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文先生的《困难时期农村整社记实》（以下简称《记实》），万分珍贵。它是“灾荒”年间直接见证人当时撰写的日记和成型的材料，稍加整理汇集而成的。作者是当时“整社”运动的参加者，一切资料、数据都是当时记录的，材料是千真万确的。它不是今日的回忆录。回忆录不一定准确，因人的记忆力有限。故《记实》的可信度极大。可以讲，这种实实在在的材料，至今很少，至少我从未见过。

此《记实》全面深刻地反映了“灾荒”年间的政策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是对极左的“三面红旗”的血泪控诉，是对那个搞个人崇拜、独断专横、以“伟大、英明、正确”自居者的极大揭露和讽刺。这个非常难得的历史教材，对今人、后人都有极大的启示作用。不要说对当时情况不了解的人，就是对我这个“灾荒”年间的直接受害者来说，也很受教育。

我家住在四川邻水县丰禾镇农村，是富饶地，产粮区，鱼米之乡。在“灾荒”年间，我常回农村，因而对农村的情况是很了解的。当时饿死的人确实很多。我家里饿死了母亲、四哥和五嫂。另外，我爱人的大姐也饿死了。饿死的人，大多是勤劳、正直、无权的普通百姓。他们死得很悲惨。

我母亲是一字不识的勤劳、老实、俭朴的农村妇女，于1960年6月27日饿死。死时正是豌豆、麦子成熟之时，大多数人饿得不行，都悄悄去集体食堂偷来吃生的（当时硬性规定只准在集体食堂进食，不准个人私自在家用炊。因铁锅儿被收缴了，有的饿慌了用盆盆、钵钵、破缸煮点东西来吃，基层干部知道了就要去砸烂，而且要弄去批判斗争。所以人们只有被迫偷吃生食，以保性命）。塆（院）中善良、关心我母亲的人说：“三娘，大家都悄悄去土里弄来吃了吊命，你也该去弄点来吃啊！”我母亲回答：“我几辈人都没有偷过人家的东西，我没有脸去偷！”不几天，浮肿病越来越严重。临死断气前说：“我想喝点米汤！”天哪！当时农民没有米饭吃，又何来米汤？一个七十来岁的老人，死前最大的要求只是想喝口米汤，但当时连这点都无法满足，可见灾荒的严重程度。

我四哥是1960年5月23日饿死的。他是生产队里一个精通农活的主要劳力。当时人们身体普遍病弱，重的农活都不愿去做。可他一个人苦撑着病体，还是去坚持犂田。有人关心他说：“老四，你身体那样差，浮肿得那样严重，还去犂田，恐怕吃不消啊！”他回答说：“大家都不去犂田，明年又吃啥？”就这样，他坚持去把集体的田犂完便倒下了。死时才43岁。另外，我的五嫂、我爱人家的大姐，也都是1960年饿死的。

“灾荒”年间，农村饿死了那么多人（据《炎黄春秋》2000年第三期载：1959、1960两年，饿死四千多万。2002年第七期载：安徽无为县三年“灾害”饿死30万以上，几乎占全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有的人硬说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惠文先生的《纪实》揭露了这个弥天大谎，用大量事实说明了是人为的大刮“五风”造成的，而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

1961年，国家主席刘少奇亲自到农村调查，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可是他的结论触怒了毛泽东，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并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从《纪实》中，不难看出，没有“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没有“五风”，没有公共食堂，就不会有大饥荒。没有大饥荒的灾难，就不会出现持不同政见的人，就不会有剪除异己的“文化大革命”（实则是第二个大灾难）。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就不会有邓小平时代的拨乱反正理论和改革开放政策。今天生产大发展，生活大改善，人民安居乐业，从某种意义来讲，是用几千万人的生命换来的。我们应该记住过去的悲痛，缅怀冤死的人们，从中吸取历史教训，避免悲剧重演。我们更应该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安宁美好的生活。

善良的、年轻的人们，请读一读《困难时期农村整社记实》吧，把那一段历史同现在对比一下你就会自然热爱今天，并会更加努力地去创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