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文革中的本周（8.5-8.11）（上） 由 唐郎 于 August 04, 2002 15:30:22:
1968年8月8日，广西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自7月中旬后，“联指”等组织开始包围、攻打“四二二”占据的南宁市解放路和展览馆等地，武斗于8月8日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打死1470人，抓获俘虏9845人。被俘的人员被作为“杀人放火”、“四类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反团”等交各县拉回去处理的有7012人，其中又有2324人被打死，被当作要犯长期关押的有246人。据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调查，攻打解放路一带，共烧毁33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2820多座（间），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使街道的5个公社，5万多居民无家可归。仅国家财产损失6000万元以上。8月12日，南宁市革委会与南宁警备司令部在展览馆举行“反革命罪行展”，共分3个馆，其中第3馆是“活人展馆”，将攻打解放路时抓获的26人作为“战犯”、“叛徒”、“特务”、“走资派”，挂上黑牌，关进铁笼子展览。近50万人前往参观。
1967年8月9日，林彪在接见武汉军区曾恩玉、刘丰时指出：要想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垮台，办法有三条：第一，紧跟毛主席、党中央，向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请示报告。第二，紧紧掌握底下的情况。第三，要以拥护还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来作为划分左右派的根据。坚决站在毛主席、站在左派一边。
1966年8月10日，毛泽东来到中央接待站接见前来庆贺《十六条》公布的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句话，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最响亮的口号。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决定》的主要是：一、湖南省军区党委对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军区打击“湘江风雷”革命群众组织，压制“工联”等革命造反派的错误，军区党委常委刘子云、政治部副主任崔琳等同志应负主要责任。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2月3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二、中央已决定改组省军区，并着手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等同志为首的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队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参加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三、各群众组织应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四、无论哪一派，今后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的枪支，抢劫军火库和各种军用物资。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决定》的主要内容有：一、江西省军区及部分军分区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派镇压了革命派。在南昌，军分区某些人给保守派（联络总站）发了大批枪弹，打死打伤了大批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委会）。在赣州，军分区个别领导人支持 了保守派，对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进行了武装镇压。为此，中央决定改组江西军区，任命程世清为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军区政委，杨栋梁为江西军区司令员，并调温道宏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江西军区吴瑞山等，应对所犯错误作认真的检查。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正陆续进驻江西各地。中央号召江西省的革命造反派支持进驻江西的支左部队。军区及军分区广大指战员，要主动地同进驻江西的兄弟部队紧密合作。高度警惕一小撮坏人挑动宗派情绪，挑动部队之间的斗争、制造事件的阴谋。三、中央决定成立以程世清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酬备小组。四、斗争的大方向是把矛头对准中国的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对准省内方志纯等走资派。
1968年8月10日，广西河池军分区召开会议研究武力解决风山县“七二九”（即广西“四二二”风山县“七二九革命造反大军”）问题。会议决定调集附近9县及3个兵工厂的“联指”武装力量，会同部队和风山人武部中队进驻风山，收缴武器。会后，即对逃散在南山和北山的“七二九”人员全部包围清剿，共抓捕了1万多人（占全县当时总人口的1/10）。在围剿中，全县枪杀打死1016人，占“文革”中被杀死和迫害死总人数1331人的70%强。被杀害的人员中，有国家干部、工人246人，参加过红军的20人，参加过赤卫队的12人，参加过游击队的117人。全县86个大队，有81个大队被“联指”枪杀了人。经过武装围歼后，风山县革命委员会于8月25宣告成立。
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7月19日的报道《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发表了张铁生的信，向全国推出了张铁生这位“反潮流”英雄。《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省。”《辽宁日报》的《编者按》也说：“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努力钻研和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张铁生“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张铁生信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