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相对稳定，是一切社会形态的基本需要。意识形态所涉及的内容，主要不是个人的日常事务及应对，而是关于人类影响所及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它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应该作出怎样的努力使它朝哪个方向变化。由于环境及其目标都需要稳定，因此作为其表达形式的意识形态也必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意识形态的激变，必然会引发现实环境的剧变；反之，社会环境的变化，也必须导致意识形态的变化。
在传统专制社会，意识形态的稳定是通过类似于计划经济的办法来保障的：国家定制思想产品，对社会实行定额配给。社会本身的思想功能被扼止，意识形态成为御用工具，思想产品的贫乏单一是其特征。
在现代民主社会，则通过类似于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实现意识形态的稳定。在思想领域，国家并不作出强行规定或压制，不扼制社会本身的思想功能；利用舆论媒体来整合生产过剩供给过剩的社会思想，择优汰劣，将它们固化为几种标准格式的产品；然后将这种标准化格式化的思想套餐分发派送给社会大众。
在专制社会，思想是少数人的特权。在现代民主社会，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思想已成为一种特殊的行业和专业化的行为，成为以此谋生者或者对此有特殊偏好者的专利。社会大众只是被动地接受思想。这是思想产品能够被标准化格式化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现代通讯手段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思想的主流产品能够随时随地对受众进行全天候多途径的轮番轰炸。大众接受信息的频繁密集程度，超出了自身思维能够作出主动反应的极限；长期的受力过重，使思想的弹簧丧失了弹性。因此，大多数人只能被动地接受和食用媒体为其订制的思想套餐。
第三个原因是，虽然科技一直在进步，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一直在改进，但同时，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在现实压力下，人们只能尽力向前冲，不敢稍有懈怠。因此，对于知识 思想 情感等等方面，现代人更倾向于从效率标准出发，选择快餐式消费。这也是今日物质越来越丰富的条件下，精神却越来越贫乏的现代人的困惑。
这种情况是否需要改变？笔者至少至今尚看不到有作出改变的必要，但是要防止事情走向极端。虽然思想是人的天赋，但并不是人生之必须。
显然，在对待异端思想的包容性上，民主社会优于专制社会。专制对于异端有着先天的恐惧，其原因在于它自身对于任何杂质都毫无免疫能力。任何异端一旦落地生根，如果主体不能将其改造或融合成自身的一部分（如佛教），那么杂质就会迅速膨胀，进而侵害和吞噬主体；当年的拜上帝会，今天的flg，都是如此。
民主社会则截然不同。民主社会在思想领域也奉行优胜劣汰，胜者为王的市场原则，因此，它对于异端天生就有着足够的免疫能力。能在开放条件下成为主流的思想产品，本身必然有足够的强大和适应能力，绝不会是温室里的花朵，也绝不会经不得风浪。所以，民主社会能够容忍各种异端的存在。让它们以非主流的形式，存在于主流声音以外的缝隙和角落--吃标准套餐的人，当然还是难以听到它们的声音。
就思想领域而言，民主相对于专制，有两大优越性：一是以市场方式而非计划管制来对待思想产品，因此，对异端有抑制而无压制，不会因过分压抑而积蓄矛盾；二是由于大量异端思想得以在社会边缘合法存在，等于为社会主流预留了多种备选方案。因此，社会能够根据现实条件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思想也易于捕捉到现实环境的变化，并及时作出相应调整，形成新的主流产品。也即是说，社会不会因为意识形态的相对固定，而造成上层建筑与社会基础的过分紧张，阻碍适应于现实的调整和进步。
专制社会则无此幸运。它一方面会因为压制异端而长期积累矛盾能量，一旦发作必定惊天动地；另一方面，由于禁锢社会思想和思想能力，因此思想无法对现实变化作出及时反应，思想的滞后总是拖累和束缚行动的力量。这应该是中国自近代以来日趋落后，并且一而再 再而三地错失历史机遇的一大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说，专制是一种落后的，迟早会被历史摒弃的社会形态。但是，由专制向民主的制度变迁，必须依赖于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路径，不能期望一蹴而就。因此，中国应该欢迎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改革的善意促进，使制度变迁能够尽早完成。但是，在社会转型尚未完成之前，由于不同的社会形态有着不同的先天基础和生存模式，在民主社会行之有效的好东西，在专制社会未必行得通；即使在它所针对的那一点上是有效的，也有可能引发出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就象外来生物的入侵，因其高出于整个环境的超强适应性和繁殖力，有可能破坏原有的整个生态系统，中断生态链条，对原有物种造成灾难性的伤害。
因此，简单地将民主社会的格式化主流思想产品，作为统一尺度 普世标准去衡量或评判其它社会形态的相关事物，既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也是无济于事的；其表现的极端形式，就是话语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