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辉: 安徽省凤阳县1958-1962年灾难实录(下)

安徽省凤阳县1958-1962年灾难实录(下)

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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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相食----人间地狱之二

按：……

1959年

【拖拉机站王站长在1961年8月9日晚科局长整风会议上说：】

1959年我在板桥公社浙塘大队整社，汇报人死问题时不敢说是因缺粮，就说是因卫生工作没搞好。一个妇女吃死小孩，向季文祥(副县长)汇报后，季派工作队夜里把这个妇女捆起来送到公安局，说她破坏社会主义，……从板桥回来看到一个坟堆有上六七具尸体。（1961.8.9）

1960年

考城大队王家凤说:“西泉发现人吃人了，张正九汇报给董安春，他不让汇报，还叫查，说:吃人的人是坏人。” （1961.1，⑶.）

1960年

去春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赵玉书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相反怕暴露真相，一律当作“政治破坏案件”，指使公安局进行密捕，关死为算，以此断口灭踪。全县密捕63人，关死33人。（1961.1，^[2] ）

1960年

……造成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同时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63起。大庙公社五一大队陈章英和她的丈夫赵夕珍，将亲生的8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队王兰英不仅拾死人来家吃，还把人肉冒充猪肉卖掉二斤。（1961.2.1，^[1] ）

作家王立新80年代中赴凤阳采访，他在报告文学中写道:

犁园乡小岗生产队严俊冒告诉我：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有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小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人相食这种人间惨剧，并非安徽凤阳所独有。三年灾难时期，至少在中原大地河南、在黄土高原上，也有过同样骇人的悲惨。

甘肃《通渭县志》记载：

1959年“许多地方出现人相食”。

作家沙青在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中写道，通渭县从1959年春季就开始饿死人，在1959年的上半年已经饿死了6000多人。一直到1960年冬季还在继续死人。在那场灾难中，这个人口约30万人的县，有1／3的人饿死和逃亡。《依稀大地湾》还披露了人相食的恐怖细节──

饥饿，永远也望不到头的饥饿，把所有正常的脑瓜都搅得天昏地暗，一塌胡涂。大难临头的气氛，笼罩着这个小村也笼罩着这一户人家。

敢于想的办法均已经想尽想绝。可以吃的以及不能吃的东西也已全部啃了，嚼了，吞了下去。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柳树皮苦比黄连，也剥下来烤干磨成粉咽了下去。还有什么?荞麦皮点火烧成灰，和在水里喝下去也管用，连棉絮也扒出来吃了。最后吃了荞衣，人肿得不成人样……

死亡的感觉在饥饿的躯体里膨胀。这一户人家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娃。父亲一动不动地偎在炕上，苟延残喘。娃们的忍耐力并不一定比大人强，但最后一点可以吃的东西总是尽娃娃们吃。现在，只有他们还能动弹。女娃似乎比男娃更多一点气力。

终于，整天整天死闭双眼再不说话的父亲这一天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上身。他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女娃被赶了出去。临走她看见弟弟躺在床上。等她回来，弟弟不见了。锅里是一层白花花油呼呼的东西。她吓坏了，整日呆在院子里不敢进屋。她看见了，灶边扔着一具白白的骨头。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怕极了。

隔了几日，父亲又从炕上歪歪斜斜撑起了身。这一回他几乎是爬着给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然后，他招招手，用女娃从没听见过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唤:“来，来。”女娃吓得浑身发抖，躲在门外大声哭。父亲还在唤她。女娃哭着说:“大大，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这只是我听到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真实片断中的一个。而这，则是1958-1962在通渭这块中国大地上的一种真实存在。……

侥幸活下来的寺子村妇联主任说:

“1959年11月到腊月，死的人多。老百姓一想那事就要流泪。饿死老人家的，饿死婆娘的，日子过得稀里胡涂。把人煮了吃，肉割来煮了吃……人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就想吃，想活。把娃娃，自己的娃娃吃下的也有；把外面逃到村上的人杀了吃的，也有。吃下自己娃娃的，浮肿，中毒，不象人的样子。有的病死了，也有救下的。吃了娃娃心里惨的，吃过就后悔了，自己恨自己。在村子里住不下去，没人理他，嫌他脏。没了粮食吃，吃草叶子、树皮，半个月就不行了。一点东西不吃，男的三四天就死，女的还能多活三四天……那时候饿死也不知道往外跑。人都怕事，也都相信政策，只想共产党把人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不会把人往死里饿。”

人口外流
----“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按：人民公社没有使凤阳人跨进“天堂”，活着的人们，又挎起讨饭的篮子，重新唱起了凄婉的凤阳花鼓。但是，当年通行的逻辑是：逃荒要饭是吃人的旧社会的特有现象，新社会是没有也不允许这种为社会主义摸黑的现象存在的。于是，“外逃劝阻站”纷纷成立，凤阳人“身背花鼓走四方”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原有5000多人只剩下3200人的考城大队的王家来说:“日本鬼子来我们也没死这么多，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1960年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给管死了。”据到凤阳调查的人讲，当地人至今还是“恨老共不恨老蒋”，人们说，30年代闹饥荒，老蒋派飞机从天上往下扔大饼，实在没吃的了，我们还可以逃荒。可是60年呢，本来风调雨顺的，闹的一点吃的也没有了，不给吃的，连跑也不让我们跑。有的跑的让外逃劝阻站给圈了回来，就往大队的院子里一关，一直关到全部都饿死为止。

1958年12月

【中共凤阳县委通知（1958.12.12）】近日各地汇报，铁路沿线的农民外逃劝阻站业已成立，各级党委都加强了对这一工作的领导。武店乡为了认真做好这一工作，分配一名党委委员亲自负责，并抽调2名干部、4个民兵。因而该站已杜绝了农民外流现象，但有个别乡对这项工作未能引起高度重视。

1959年3月

【凤阳县委《当前工作安排》（1959.3.8）】最近据各地劝阻站汇报，还有零星外流。一天能堵到十几人。各地要坚决阻止。凡是外流带回来的要一视同仁，安排口粮，不能歧视，要坚决禁止打骂群众和不给家属饭吃的违法乱纪作法。

1960年

《目前我县人口外流情况》:目前真正外流的只是个别现象，其主要原因是:

1、好逸恶劳，不愿在农村劳动

2、不满足现状，有严重望山高的资本主义思想

3、五类分子逃避监督劳动，作案后畏罪潜逃。（1960.）

1961年

武店公社截止1961年1月至3月1日止，外流归来377人，尚未归来的868人。

这个公社以年度分：1958年外流60人，1959年外流1110人，1960年外流656人，共计1826人。（1961.3.9）

1960年

小溪河乡一月份外流988人，二月份外流46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

二、一部分五类分子为了逃避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改造。

三、少数人犯错误因畏惧处分而逃避。

四、少数人好逸恶劳，特别是逃避冬修，并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

五、个别生产队开始生活未妥善安排，食堂未办好，因此，使得极个别思想不稳定的人外流。（1960.3）

1959-1960年

【武店公社】全社被体罚的群众有1285人，其中被处死95人，被扣饭的1622户，3760人，不仅如此，干部还贪污腐化，多吃多占，甚至拦路抢劫，正如群众说的:“偷、抢、扒、拿，无所不为”。在坏人当道的情况下，群众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摧残，生活穷困，身体衰弱，无心生产和过日子，纷纷外逃。（1961.4.18，⑸.）

苏晓康等在《乌托邦祭》中写道----

就在河南信阳地区农民开始大量外逃或饿死的时候，那位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吆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问题。”1959年11月间，他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到倒毙在公路旁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都视而不见，扬长而去。他还下令要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指示社队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准群众外出逃荒；指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

饿死近100多万人的信阳事件，就是在这般令人发指的暴虐之下发生了。大灾难后，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凄凉。饿死10万人的息县，自然村减少639个。全区有不少死绝户。有的只剩孤儿。仅据潢川、光山、息县三个县统计，孤儿达12000人之多。　

在水利工地上
----人间地狱之三

按：请看另一种“人相食”……

1960年

电灌站经常加班加点，增加劳动强度，克扣民工口粮12万余斤。县委书记张道厚还提出了“三天三夜不吃饭，工效还要翻三番，下雪还要光着脊梁干”的口号。县委委员、副县长杜思俭，对民工一贯态度蛮横，出口骂人。他看到民工不脱衣服干活，就骂人家没有干劲。同时还规定一些“杀人”制度，如:多劳多吃，少劳少吃，不劳不吃，照出勤人数发口粮，炊事员、勤杂、病号不超过10％。民工请假非经指挥部批准，否则不给饭吃。撵病号回家，因不发口粮或少发口粮，有的就死在路上。宋集公社宋集大队民工王土中有病不能上工，两个民工架着他去抬土，结果被折磨死掉。据统计，电灌站共死掉民工2474人，占民工总数14 293人的17.3％。利民公社上电灌站的500人，死掉307人，占60.4％，宋集大队上电灌站的40人，死掉29人，占72.5％。群众叫杜思俭“杜阎王”，把电灌站叫做“阎王殿”。（1961.2.1，^[1] ）

1960年

（水库工地上）私设牢房，关70多人，搞死28人。白天强迫劳动，夜里不分男女关在一起。天冷干活不准穿棉衣，显示干劲，晚上民工解手也不准穿棉衣。规定每头牛每天要拖480趟(半里路)，不执行规定就送去劳改。为了瞒县委检查，布置死人不准带血布，不准埋新坟，丧尽天良。大溪河民工王占满还没有断气，就叫民工埋掉。当时摆在外面没有埋，后王苏醒，爬了4天，20里路，才到家。打人手段也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是罚站、绑、吊、打，一种最残酷的方法是将人的耳朵用铁丝穿起来…… （1961.1.15,，^[3] ）

1960年

在电灌站和燃灯水库工地上的民工不仅生活安排的不好，而且劳动强度特别大。门台子电灌站去年民工吃不饱，他们还结余10多万斤粮食。不执行劳逸结合的方针，天寒地冻，下雨下雪还逼着社员干活，对有病和体弱的民工，不能给予及时的治疗和照顾，相反是一推了事，叫民工回家，走又不给粮食，加上有病天又冷，有一部分民工死在路上。有的社员身体不好，大队和生产队硬叫人家上电灌站，到了电灌站又不收，两头不给粮食吃，三推两推就把人家搞死了，拿人命当儿戏…… （1961.1.7，^[3] ）

1960年

山河大队副队长缪守坚1960年春带民工上水库时，强迫社员奴隶劳动，曾亲手吊打社员100多人，并先后死去35人。新华大队副队长张玉兰把社员许山友捆绑送水库，许不愿，张将许反绑，用牛拖，许顿时皮开肉绽，直到许惨叫“愿意”后才放下，将着就捆绑送水库，不允许有病送回，第4天死去。张玉兰对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向他提过意见的社员史前山进行报复。他利用民工上水库的机会，将史家两个劳动力分别调去修水库和铁路，规定一个在家常的老母和两个孩子象男人一样，每天交70斤野菜，否则不给饭吃，同时规定：不准家里冒烟(不准烧锅)，否则没收。与此同时，又诬史家两个小孩偷外流地主的包袱，将两个小孩捆绑吊打。第二天，两个孩子就病了，并且越来越重。当其老母哀求张，要求住院治疗时，张竟恶毒地说:“你家住什么医院!我非叫你家死得没有开门的没有关门的!”没几天，两个小孩死去，接着老母也连气带饿死去。（1961.2.10，^[4] ）

1960年

小溪河公社原党委书记李清义在燃灯水库私设一个劳改队，把外流回来的社员、撤职的干部以及小偷小摸的落后社员、五类分子集中在一起。白天派民兵监督劳动，干的不好就扣粮，晚上拷上手铐关进牢房。他私设的牢房任意关押民工，他还打了20多把手铐，专门对付所谓“调皮捣蛋”的社员。据了解被他关押和上铐的群众有70多人。不问党员、团员和群众，只要“犯法”，就上铐入牢。民工病死了不上报，不通知家属，随便把死者埋掉。据他自己交代，承认共死掉30多人(据公社召开组长以上干部会议揭发，还不止这么多)。另外，他他还在火车站私设一个关禁闭的小牢房，任意关押外流人员，吓得外流人员不敢回来。燃灯大队黄庄小队社员丁学然因偷宰了老母猪，被李清义押到水库工地劳动，白天强迫干重活，晚上拷上铐子关禁闭，一个月后，丁学燃被活活折磨死在牢中。小溪河大队南刘家生产队社员宋维勤因从水库偷跑回来，被李清义知道后，当时就把这个社员关起来，白天劳动扣饭，晚上关禁闭，一连3天，结果死了。（1961.11.7）

金辉曰：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只有在2000年前的奴隶社会才会有的场面。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已经无异于一场大屠杀。

一方面是手无寸铁善良无辜的人们成片成片的倒毙，一方面是握有扣扳机权力的人们邪恶暴虐的疯狂膨胀。今天，当我们读到这些恐怖森森鲜血淋淋的文字的时候，心惊肉跳之余，不禁感叹不免疑惑----感叹人与兽的距离为什么竟然这样地短；同时疑惑这片土地上为什么会突然间冒出来那么多灭绝人性的野兽?人们为什么会如此无师自通地变成嗜血成性的魔鬼？仿佛他们的血管里面流动的不是血液而是又黑又冷的仇恨。仿佛他们的体内天生就有职业刽子手的遗传。按照人的正常思维，我们注定无法理解这种行为逻辑。也许是恩格斯先生说得对，正因为人类从动物进化而来，也就注定了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兽性。

人们啊，我们该警惕：在面临灾难之时，在握有权力之际，也正是魔鬼最近的时候；而权欲愈大、贪心愈重，则鬼性（兽性）愈多，人性愈少。

人妖之间：水深火热与群魔乱舞
----人间地狱之四

按：有这么一句明言：“权力必致腐蚀，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蚀。”

所谓“绝对的权力”，大概莫过于手中掌握着对他人的生杀大权了。我们看到，在三年灾难中，哪怕是位居权力阶梯最末层的侏儒，只要他的手里有着扣粮扣饭的权力，那么这个侏儒就是绝对的专制帝王和绝对的最高统治者，而那点绝对的权力就足以使他绝对地泯灭良知和绝对地没有人性。于是，饿殍遍野的凤阳就有了下令不准拾弃婴、却为自家丢一只老母鸡限令公安局三天破案的县委书记，也有派人到无锡买米、南京买面、广州买水果的公社副书记，还有煮牛肉没柴草扒社员房子烧火的大队书记，更有一天5餐吃7斤面和规定埋一个人交二斤酒一只老母鸡的生产队长，以及那群夜晚装鬼叫吓唬社员关门睡觉以便大吃大喝的生产队干部。没有制约的权力就是绝对的权力；而一旦进入了人性失控和欲望放纵的轨道，那么以对人的腐蚀而言，任何权力都形同绝对的权力。因此，灾难中的凤阳大地上，一方面是民众水深火热，一方面官员群魔乱舞；因为群魔乱舞，才更水深火热。

1959-1960年

【县委书记】赵玉书去春到武店公社赵楼大队检查工作，有谢学兰等几个社员哭诉，在他面前要求处理坏人坏事，他无动于衷，走开不理。去年4月，赵玉书居然在一次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讲：“凤阳本来不是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去春弃婴很多，他责令下边不准收拾，如果收拾，谁收谁养，并说：“凡是丢小孩的都是坏人，要追查处理。”相反，去年赵家不见了一只老母鸡，他先后责令派出所长、公安局长查处，限期3天破案。群众说：赵家一只老母鸡，比街上丢弃的小孩还重要。赵家一年到头精米白面，鱼肉不断。县委书记杨龙华，去年春天群众生活都那样困苦，他在总铺公社带着文工团整天吹打弹唱，花天酒地，打枪照相，借以取乐。生活特殊化的另一个表现，是层层请客成风，大吃大喝。有次县委开会，有部分委员当场吃醉，开会胡说八道，会议无法进行，不了了之。副县长兼小溪河公社党委书记缪坚，下去检查工作带酒带肉带厨师。公社副书记石玉平，生活极为奢侈，派人到无锡买米，到南京买白面，到广州买水果，家中除有大批衣料外，仅成衣就有68件。浙塘大队总支书记孙玉平，有一次大吃大喝时，一个病人要口鱼汤喝，非但不给，反打人一顿。（1961.2.1，^[1] ）

金辉曰：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那个年代的又一种神话的底蕴。现在的中国人，面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情形，常常怀念五、六十年代，总是念叨那个时候社会风气良好，人心纯洁，道德高尚，干部廉洁，等等，并由此生发出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来，我们的社会就不至于这个样子等感慨。

而这些材料大概有助于我们省悟：这种观念原来也和“三年自然灾害”之类一样，是一个虚谬的神话。

1959-1960年

(小溪河公社党委书记)李清义，有一人为他逮黄鳝，有一口塘养的鱼供他吃，代销店的鸡蛋、洋糖包供给他。下去检查工作，总是大吃大喝。有一次他到李武大队去，事先打电话去，慌得大队立即召开小队干部会议，忙着买烟、打酒，布置各小队捉老母猪、抓鸡、逮甲鱼等，筹备迎接。社员反映，干部下乡碰在一起，一比手表，二比手枪，三玩自行车，最后吃喝一顿，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作风。（1961.1.7）

1960年

在今年春天，群众生活非常困难的时刻，却有相当大一部分干部生活特殊，不关心群众疾苦，山河大队从大队书记到小组干部以及炊事员，几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因此，群众反映说:“一天吃一两饭饿不死小队长，一天吃一钱饭饿不死管理员。”据初步统计，光大队的几个干部，有账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多斤，春天发给病人的白米、洋面，绝大部分被他们吃掉。大队书记陈荣付，煮牛肉没有柴草，就把社员任光衡的房子扒掉。今年5月，正是草苗不接的时候，副县长兼公社党委书记缪坚，一次到山河大队检查工作，对食堂断炊和群众非正常死亡现象，充耳不闻，竟与梅树岩在大赵小学吃肉吃酒。社员盛长英的弟弟看见后，端了他们一碗饭，缪竟把饭夺过来，指责支部书记说:“你们是怎么教育社员的!”缪到乔山检查工作，事先就通知大队杀猪。他外出检查工作，经常有人跟在后面提酒拿肉。在山河大队检查工作，三天吃了5斤香油。公社开了一个小吃部，专供公社几个干部吃喝。乔山大队长张永家，一天三顿喝酒，50天喝掉烧酒70斤，并以每月45元工资专门雇一人捕鱼给他吃。新田大队总支书记杨春云，想吃猪肉，枪毙肥猪两头。公社党委副书记石玉平，一向单起小伙，从今年7月至今，只在农民食堂吃过6顿饭，现在家里还有不少咸鱼咸肉。乔山大队开小队会议，宰杀1条耕牛，摆席8桌。为了吃肉，公社竟通知禹山大队向公社献1头大肥猪和1头母猪。山河大队副队长王立正说头交面有灰，专门叫社员搞二交面给他吃，有一次面粗了点，他就指着送面的社员的头说：“你搞这个面叫我怎么吃!”小溪河北夏生产队长李家付，在群众一天几两口粮的情况下，一天5餐，吃面7斤。公社党委常委兼长塘大队总支书记梅德兴，夏天在外乘凉，要三个妇女给他扇扇。乔山大队书记梅树华、会计梅如山等，为了达到他们的兽欲，以办“三八”农场为名，挑选了全大队最漂亮的妇女8人，任他们随意奸污的有7人，仅有1名因嫌丑未奸。（1960.11.24，⑵.）

1960年

据初步统计，山河大队的干部多吃粮食7639斤，油141斤，吃肉1949斤，至于鸡、鱼、蛋、烟、酒更是无法统计。大队干部到小队检查工作，从来不与社员同吃，居然派一个人背着米、面、酒、肉跟着他们跑，到哪里吃到哪里。大队长梅树岩带着政府发给病人的饼干下去检查工作，吃不了到处乱丢。社员看见后说:“怪不得我们叫大队长吃饭他不吃呢。”在群众一天只吃几两粮的时候，他还不吃白米饭，而要炊事员搞油炒饭和烙油饼给他吃。钟庄小队长李保珠曾先后六次到社员家里搜肉吃，社员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地蛆”。（1960.11.24，⑹.）

1959-1960年

山河大队被干部捆绑、打骂、吊罚、扣饭、游庄的群众就有1078人，占总人口的36.3 ％，被打死2人，逼死1个。社员王功良死后，工作组展志生叫王的老婆去燃灯工地做工，因其小孩在家有病不愿去，展要斗争人家。结果这个妇女走后，小孩就死了，小孩死后几天无人问，尸体被老鼠咬的不像样子。大队副书记史永明，借口寡妇王氏母女俩要外流，不给饭吃，并罚王氏苦工一天，晚上，又把王氏同一个男社员捆在一间房子里，同时把王氏的小孩捆在食堂里。第二天，王氏母女俩外流后，史又把她家的三间房扒掉。工作组李多慈发现社员庙永产偷了几个山芋后，就把庙捆起来，把几斤山芋挂在庙的颈子上“游庄”。三官庙生产队团员鲁维安，从外面回家看小孩时，生产队长史家正不但一连两天不给人家饭吃，还要史到小溪河去挑水秫秫。后来鲁饿了，偷了半碗秫秫，史家正就把鲁绑了两天不给饭吃。不几天，鲁就病死了。（1960.11.24，⑹.）

1959-1960年

全县生产队以上的干部8614人，根据三反揭发出犯有各种错误的1922人，占22.4 ％，其中违法乱纪的干部904人(包括体罚群众的523人，直接体罚、逼死人命的干部138人)。因被体罚致死的群众361人，被逼致死的152人。贪污盗窃的干部849人，占9.85％。（1961.1.7）

1959-1960年

违法乱纪，坏人当道，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违法手段多种，有捆绑吊打，扣粮扣饭，罚款罚物，翻箱倒柜，搜粮查粮，私设公堂、牢狱，拦路抢劫，奸淫妇女，残害人命等。据揭发，生产队长以上干部违法乱纪的有1920人，占干部总数的34％。被体罚的群众达28 026人(包括扣饭的15 001人)，占农村人口的12.5％。因体罚扣饭致死的有441人，残伤383人。赵玉书曾在一次电话上布置说:“凡吃山芋种、油菜苗的，给我打!”杨有聚在总铺公社时，对完不成征购任务的大队干部不给饭吃。县委候补委员、原检察院院长陈世富，亲手打人17名。分工在小溪河公社的李清义、板桥公社的季文祥、总铺公社的宋兆银等县委委员，都目无党纪国法，私打手铐、私设公堂，擅自关押群众，成立劳改队。去年全县逮捕和拘留2078人，经过正式批准手续的只有300多人。在逮捕和拘留的人犯中，就有1076人是小偷小摸。由于人犯过多，牢房拥挤，关死的就有382人。（1961.2.1，⑴.）

1959-1960年

黄湾公社星火大队信用部主任丁如明去冬以来就打骂106人。小溪河公社乔山大队总支副书记一贯打骂群众，今春以来先后打骂60余人，重伤致死3人，致残失去劳动能力1人，扒掉社员房子18间，用扒来的木料给他母亲打了一口棺材，并经常扣社员的饭。小溪河公社党委书记缪坚召开大队总支书记会议，布置全公社统一行动，搜查社员家粮食，并在万保大队召开搜集粮食现场会，搞得人心惶惶，不干生产。大庙公社侍家生队支部书记张现良发现社员史春祥偷山芋种，就罚他5只鸡、2床被面、2件卫生衣、7件单衣和1双球鞋。山河大队7个大队干部全部长期吃小灶。大队长缪怀仙专门找一妇女为他烧小灶，社员气极了，半夜起来点火烧他的小厨房。（1960.）

1960年

【小溪河公社万保大队】因打致死5人，残废1人。大队副兼小姚生产队政治队长凌万才，先后吊打25人次，因打致死3人。社员李培林等四人偷吃不能育苗的山芋种几斤，竟被打昏两次，还抄了家，鸡、羊、衣物动一扫而光，全被凌等人据为己有。保全生产队统计员陈德明在今春粮食紧张时，一人一餐吃1斤多粮，社员管他叫“陈小刀子”。（1960.10.6）

1960年

小溪河公社29个党委委员，烂掉23个，12个书记中，烂掉就有11个，占91.5％.

13个大队共有总支书记、委员92个，烂掉60个，占65.2％。其中17个大队书记烂掉14个，占80％。新田大队书记、委员6人，已捕2个，4个正待处理，全部烂光。大队一级的干部共219人，烂掉111人，占50.6％。

全社小队一级干部659人，烂掉188人，占28.5％。（1961.2.10，⑷.）

1959-1960年

【小溪河公社】受体罚的群众达3175人，占社员总数的9.4％，被打逼和扣饭致死的96人，残废的103人。少数干部残害人民的手段难以容忍。有活埋人，有用绳勒人，有拦路抢劫，有摔锅砸碗，有刮鼻子的，有扣人饭食的。上述种种，屡见不鲜。乔山大队总支书记李仲贵、大队长张永家，在今年夏季的一天就活埋4个小孩，埋达腰深才被家人苦苦哀求扒出来。有的小孩扒出来后，拉了一裤子屎，有的回家吓的生了病。大溪河大队牛同生产队长岳从龙，在今6月将一个拔玉米秸吃的5岁小孩甩到水深3尺的田头窖内，幸被其母发现，才被救出。段桥生产队段中付用绳勒社员杨四喜小孩的脖子，放下后已经断气(后被救)。下放在山河大队的工作组展某，先后在大赵生产队捆绑吊打群众33人，扣饭30多人，罚款27户，共罚款89元，布56尺，单被2床，棉被1床，女服3件，小鸡16只，并持枪抢劫加山胡萝卜种一包。一次社员王尚同老婆有病，展却说她装病偷懒，不给打饭，王饿得到食堂要饭，展看见后，勒逼来打饭的社员每人用筷子刮她一下鼻子，谁不刮不准谁打饭，结果王的鼻子被刮得皮破肉烂。小溪河大队北夏生产队，共有社员240人，被大队长李家付打逼的就有237人，只有3人没被打逼。今年午季，公社党委布置统一行动，查粮翻粮，被搜查的有8046户，占总户数的73.1％，长塘大队只有1户没被搜查。大溪河大队尹陈生产队长陈本良，因社员郭传良放牛时吃了庄稼，陈即用劈柴将郭的手指砸断三根。（1960.11.24，^[2] ）

1960年

府城公社大通桥大队总支书记、大队长陆世荣等一贯打骂群众。去年秋收时，陆等人私自关押小孩50余人。凡被关押的小孩，一不准见大人，二不准喝水吃饭，一关就是几天。（1961.3.3）

1960年

山河大队总支书记陈荣付，去年麦收时，叫社员苦战三昼夜。有一天鲁殿发在场上打磕睡，被陈用开水浇头，颈子上面皮都烫烂了。乔山大队长邓凡珍，去年春天以劝阻外流为名，将一个过路的搞到大队吊打，从身上搜出12斤粮票和12块钱，自己入腰包了。总铺公社凤兴大队生产队长王云龙逮到小偷李以俊，用铁火叉烧红了烙嘴，烙烂流血。殷涧公社赵窑生产队长韩付田，去年逮到一个偷青的小孩，用刀砸劈了小孩的4个手指。黄湾公社淮丰大队小队长张殿宏逮到偷青的社员王小脚，用铁丝穿上耳朵，并用铁丝捆着手吊在木梁上。三小队支书黄开俊，指使亲信余往和胡作非为，将社员吴开聪的两个小孩(偷青)用铁丝把两人的耳朵串在一起，挂在墙上的钉子上，并对小孩说:“你们俩打个电话吧。”星火大队支书钟克昌利用妇女小青的过错，在田里强行奸污。板桥公社浙塘大队长孙玉昌，逮到一个偷青妇女，打倒在地，用枪捣妇女的阴部。（1961.2.1，^[1] ）

1959-1960年

【武店】公社7个书记中有6个有问题，有3个是五类干部。……赵楼大队副赵传举恶毒地说：“群众是奴隶，不打骂不扣饭就不行”，“全大队没有一个好人”。去年一年他打过30多个社员，有的被打伤，有的被处死。群众称他是“活阎王”。……全社原有生产小组长以上干部1163人，犯有违纪错误的达265人，占22.2％。这些干部利用各种手段处罚群众，捆绑吊打、拘留关押、扣粮扣饭、罚劳役等。全社被体罚的群众有1285人，其中被处死的95人，被扣饭的1622户，3760人。不仅如此，他们还贪污腐化，多吃多占，甚至拦路抢劫…… （1961.4.18，^[5] ）

1959年

【1959年县委六级干部会议】到会的4891个干部，经济账目不清的4062人，占到会干部数的87.14％。其中贪污662人，占有问题干部的16.3％；挪用962人，占23.8％；超支1327人，占32.66％；占小便宜377人，占9.28％；铺张浪费734人，占18.07％。共贪污39 004元，挪用41 788元，超支101 345元，占小便宜2113元，浪费720元，合计191 511元，人均47元以上。（1959.6.5）

金辉曰：凤阳县经济帐目不清的4062名干部，共贪污、挪用、超支、占小便宜和浪费191 511元，人均47.15元。这一统计数字，在今天看来，是有些太“微不足道”了。如果和世纪末的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们比起来，三年灾难中凤阳县的有问题的干部，不仅连“小巫”也算不上，而且简直可以说是“两袖清风”了。但是，任何东西都是相对的。在一个农民的年收入只有十几元、几元的情况下，47元不仅意味着只是剥夺了几个人、十几个人的劳动所得，更在于它实际上就等于绝了那些已经一无所有的农民的活路。就像在人均只有几两甚至不到一两粮食的时候，那位一顿吃1斤多粮、被群众称为“陈小刀子”的生产队统计员，他一顿就吃掉了不止一个农民的救命粮，这确实比直接用刀子剐人肉吃还更要命。为一双胶鞋活埋一个人，与为抢银行而杀人，其谋财害命的罪行是一样的。

饥民人相食，是让人涕下怆然的人间惨事；而官员利用权力逼人致死，则是更为恐怖的人相食，尽管他们的嘴角没有吃人之后的痕迹，他们的手上没有屠杀之后的鲜血。

1960年

燃灯大队副队长高金川见财起意，他看到一过路病人脚上有一双新胶鞋和一包行李时，人还未死就让他给活埋了。（1961.2.10，⑷.）

1960年

赵【玉书】1960年1月在公社党委书记电话会议上布置:不准拾被抛弃的婴儿。他说：“丢小孩的都是坏人，不能拾，越拾越多。”由于这一布置，使不少被抛弃的婴儿失去了生命。（1961.）

1960年

一些地区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更恶劣的是黄湾公社张湾小队规定死了人不准戴白布，叫人披红！（1961.2.1，⑴.）

1960年

万山大队雷兴生队长马林法规定：埋人要交税。每埋一个人要交二斤酒，一只老母鸡。少年社员马林英的爷亲死后，到姐姐家借钱买酒，给马林法喝了，才给埋。埋时又将死人的棉被和衣服剥光拿回家。（1961.2.10，^[4] ）

1960年

又如李武大队长苏和仁活埋社员徐开兰，徐曾当面批评过苏贪污病院的油，去年，当徐发生严重浮肿病后，苏不叫医生进行治疗，说:“痨病鬼，治不好。”以致徐病日趋严重。之后，苏乘乡里来人检查病院的机会，企图将尚未断气的徐开兰活埋。当时小孩在场哭闹，不好下手。就用饼乾将小孩哄走，把徐用稻草盖上，抬到外边活埋了。徐在被活埋前还惨叫:“给我稀饭吃!” （1961.2.10，^[4] ）

1960年

乔山大队山西生产队长黄学昌、副队长陈开峰经常以开会名义，集中干部赌钱。为了掩盖群众的耳目，便于他们偷吃，竟利用群众怕鬼迷信(因死人多)，每晚在庄前庄后学作鬼叫，吓唬社员关门睡觉，然后大吃大喝。（1961.2.10，^[4] ）

金辉曰：人间地狱。确实是人间地狱。就是十八层地狱，恐怕也不至于如此吧。

在这里，笔者发现自己的语言是如此的无能为力。我们一直生活在人间，我们的语言都是用于表达人间的情感、描摹人间的事物的；而面对这黑暗无以复加的地狱，我们无可言说，也无言可说。

劫后余生----悲惨世界

按：大灾难过后，凤阳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房倒屋塌，满目凄凉。侥幸活下来的人们，拖着病弱的身子，在洒满自己血汗的土地上，倾力经营着浸透了苦水和泪水的日子。

谢天谢地，这一劫的灾难总算过去了。

1962年夏，最高决策者又发出了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老话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

1959-1960年

随着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劳动力也大大减少。1958年全县劳动力158272人，现在只有106025人，减少52247人(包括死亡、外流、上调等)，占36％。

土地大量荒芜。据统计，1959年荒田310696亩，占耕地1446991亩的21.47％。1960年荒田537 976亩，占38.1％。最严重的是武店公社，去年(1960)荒田25247亩，占总田亩的48％。刘府公社万塘小组原有600亩耕地，去年荒掉300余亩。小溪河公社乔山大队荒地连片，甚至有的地方6000亩不立苗。山河、新华等大队也都出现几里路不种庄稼的荒凉景象。插秧失时，种下不管，收割不尽，这是普遍现象。

产量下降惊人。凤阳去年是个风调雨顺基本不旱不涝的好天气。但是，因为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社员劳动情绪低落，各种农作物却下降到惊人的程度。去年全县粮食产量为99041100斤，比1957年的271610 000斤下降63.5％。生猪去年饲养量81666头，比1957年饲养量145839头，下降到43.4％。家禽家畜的生产也都下降到惊人的地步。

耕畜大量减少。1958年实有耕畜37619头，两年来减少13763头，占36.6％。剩下来的28178头中，尚有一部分由于管理不善，缺草少料，身体瘦弱。还有一部分耕牛，呵了鼻子不能使用。刘府公社原有耕畜6063头，死去2818头，占46.5％。武店公社山王大队两楼生产队原有牛驴49头，死掉35头，占71.5％。有的地方扒房取草喂牛，有些地方牛无人管理，到处散放，家牛变成了野牛。山河大队三管庙小队原有12条耕牛，一夜被偷走11条。仲庄子耕畜45条，全部死亡或失踪。

农具大量破坏。1958年全县原有犁、耙、车等共32882件，两年来共减少14071件，占34.5％，约价值70万元。武店公社原有5004件，减少2717件，刘府公社原有5947件，减少3024件，总铺公社原有2611件，减少1364件，都在50％以上。刘府公社万塘大队小朱家原有犁耙18件，现仅有3件。农具不加管理，损坏、破烂、丢失相当普遍。由于农具大量减少和破烂，到了大忙时期，在一部分地区就成了你偷我，我偷你，乱拉、乱拖、乱偷现象。

房屋大量破损倒塌。房屋由于年久失修，破烂倒塌，残垣断壁，少门无窗，到处可见。1958年底共有房子224143间，两年来共扒掉、倒塌39555间(其中倒塌25 266间，扒掉13400间)，占17.7％。全县有29个村庄的房屋扒、拆、倒光。小溪河公社原有房子33088间，现有23023间，减少13380间，占31.4％。总铺公社原有房子15781间，现有12441间，减少21.8％。刘府公社小屿庄原有房子118间，现有34间，减少71％。在现有的房子中，一大部分破漏不堪，断梁缺柱，倾斜露天。群众反映说:我们住的房子有三怕：一怕夏天太阳晒，二怕下雨挨淋，三怕被风刮倒。刮风下雨搬家到处都有，倒房子砸死人的现象也有所发生。（1961.2.1，^[1] ）

1961年6月

现有耕牛中能使用的仅15289头，平均每头耕牛负担耕地92亩。全县3000个生产队中，平均每头耕牛负担30-50亩的仅有360个队，仅占11.9％；负担50-100亩的1559个队，占51.9％；负担100-200亩的1035个队，占35％；没有耕牛的250个队。（1961.6.9）

1961年

武店人民公社1958年建立时，共有大家畜6940头，现在只有3217头。大型农具1958年共有6012件，现在只有3357件。（1961.）

1959-1960年

【武店公社】1958年以来，特别是1959年冬和1960年春，大批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牲畜大量减少，农具严重破坏，房屋倒塌，土地荒芜，粮烟产量下降。据调查统计:

全社3年死亡14 952人(1960年就死亡11 992人)，占总人口的27％，严重的地方死亡人口达50％以上。凤淮大队小唐家96人，死掉52人，占54.16％。3年外流人口达3766人。

大家畜减少2594头，占原有的37.3％，大型农具毁坏2655件，占原有的43.3％。

房屋减少5895间，占原有房屋的17.4％。

粮食减产，1960年只收了1100万斤，比1959年的1631万斤减少531万斤，比1958年的2493万斤减少1385万斤。1960年全社18万亩土地有收益的只有10万亩，种上无收的2万亩，荒掉的6万亩，占总田亩的33％。（1961.4.18，^[5] ）

1960年

小溪河公社生产力受到极大的摧残，严重的恶果：人口外流、疾病死亡，劳力减少，农具损坏，良田荒芜，产量下降，生产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据初步统计:

1958年全社有56470人，现有37469人，减少34.7％;

劳力原有23172人，现有14092人，下降39.1％；

耕畜原有3990头，现有2672头，减少33.1％；

今年全社荒田106148亩，占总田亩的37％；

粮食产量很低，今年的秋季预产只有6634400斤，每亩平均合52斤。

另外，有12个小组没有牛；5个小队55个小组、60个庄子、122个食堂没有猪；18个小组没有家禽。乌云山生产队原有土地3634亩，今年荒掉2100亩，占58.3％。官塘小队郐庄子23户，今春全部外流，目前仅回来11户44人。（1960.11.24，⑵.）

1960年

山河大队1958年有5536人，现在只有2970人，其中死亡1558人，占总人口的28.1％；劳力下降1375个，占整半劳力的48.8％。

1958年有耕畜668头，平均每头负担土地38.5亩，今年只有341头，平均每头负担71.8亩。

全大队共有土地29 693亩，到今年夏天就抛荒11 455亩，占总田亩的44％。

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是270万斤，1959年总产为181万斤，1960年总产只有115万斤。

社员的收入:1958年人均24.6元，1959年人均18.57元，而今年还要降低。（1960.11.24，⑹.）

1960年

凌西生产队1960年与1957年对比。

户数：1957年27户，1960年24户，减少11％，其中死光1户,外流2户。

人口：1957年144人，1960年90人，减少35％。劳力:1957年71人，1960年42人，减少41％。

耕畜：1957年17头，1960年7头，减少59％。

大农具：1957年21件，1960年3件，减少86％。

由于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生产水平大幅度下降:

粮食：1957年总产118500斤，每人平均823斤，1960年总产29400斤，下降75％，每人平均326斤。

油料：1957年总产1450斤，1960年没有收成。

猪羊：1957年27头，1960年没有一头。

家禽：1957年150只，1960年没有一只。（1962.）

1960年

武店大队分值年年降低，社员收入年年减少。这个大队1958年收入尚好，平均每人分得37.7元。1959年总收入降低了34％，每个劳动日分值0.082元，每人平均分得9.85元。到了1960年，总收入又比上年降低44％，每个劳动日分值0.051元，每人平均分得4.57元。社员王中友说:“当社员不如老母鸡值钱。去年一年累到头，只见到5元钱，一只老母鸡一年生140个蛋，还收入五、六十元。” （1961.）

1960年

凤淮大队1958年粮食总产量157万斤，全年总收入38.1万元，扣留后，人均78.87元。1959年粮食总产127万斤，总收入14.1万元，扣留后，人均29.35元，比1958年降低63％。1960年粮食总产59万斤，总收入7.7万元，扣留后，人均4.4元，比1959年又降低85％。（1961）

1961年

1961年底全县孤儿2389人，其中男1493人，女906人。以年龄分：1-3岁48人，4-6岁296人，7-9岁798人，10-15岁124人。全部孤儿已收容247人，未收容1964人。

孤老1527人，其中男658人，女869人。按年龄分：60 　65岁910人，66 　70岁359人，70岁以上258人。全部孤老已收容258人，未收容1269人。（1961）

1962年

全县有孤儿3304人。其中:公社收养702人，大队收养704人，群众代养908人，单独生活990人。

孤儿缺衣情况：缺衣人数2794人，缺棉衣件数3871，缺棉被数535，缺鞋数3204。（1962年冬）

1961年底

9月份统计，全县缺少寒衣者50 400人，占全县人口的20％，计缺衣52 000件。

缺寒衣严重的是老灾区小溪河等公社。小溪河公社泾庙大队缺棉衣的186人，占30％。其中泾中生产队97人，缺衣又缺被的3户5人，缺棉衣的8户25人，缺被的2户4人，计14户35人，占36％。

我县孤儿2635人，缺寒衣的1850人，占70％。（1961年底）

1961年底

全县共有困难户12 166户，42 211人，占总数的16％，占总人口的15％。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一、人多劳力少，共有2800户，30 100人；

二、因患病不能参加生产，有980户3320人；

三、孤寡残废，失去劳动能力者，有1300户，1800人；

四、外流回乡遭受天灾人祸的困难户，1686户，4991人。（1961年底）

1961年

全县小学校舍2373间，因年久失修，目前，已有88间倒塌，224间光现（露天）了，234间随时有倒塌危险，583间漏雨不能用。更为困难的是尚有22所小学没有校舍…… （1961）

1961年底

生活安排在12月底已基本就绪，到1962年午季止，全县平均每人每天口粮6.4两。对于收成差的地区则规定，从现在到明年2月15日，每人每天标准在4两左右。2月15日到午季每天5-6两。（1961年底）

1962年6月

【1962年6月口粮标准统计】全县255480人，按75天计，每人每天平均0.7斤计，共需13125000斤。

口粮、种子双缺的17个小队，1069人，缺口粮40 087斤；留足种子缺一部分口粮的400个小队，30 442人，缺口粮336 100斤。

午季留够种子和完成征购后口粮情况是:

除缺种子又无口粮的17个小队、1069人外，按每人每天平均计:

合0.1-0.5两的2个小队，110人；

0.6-1两的11个小队，754人；

1两-2两的41个小队，2910人；

2两-3两的63个小队，4772人；

3两-4两的104个小队，8094人；

4两-5两的255个小队，20499人；

5两-6两的440个小队，37369人；

6两-7两的610个小队，53104人；

7两-8两的892个小队，79059人；

8两-9两的273个小队，24956人；

9两-1斤的247个小队，22771人。（1962.7. 10）

金辉曰：此时，1962年6月，距省委、地委联合工作组进驻凤阳进行全面整顿已经有20个月。此时，粮食问题在凤阳依然如此严峻。0.1两是5克，0.5两是25克，1两是50克……而一人一天平均即使有5克粮食，也不算是“无粮”。可是，一天靠5克粮食，人能够活下去么？并且，凤阳人已经经历了三四年的大饥馑，而人们靠这么几克、几十克粮食，确实就活了过来。任何有过哪怕是一天的饿肚子经验的人，也不能不为之心中发紧。

人们只能惊叹中国人的超级忍耐力和超级生命力。

历史指示着一种惊人的韧性。这韧性维系着几千年的岁月，这韧性支撑着一个人口众多的伟大民族。没有这韧性，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就不可能有今天；没有这韧性，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也不会仅仅是今天这个样子。

1960年

小溪河公社新大大队社员张新兰，1959年春因生活困难，全家外流滁县2个月，同年8月又带领两个小孩外流到娘家过。1960年3月回家，丈夫死了，一个妇女带4个孩子生活(最小的5岁)。1960年夏季当地口粮标准名义上规定1斤，因包产不落实，实际仅半斤。午收结束即断粮，早秋作物搞一点吃一点，食堂经常停伙。她家因小孩多吃不饱即不断偷青，自己交代小孩偷大麦约100斤，本人藏小麦150斤，还偷小秫秫、玉米、谷子等。偷的粮食大部被干部查出，拿出少量分吃了。为偷青张曾被斗两次，第一次在会上承认了错误，表示不偷，可是第二天就饿了一天，又得偷。张新兰以此被逮捕，判了3年徒刑。家中丢下4个孩子无依无靠，全靠左邻右舍帮助。

第二次在会上挨斗时，张新兰说:“不偷无办法，小孩饿的哭，偷了你们看见就拿去，看不见我就吃，今后我还要偷。” （1961.9）

金辉曰：彻骨的冰寒从心底传遍全身。难以名状的恐惧和悲凉笼罩了一切。

这是一篇让人脊背发冷毛发倒竖的文字，这是一个看了之后夜晚要做噩梦的东西。

哀民生之多艰，长太息以掩泣。掩卷闭目，潸然泪下，悲从中来，不寒而栗。“饥寒困苦，他处人所不能忍者，独能忍之”，又岂止是凤阳人呢。忍饥受饿，忍气吞声，忍辱含垢，忍泪饮悲，逆来顺受，任人宰割，束手待毙，九死不悔，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美德么?灾难并不是最可怕的东西，但是在纯粹由恐怖造成的灾难中，首先被摧毁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人之为人的人性。恐怖到达极点，无论是制造恐怖的人还是承受恐怖的人，都已经蜕变为非人。陕西省博物馆藏有一块题为《荒岁歌》的碑刻，记载着清光绪三年山西、河南、陕西等地大旱中人相食的情景:“……饥饿甚，实在难，头重足轻，跌倒便为人所餐。别人餐，还犹可，父子相餐甚不堪……人肉竟作牛肉卖，街市现有锅儿煎。家有亡人不敢哭，恐怕别人解机灵。尸未入殓人抢去，即埋五尺有人剜……”1929年，陕西一带又发生大旱，在无数起人相食中，还有这样一幕。一群30余人的土匪下山抢饥民反被击毙，并顷刻为饥民所尽食，众饥民兴奋道----当时的报章报道----土匪之肉较之饿毙饥民肥美多多矣……

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使得中国人沦丧到这步田地?到底为什么，为什么让我炎黄子孙独罹此殃？

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所谓的“在劫难逃”么?

多灾多难兮吾中华。

站在这片忧患绵绵的土地上，面对劫后余生的父老兄弟，拂去血腥沉痛的史册上的重重罪恶尘埃，我感受到良知的巨大谴责。

三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上的那场大灾难，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那场大灾难属于全人类。它是整个人类的耻辱，是这个文明世界的悲哀，是现代人类的一块永远的疮疤。

也许，在这颗人口日益膨胀、资源日益短缺、生态日益恶化、贫富日益悬殊的星球上，这不过是一场人类大劫难的序幕。

立此存照，永志不忘：在发明了原子弹和氢弹、电子计算机和宇宙飞船，在实现了“绿色革命”的20世纪中叶，人类的五分之一成员，曾经在这样一种生存环境中死死生生和生生死死。

人最不了解的是人本身。对人类造成最大伤害的从来都是人自己。

而今，我用我的同胞的血泪、白骨、悲辱和苦难，建造起这座人类灵魂的审判台。让人们在这里透视人性的内秘，感知人之为人的内涵，并扪心自问：

苍天在上，正在走向21世纪的人类，可有足够的理性、力量和智慧，阻止这类大悲剧、大灾难和大毁灭的重演么？

━━ 我们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