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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价值规律,反对“穷过渡”──毛泽东大跃进文献启蒙

送交者: 振羽 于 August 04, 2002 09:45:54:[新观察/xgc2000.net]


“拨开历史霪霾,还我领袖真彩”(流波语)──毛泽东大跃进文献启蒙


1958年11月,毛泽东敏锐发觉到有不少在第一线工作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人头脑发热,在工作中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侵害了农民的利益。为了教育全党不犯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毛泽东随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及时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有关问题。

该月的2日至10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他在会上多次讲话,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这些讲话综合后,以《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为题发表。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相当完整地阐述了他对于在计划经济下发展商品经济、利用市场和价值规律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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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苏联也是这样,认为谁说到价值法则谁就不名誉似的,表现在雅罗申柯写的一封信上。这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0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过去看,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

“第二章、第三章,讲商品和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看法?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进入共产主义要有步骤。我们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方面,斯大林讲了许多理由。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

“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纺织比中国发达。去年我们生产粮食三千七百亿斤,其中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亿斤作为商品卖给国家,两项合起来商品粮还不到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例如茶、丝、麻、烟都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否则公社发不出工资。例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种只够吃饭,一种需要救济,一种除吃饭外还能发点工资。发工资又分几种情况,有的只能发几角钱。因此,每个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我国还有没有资本家剥削工人?没有了,为什么还怕呢?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的话完全正确,他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7]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把纣王、秦始皇、曹操[8]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只是损失太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国。说什么“血流漂杵”[9],纣王残暴极了,这是《书经》中夸张的说法。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10]在奴隶时代商品生产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斯大林说,商品生产“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11]斯大林的这一说法不很准确,应该说:封建社会这个母胎中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有利的工具?应当肯定说:是。为了五亿农民,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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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正是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化的初期即敏锐洞察到了第一线工作中存在的错误,此即在1958年秋冬的“大跃进”热潮中,不少领导人头脑发热,在工作中出现了企图废除商品生产和忽视农民利益的错误主张。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些错误,并召开会议批评这些错误,提出必须重视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以及开展反对 “共产风”的主张,这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种站在历史前列的先知先觉,正是源自毛泽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炼就的非凡的冷静和高于常人的洞察能力。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特别提出不允许对农民实行“共产”,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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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公社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换以外的办法拿走公社的产品,他们都不接受。我们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特别进步。修武县县委书记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建国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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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特别提到必须实事求是,不要谎报;提请“《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因他知道在第一线主持下的《人民日报》不太冷静、好讲大话、谎报战绩。毛泽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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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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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还针对一些地区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偏向,毫不客气地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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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大跃进把有些人搞得糊里糊涂,到处都是诗。有人说“诗无达诂”,这是不对的。诗有达诂,达即是通达,诂即是确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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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过程中确实涌现出来过许许多多的浪漫诗人,如毛批评的那位山东范县县委书记,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毛泽东批评这位县委书记时提出“实现共产主义需要步骤”和阐述“诗之浪漫”与“诗之达诂” 的关系,说得何等的好啊!

除上面这篇文献外,毛泽东在“大跃进”中提到关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的文章,指示,文稿尚有:

《关于读书的建议》(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
《党内通信》(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
《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一九五九年三月、四月)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一日)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
《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永远不许一平二调》(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彻底纠正“五风”》(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反对两个平均主义》(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
《关于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的一封信》(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
日)

至于直接指示反“五风”的文献,那就更多了!

既然毛泽东是如此重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那么为什么在“大跃进”过程中“共产风”却屡禁不止呢?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主要因为毛泽东当时已不在第一线工作。这个时期下面来文,内容凡涉及大的方针政策的,抬头多称:“主席,中央”;如仅涉及到具体的日常工作,抬头往往只称“中央,主席” 或迳直称“中央”,表示此件主席不看、不批也罢。这种源自不同工作分工的行文格式是当时的惯例,沒有不尊重或是撇开主席的意思。毛泽东处在第二线,他对于第一线的工作,既要指导和纠正之、又要维护和支持其权威,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毛常常是违心而作 ―― 例如在庐山会议上罢免彭德怀。彭的锋芒所向其实是第一线(刘、周、陈、邓、彭真),对此,与之共事几十年过来的人焉有不知?但是,毛泽东不可能为了一个彭德怀而毁了大局,他必须维护第一线同志的工作和权威。史家囿于目现状,对毛泽东这段 “壮士断腕”背后的过节,都讳莫如深。

直到一九六一年,毛泽东还在那里大声疾呼彻底纠正“五风”,可见毛的话在当时也不是什么“一句顶一万句”,这在毛著里也有明证,下文便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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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的一封信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


刘、周、陈、邓、彭五位同志,以及北京会议各同志:

.....
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

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

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

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

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

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上午八时,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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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见以为,如果上面这一段文字背后的涵义能够被全部破解出来的话,那么时下有关“大跃进”的史书、文章和决议什么的,也许就需要修改和补充,甚至需要翻倒重新来一遍,也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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