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是中国人的古训。它道出了人类认知外部世界的一个规则，
同时也常常被用来告诫人们要注意多从不同方面了解事物以避免产生偏见。但是，
尽管你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规则并且也努力去多方面地了解事物，却仍然免不了或多
或少地产生偏见。这主要是因为人类的认知能力实在有限，而这世界上的每一件事
又都无一例外的很复杂。这就使得我们无法杜绝偏见，而只能希望减少偏见。
但是，如果你认知的世界被某种力量操纵了，你的整个视听环境按照某种要求被筛
选被重组了。那你连减少偏见的目的都达不到。你越是努力坚持“实事求是”地认
识事物，你就越快越有效地建立起偏见，可怕的，强有力的偏见。这就是我要说的
道理：部分真实的故事比彻头彻尾的谎言更容易使人产生偏见。
我认为我们那一代人对北方那个邻国的感情经历就很能说明问题。
我们决不是在党委书记监督下连续背诵一万遍以上"苏联是中国最伟大的朋友“之后
才热爱起苏联的。我们和所有的人一样，都有一颗爱独立思索的头脑，我们尊重事
实。当时我们所见到听到的一切的一切都能雄辩地证明苏联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是天堂，是理想世界。如果您有空去翻一翻那时的报纸，就能够体会我们当时热爱
苏联的心情。下面摘录荣高棠同志1957年11月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
《学习苏联体育事业中的先进经验》
在提高我国运动技术水平上，苏联同志给了我们难以估计的帮助。我国优秀游泳运
动员吴传玉是一个勤学苦具有坚强意志的运动员，他在1952年，百米仰泳成绩是1分
11秒7，锻炼了将近一年，成绩只提高了十分之一秒。但当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
节路过苏联时，由于苏联同志对他的姿势，动作给以科学的指导后，只经过八，九
天的功夫，他的成绩就由1分11秒6提高到1分6秒4。陈镜开的举重也是经过苏联教练
指导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提高了几十公斤的。篮球运动是我国最普及的一项运动。
在解放前，我们的打法虽有其优点，但最大的缺点是缺乏体力方面的全面训练，速
度慢，打法上的华而不实的作风。1950年底，苏联篮球队到中国来给我们上了一次
极有意义的篮球课。…从此我国篮球运动的作风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荣高棠同志的认识绝对是实事求是得出来的。如果那时我有机会发表文章的话，一
定赛过荣高棠同志。当时这样关于苏联人功勋美德的事迹简直太多了，你每天都要
接触
到一两件甚至更多。如果你是一个尊重事实人，你会拒绝这么多的事实吗？如果你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你会得出苏联不好的结论吗？不会的。我们只会想：我们多
么幸运，拥有一个那么先进那么强大的老大哥朋友，他保护着我们，所以帝国主义
不敢来欺负我们。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很快也会发展到他们那个水平的。所以我们那
时生活的很充实，很乐观，也很兴奋。加加林代表人类第一次飞上天的时候，好多
学校单位都组织大家上街游行庆祝。在我们心目中苏联人不是外国人，他们是“我
们”的人，住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某个房间里而已。他们的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
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当一些右派分子说苏联坏话时，我们革命群众反击他们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大声喝道：
拿事实来证明你的观点罢！否则就是你们在造谣。其实我们在这时刻已经知道他们
拿不出来的任何事实来的，从“人民”到“光明”，从“文汇”到“新华”，你决
不可能找到任何不利于苏联的事实的。所有不利于苏联的消息都被我党万无一失的
屏蔽掉了。所以，你右派分子就死定了。在反苏小丑面前，我们革命群众总是有着
来福灵一样的正义。
可是过了没几年，整个形势就彻底变了。
上头说是毛主席洞悉了赫鲁晓夫的阴谋，就领导起了一场反修斗争。虽然关于赫鲁
晓夫阴谋的若干证据始终难以令人信服（比如说，几十年一直经由短波电台从苏联
接受指示的毛主席认为同苏联建立长波电台对国家有害，却没有说明为什么通过电
离层反射的短波通信是爱国的而沿地面传播的长波通信却是卖国的），但是既然主
席已经决定要爱国要反修了，一切都得跟着变。
于是我们的感情也跟着发生了剧变。别以为我们从真挚的热爱苏联到刻骨仇恨苏修
是一个多么痛苦的转变。实在是轻松的很，在我的记忆中甚至捕捉不到在抛弃那些
美好感情时有过任何不舒服的感觉。大脑交给党，想都不必想。
毛主席一挥手，整个国家的舆论导向立刻就齐刷刷来了一个180大回转。原来属于
“铁一般的事实”，如苏联的进步强大，人民幸福，对中国的友好无私等等，都错了，
都是假象。谁敢重复不久前正面歌颂苏联的言论，那就是苏修的走狗。而原来被斥
为“帝国主义无耻谰言”的东西，如劳改营黑幕，克格勃阴谋，物资短缺等等，立
刻成“铁一般的真相”。中国报刊杂志从此大量刊登关于苏联人民在苦难中生活的
无数故事。
关于“无肉日”的故事，是在批林批孔时期传来的。我国各级报章都报导说：近来
苏联的许多城市规定居民们每周有一天不能吃肉。这一天所有副食品店里都无肉可
卖，居民只能望着空荡荡的肉食柜台发呆。广大居民怨声载道却无可奈何，等等。
那时中国的各单位每周至少有半天不办公，专门学习党报上的文章。看到这消息，
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谴责：看看吧，万恶的苏修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糟踏成
什么样了！批完苏修后还要对照中国，从而“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毛主席发动的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及时性。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及时制止了刘少奇复辟资
本主义的罪恶阴谋，中国人民也会象今天苏联人民一样吃上二遍苦，受上二茬罪了。”
在那批林批孔的日子里，生活当然比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好多了。在我们那里，
城
市居民每月定量供应的副食品大概是：6到12个蛋，一斤多的肉，还有4到8块豆腐等
等。过年过节时还有鸡鸭鱼等供应。这样的状况和中国人民所知道的“苏修统治下
的苏联”比起来，还是很有优越感的：我们东西不多，但可以在任何一天享用，肉
食店天天有肉可卖。决不像你们苏修，糟糕到每周要禁肉一天的地步。
克林顿访北大，学生们提到美国人权状况时表露出一种很强的优越感来。因为学生
们从小就了解了大量美国人权恶劣，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剥削压迫人民，如何歧视少
数民族等事实。想当年，我们听到苏联出了无肉日的消息后也是同样地倍感优越。
如果当年勃列日涅夫也访华，也给我个机会与他交谈的话，我一定会掏出当月的肉
票对他说：总书记先生，如果今天恰好是您的无肉日的话，请别客气把这些拿去吃
了吧。我一定要为我的优越气概，我的机智诙谐而陶醉不已。
无肉日的故事并不很突出，它加在先前成千成万的有关苏联人民苦难的消息里，只
是把中国人民对苏修的坏印象砸得更结实一些而已。如果不是它在后来揭批“四人
帮”中被人提起用做打击四人帮的炮弹，也不会给我留下任何特别的印象。
专制制度下的许多谎言，是在统治集团内部争斗时被捅穿的。粉碎四人帮，需要从
各条战线上都把他们批倒批臭。外交战线也不例外，四人帮既然倒了，他们就必须
在一切领域内都是错误的。前中国驻苏大使王幼平等人写出了一份报告，系统地揭
批了四人帮“干扰破坏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极右罪行”。报告中提到了“无肉日”
事件。说起了“无肉日”的来源：因为那年海洋渔汛特好，苏联渔船队喜获丰收。
大量的渔船到岸，而渔产品加工运输能力跟不上。为了减少鱼货的变质浪费，沿海
的一些城市就规定每周一个无肉日，企图以此增加居民对渔产品的消费量。这个事
情经过精心筛选，被当时的中共宣传部门宣传成“苏联人快要没肉吃了”。
苏联在政治宣传方面本是中共的师傅，而今天中共竟然到“江边上卖水”来了，那
岂能放过你。苏联就把新华社的报导译成俄文转载于各大报刊上，让苏联人民“看
看北京的反苏小丑们是怎样笨拙地向他们的西方主子们摇尾乞怜的”。王幼平痛心
疾首地说：这给我们的外交斗争造成了极大的被动。
看新华社那篇“无肉日“的报导，通篇没有一句假话：苏联有些城市规定过无肉日
是真的，店里在那一天没有肉出售是真的，居民有所不满也是真的。仅仅是忽略了
一条：是因为鱼太多而规定不卖肉的。但这一小小的“忽略”使整个事情的味道全
变了。使它成了搞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的佐证。
但如果把“鱼太多”这一条也说出来，这篇报导还有什么价值？新华社还能叫新华
社吗？
应该指出，王幼平谴责的是此事对党的外交斗争造成了的被动，他并不谴责对人民
思想的愚弄。因为他们复辟上台后仍然需要同样愚民政策。五十多年了，每日每时，
有多少中国人依靠这种虽不掺假却精心裁剪的消息建立起自己对外界的观念？在一
元化的社会里，你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接受既定的灌输。事实证明，如果当局能控
制住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种灌输总是卓有成效的。看看克林顿北大问答会上那些
斗志昂扬的同学们，你不觉得建立偏见远比消除偏见容易的多吗？
最无耻的还是那些长期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和“记者”们。他们长期煞有介
事地控诉美国舆论对中国进行了“妖魔化”。他们故意不说自己生活在一个多元化
社会里，故意把人民日报，中国日报，CCTV，RADIO BEIJING等等一大批在美国畅行
无阻的媒体排除在“美国舆论”之外，故意不提这些“仙女化”中国当局的媒体在
美国公然地传播着不同的内容，并没有受到任何歧视性的限制的事实。
虽然都具有反美反西方情绪，但他们和国内那些不知情的人民完全不同。国内那些
不知情的人民是知情权遭到野蛮剥夺后的受害者；而这帮生活在美国的“学者”
“记者”们则是知情后故意行骗的加害者，他们具有危害中国人民的故意。
除了那些不得不依靠党而生活的以外，每个中国人都应当记住自己受骗的经验。头
回受骗，骂骗子是坏蛋；二回受骗，就该骂自己是笨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