更好地同各地区、各部门的斗批改结合起来，需要在中央报刊和地方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一些中央部门、中央局和省、市委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通知》提出：一、已在中央报刊上点名批判的有彭真、彭德怀等7人，已在地方报刊上点名批判的有陶铸、王任重、李井泉、乌兰夫等14人。“对于这些已点名批判的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央报刊或地方报刊上还要深入地进行批判。”二、在中央报刊上下一步拟予公开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薄一波、吕正操、张闻天、张劲夫等10人。三、在地方报刊上下一步拟予公开点名批判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习仲勋、陈丕显等24人。
1967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处理鞍山问题的决定》，决定撤消王鹤寿、赵敏、罗定枫、钟剑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对王鹤寿实行隔离反省。支持“鞍钢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总部”等组织，号召“钢都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等组织中的广大群众“坚决地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决定》要求各派组织遵守“制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并决定对鞍山市、鞍山钢铁公司实行全面军事管制。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