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媒体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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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我应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的邀请赴台湾
做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研究，这使我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近距离
观察台湾的媒体与社会，也由此看到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电视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的强势媒体。台湾最早的电视台是无线
三台，即台视、中视、华视，这三大台都是六七十年代就建立，从报
禁之前延续过来的，其主要特点是官股民办，台视的主要股东是台湾
省政府，中视的主要股东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华视的主要股东是军方
和教育部，所以这三台一向被认为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工具。报禁解除
十年来，台湾的媒介生态产生重大变化。对于电视界来说，除了无线
三大台以外，新出现第四家无线台，即民视，该台的政治背景是台湾
最大的在野党民进党。而最大的和最重要的变化则是所谓“第四台”
有线电视的合法化发展和卫星电视的崛起，这一过程正处于群雄逐鹿，
烟尘未落的阶段，小小台湾岛因此烽烟弥漫，各路政治、经济势力都
欲在此一展身手，外资插足强占市场，甚至黑社会也有介入，呈现出
非常复杂的局面，在这背后已经形成极其错综复杂的政治和资本交织
的权力关系。
有线电视在台湾获得立法是一九九三年，据一九九六年的统计，
台湾已经有一百六十家以上的有线频道可供受众收看，而且数字还在
增长，节目的性质趋向则以频道来区分。因为频道资源不再缺乏，学
者们认为这使公众的媒介接近使用权(access to the media) 有可能
实现，媒介接近使用权是美国社会责任理论出现之后的一个重要内容，
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媒介理论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不敷使用的
补救与发展。台湾有线电视法中有――条很重要的规定是系统经营者
“必须免费提供十分之一以上的频道作为公益性、艺文性、社教性节
目之用”，就是为这个权利做法律上的保证的。这些公用频道应该向
社区民众、学校机关、艺文团体、公益团体开放，不向订户收费，也
不得向频道使用者收费，也不得播广告，公益广告除外。台湾的这一
法案是以美国一九八四年通过的“有线电视传播政策法”为蓝本的，
该法案规定，系统频道数超过三十六个，必须开放十分之一的“社区
近用频道”(community access to channels)，给民众、教育机构和
政府使用。虽然有法可依，但是在实际操作中问题很多。除了法规本
身不够严密，主要问题是系统经营者并不乐意做，而一般民众对这项
可以利用的权利毫无所知，没有人告诉他们，电视媒体出于自身利益
不会为此做宣传；不过，即便是知道了，又能如何? 电视节目的制作
需要专业化训练和昂贵的器材，这本身就是限制。为什么系统经营者
不乐意呢? 因为“系统经营者对共用频道的态度，仍然以‘市场’和
‘收视率’为主要考量点”。有线电视法的相关法规实际仍是一纸空
文。如此一来，有线电视频道林立的结果其实并没有使得多元化发展
成为现实，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垄断确已打破，但是一个民主、多元、
公正的新秩序并没有如所期待的那样建立起来。
我是一个来自不同制度的观察者，台湾的传媒不可避免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第一印象是新闻非常戏剧化，这和大陆新闻节目的规
范有很鲜明的区别。每天的屏幕很热闹，像个大舞台。因为选举日近，
政界人物像永远没有结局的电视剧的演员，每天露面，谁骂了谁了，
谁又有了反驳了，从人身攻击到大打出手，见惯不怪。家庭关系也会
不可避免地被牵涉进去，某太太又在屏幕中哭诉政敌对她和她先生的
人身攻击，但是却也很难激起人的义愤了。政治成了赤裸裸的政治，
不再需要道德的遮羞布。而“作秀”却成了一个使用率非常高的词，
每一个政界人物都必须具备在镜头中作秀的本领，这成了能否成功的
首要条件，可以这么说，在镜头中的表现不能打动选民就几乎不能当
选。所以在竞选会上，竞选与助选的人又唱又跳，煞是热闹，不论原
来的地位多么高，也要拿着话筒唱唱小曲。我被告知，老百姓看到原
本高不可攀的候选人在台上笑容可掏地向他频频鞠躬，“感觉好极了!”
随意骂总统也是老百姓发泄情绪的惯常途径。而且在这次县市长选举
中，老百姓确实把不再信任的国民党选掉了，当时媒体以“台湾变了
天”来表达一种惊叹。国民党内部也引起很大震动和反省。
对涉及到有党派利益的新闻来说，特别是选举，不同的电视台会
有不同的视角。台湾学者在研究一九九六年的台湾总统直选时的报告
表明，三大无线台有明显的政治偏差，并不“公正、客观”，政治倾
向在节目中有淋漓尽致的表现，这一点，不看台湾学者的报告，就凭
有限的看电视的体会也感觉得出来。该报告还表明，有线电视在选举
报道上要比无线三台要“公正平衡”，虽然也有偏差，但是“可能”
为结构偏差，而非政治偏差。关于这一点，报告并没有给出让人信服
的证据。一位学者在演讲中说，“很多和政治上相关的人物，都涉足
有线电视，其中包括立法委员、县市长，差别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
有的人真的入股，有的人以亲戚、太太的名义入股，反正就是想办法
拥有一部分控制权，希望自己在选举时能有多一点机会露面。”我相
信这是真的。
我看到了，首先是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被界定为媒体行为。台湾县
市长选举，我曾去板桥参加了一个由知名主持人李涛主持的知名栏目
“全民开讲”的直播现场，现场邀请台北县县长的各党派候选人列于
主席台上发表演讲，台下是各候选人的支持者。会场很热闹，像个大
集市，也像个狂欢节，孩子骑在爸爸的脖子上，手里是色彩鲜艳的气
球，安装灯的钢架上爬着看热闹的人，每个候选人有规定时间演讲，
最具有煽动性的是民进党候选人，比起其他候选人，他在演讲中其实
并没有讲多少施政纲领，多是简单的口号，但反响也最热烈。最受冷
落的是新党，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占多数比例的党，候选人是博士，他
的演讲也最学究化，很详细地说明与论证，但是应者寥寥。国民党候
选人没有参加这个影响很大的节日，被主持人李涛讽刺为不敢，后来
我听说他们的理由是“比汗水而不是比口水”，结果却是汗水输给了
口水，国民党在台北县失守。这是一个口水的时代，也是一个媒体政
治的时代。那么，媒体是否公正就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媒体如何才能
公正?市场化能实现公正的理想吗?媒体以在制度上和经济上独立来保
证公正，这一直是一个没有完全实现的理想，而这个理想的实现除了
媒体自身的道德追求和对社会责任感的自觉承担，更重要的是，要靠
媒体所在社会的制度保证。 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市场化可以提供一个
“意见的自由市场”，而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可以凭借理性做出正
确的选择。但是当今社会，媒体的市场化发展其实已经形成对自由主
义理念的挑战。首先，对于每一个社会公民来说，市场化并不意味着
公平，因为媒体的经营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政治上的平等被经济上
的不平等所置换；其次，媒体的市场也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
即媒体可以靠迎合人的非理性欲望而大受欢迎，严肃的报纸在发行量
上永远敌不过建立在欲望的“最大公分母”上的黄色小报。如果单纯
以市场来做裁判，必定会形成所谓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以金钱为惟
一驱动和价值评判，必然会使媒体无法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且，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意见的自由市场”背后各种权力之手的操纵，在
默无声息地掌控着人们的观念。毫无疑问，民主的理想需要维护，但
是凭借着理想的市场化方案，是否能完成民主的任务，值得重新审视。
台湾的新闻自由是被包括台湾学者在内的很多人作为台湾民主社会的
重要体现，因为这是只有在台湾全面解禁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的局面，
但是新闻自由是否能够必然导致客观与公正? 新闻自由是否必然导致
民主的实现呢? 这之间是否能划等号，看来并不是一个不需要质疑的
问题。
在私人访谈中，我被告知解禁十年、自由了的台湾媒体己不能忍
受任何形式的压抑。所以台湾至今并没有一部新闻记者法，而且台湾
是否需要这个新闻记者法，在台湾学术界尚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那
么是否会有新闻记者滥用新闻自由呢? 回答是可以通过新闻评议会等
方面限制。但是从媒体从业者和研究者那里得到的回答是一致的，那
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新闻评议会全无作用! 不是它不发挥或不想发挥
作用，而是没人听它的，它远远不足以构成制衡的力量。也就是说，
一旦新闻记者滥用新闻自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约，包括在商业利
益追逐下软弱无力的道德诉求。
谁能制约媒体? 我们都知道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都会产生腐败。
没有任何限制的“新闻自由”，正是台湾媒体产生“腐败”的根源，
对陈进兴案的报道是一个有力的证据。陈进兴是轰动台湾的白晓燕撕
票案的主犯，他及其同伙创造了台湾犯罪史上最善于利用媒体之最。
在逃期间，他们数次给一些著名报纸写信，为他们的犯罪辩护，他们
知道这些报纸抵挡不住热卖点的诱惑。他们赢了，报纸果然照登不误。
最精彩的是，穷途末路的陈进兴趁黑夜潜进南非武官官邸，绑架武官
全家以为人质，这使得一个台湾社会内部的事件有可能演变为一个国
际事件，这对于正在拼命发展国际生存空间的台湾当局来说，实在是
很感震惊的。全台北的电视媒体都到了现场，黑压压的摄像机和转播
车在守候，警方划的警戒线根本挡不住记者。而曾经被学者高度评价
为民主与自由体现的call―in(直播中接通观众的电话)这回前所未有
地大大地唱了一回主角，主持人在直播间‘与陈进兴接上了电话线，
接下来就是长达数小时之久的现场“采访”。陈犯在用枪控制着人质
的时候，一边看电视实况转播，一边在电话里言辞恳切地为自己的所
作所为辩解。主持人对他的逻辑并不反驳，也不敢反驳，怕惹恼他威
胁人质的安全，所以整个call―in就成了他的讲坛。陈进兴甚至还提
出要求CNN派记者来采访作为条件，被CNN拒绝。但是台湾的媒体似乎
是很愿意被他看中，可以做独家采访。后来第一家把电话打进现场的
媒体的负责人说，他们得到新闻线索的时候，也觉得不太好，但是一
想，如果我不做，别人肯定要做，既然别人要做，那么我为什么不做
呢? 并且反问道，在座的有谁那天夜里没有看这个节目呢：因为电视
台占了线路，以至于警方要办案电话都打不进去。第二天早上，一直
扬言要自决的陈进兴与警方达成协议投案自首。媒体因而有一个绝妙
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说正是因为与主持人的交谈，释放了陈进兴的紧
张和焦虑，使事件的和平解决有了基础。但是解决问题并不是传媒的
任务，不能以此来辩护。在对这起案件的报道中，传媒频频越位，充
分暴露了台湾媒体制度中的很多问题。
对于此事，学界倒是有迅速的反应，政治大学传播学院专门召开
了一个“犯罪新闻报道座谈会”，邀请知识界和媒介实务界中一些知
名人士在一阶梯教室面对学生发表意见，知识界多从职业道德上谴责，
实务界多为自我辩护。因为是面对学生，所以各位人士像是在轮流演
讲，彼此的观点并没有交锋，所以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除了
会议全持人宣布把各位演讲收集起来出一本书。有学者说：我们这些
从事新闻教育的人很悲哀，辛辛苦苦教导学生要有新闻职业道德，可
是学生一毕业，一进入媒体，职业道德就被置诸脑后，我们的心血也
就付诸东流了。我想，这个问题是一个制度问题，媒介实务人土难道
不明白职业道德的道理吗?但是，人在江湖，就身不由己了。
观众的反映如何呢? 有代表性的一种是大骂陈进兴不够英雄，是
狗熊，信誓旦旦地说要自杀，结果却没有，不免使通宵守候在电视机
前的观众觉得不够过瘾；一个期望中的电视连续剧高潮没有到来。以
此种观点来看，观众对电视新闻的期望并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
是以戏剧化心态来看待新闻的。另一种观点，特别是一些青少年，觉
得陈进兴还是挺有人情味的，他很爱自己的太大、孩子，是个好丈夫、
好爸爸。这是一种很危险的观点，这意味着陈进兴成功地以他个人的
视角遮蔽了这个社会对他的犯罪，而且是如此残暴的犯罪事实的认知，
从而混淆了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最起码的善恶观。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自由主义已经无法为之辩护；因为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观众愿看，
电视台愿播，并不违背新闻自由；而且陈进兴是否也有人权? 他为什
么就不可以在媒体里发言? 但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凭着本能嗅出其中
的危险，因为这种危险会直接指向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媒体是否应该承担对一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 对于台湾的
媒体来说，这确实是个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
我的感觉是，在解禁之后，台湾的媒体便进入了一个盛大的狂欢
节。在狂欢节中，一切束缚都在想像中被抛弃了，那是一种美好的体
验，但却是非现实的。自由，那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在这种轻盈
的体验中，媒体的社会责任就变得太沉重了。
在台湾，年轻人很愿意选择媒体职业，因而大学里的新闻与传播
的专业很受欢迎。因为记者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有话语权。这一现象
与大陆相同，‘但是性质却不同。大陆是由为国家电视台所享有的权
威，所以中央台的门槛最高；而台湾是因为记者所服务的媒介享有空
前的自由权利；握有强大的社会权力，而不必为责任所累，在我看来，
这正是狂欢效应的体现。台湾有很多以talkshow形式出现的新闻评论
类节目，邀请一些嘉宾就某事件或话题展开讨论，并且有call—in。
这类节目一是时效性强，二是制作费用便宜，所以很风行。而这类节
目主持人的风格可以概括为：以自我为权威，任意地毫不留情地截断
嘉宾的话和观众打来的电话，态度强硬，并不文质彬彬。我想，这正
是媒体希望自立为权威的体现。
在台湾，媒体这一社会“公器”是各种社会力量角逐的目标。群
雄逐鹿的局面不会太久，就会形成新的封建割据，多而小的局面会被
少而大的垄断所代替，这就是市场的逻辑，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的逻辑。
台湾的电视业正在朝此迈进。目前，政治和资本已经在这些私营电视
台背后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除了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私营
电视台很难承担社会的公益性的服务；收视率是上帝。台湾的电视中
看不到任何严肃的纪录片，纪录片界的朋友说，私营电视台不可能开
辟纪录片的栏目，因为不赚钱，所以寄希望于公共电视台的重新建立，
而公共电视台在立法过程中曾受到重重的阻碍。我在台湾期间，台湾
的公共电视台已经在筹备重建，其中有一档《原住民杂志》，工作人
员多为专门培训的少数民族，目的是为弱势文化与弱势人群建立一个
发出声音的管道，现在已经开播，希望能有所作为。
在自由主义的口号下面，台湾并没有发展出优良的电视文化。台
湾的知识分子对此深恶痛绝，但也无可奈何。政治大学的潘家庆教授
明确地告诉我，他认为大陆的文艺类电视节目比台湾的好，好得多。
我是到了台湾以后，才知道会有如此粗糙的制作，比如说，在大陆知
名度很高的李敖先生，曾在一个有线电视台里主持一个叫“李敖笑傲
江湖”的栏目，是一个时事评论类节目，每天由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唱
独角戏，一人、一桌、一椅、一布景而已，而且我怀疑那个摄像记者
已经睡着了，因为镜头几乎没有任何切换，有时李敖先生出具一些文
字材料，镜头会很迟疑地才推上去，在摇镜头中途甚至会咯噔一下，
才把镜头完成，也就这样上了电视了，不肯重摇一下。一个上课的实
况录播，几乎没有后期制作。
特别让我惊讶的是电视中黄色节目的堂而皇之。很多电视台，特
别是一些小的有线频道，不到夜间十二点钟，就开始放格调很低的黄
片来嫌取收视率。我说它格调低下，并不是因为仅仅有性爱的镜头，
而是在于这些镜头明显是出于商业目的。我甚至在白天的一档谈话节
目中看到裸体镜头，因为嘉宾就是某著名脱星。一位从美国刚到台湾
的朋友也很惊讶，他说想不到台湾电视比美国还开放。综艺类节目中
有一些带有非常强烈的性游戏色彩的成人节目，让我膛目的是主持人
的主持语言和行为已不仅是不登大雅之堂，而是到了在任何正常的社
交场合里都不可能被允许的地步，因为充满了露骨的性骚扰。台湾学
者一九九七年做的研究报告里指出，台湾周末晚间大型综艺节目共有
四个，都有程度不同的性骚扰现象，最突出的是台视(还不是有线台)
的一档叫做《龙兄虎弟》的节目，(主持人)故意将女艺人说“吹喇叭”
的话引申到暖昧的意义上，或是唱着淫秽歌曲作为娱乐方式。我无法
想像在一个有孩子的家庭之中，父母如何与孩子共享这样的节目。这
类节目都是建立在强烈的女性歧视的基础上的，既违背现代社会两性
平等的价值追求，同时也降低了社会对这类性骚扰事情的道德罪恶感。
但是，即便是传媒在惊呼“台湾变了天”的情况下，我并没有看
到社会有任何失范的迹象，太阳照样升起，台北的大街上车水马龙，
一如既往。所以，我就在想，看来这个社会并不在乎这个社会的天空
是什么颜色的，只要大地是实实在在的。那么，什么才是构成这个社
会的大地呢?
先从我对台湾电视中迷信节目盛行的观感谈起。我曾看到’―个
节目，主持人与某算命大师围着一个水晶球煞有介事地为当时的台北
市市长算他的仕途如何如何。还有一档节目专门由风水阴阳大师带领
志愿者夜里去墓地古宅感应鬼魂。如果说这是电视台为了收视率迎合
观众的话，那么我还看到一个比较严肃的社会档案类的节目，里面回
顾台湾社会历年的社会犯罪，在说到一个杀人案中，凶手已经交代尸
体埋藏的地点，但警方的挖掘工作一直不果，这时候警方采取的办法
是烧香献牲，第二天果然顺利找到尸骨。而政界人物在选举获胜之后，
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到庙堂中去叩头。看来，这就不仅仅是收视率的
问题。当今的中国大陆正在努力去完成民主与科学的任务，为此我们
曾付出了痛苦的代价。作为一场社会变革，它面对的是中国社会的结
构性的变革，这个艰难困苦的任务绝不可能在一夜间完成。今天，自
由主义的呼声已经“浮出水面”，但是我们同时发现，自由主义、市
场化、民主建设、法制建设，这些重要的问题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
系，建立一个自由、公正与正义的社会，绝不是靠简单的自由主义的
口号所能解决的，特别是对于以全球化过程为背景的中国社会改革。
在当今中国学术界，对自由主义的全方位探讨和反省方兴未艾；但是
遗憾的是，这一重要的问题，并没有在新闻理论界得到回响。而中国
大陆的新闻改革现在正处于一个很复杂的状态，很多迫切需要解决的
理论问题并没有理清。而在我看来，自由主义旗帜下的台湾媒介现状
其实告诉我们，简单地把自由主义市场化当做一种理想的乌托邦，并
不等于民主的实现。
自由主义旗帜下的台湾并没有进行多少意识形态的革命，没有一
个建设新社会从而对传统进行痛苦反省与决裂的历史背景，所以它比
较多地保留了或者说依靠着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特别是基层
社会的整合，传统与现代处于一种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叠加在一起的状
态，下层是传统的，上层是现代的。对这一点，我终于有一天恍然大
悟，那是陈进兴在逃其间，我听到其妻在媒体中对他的劝告，说的却
是因果报应之类的话。我才明白中国传统的世俗宗教还在作为一种有
效的社会意识形态在当今的台湾社会发挥作用。其实在意识形态上统
治台湾的并不是政党，而是中国传统的民间意识形态，因为没有遭到
大的破坏，传统的意识形态的惯性能够保持着对社会基层的控制。所
以对政治敬仰的失落，并不会导致社会的失范与解体。
我想，社会制度与媒体制度之间其实是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唇
亡齿寒。它决定了任何媒体制度的改革都必须和社会制度的改革匹配
而行。台湾的社会制度与媒介制度之间有很多值得读解的东西。对于
我来说，它使我打破了对自由主义市场下的媒介制度的简单幻想，它
使我认识到中国的新闻改革必须走自己的路，必须既打破专制，又警
惕资本的操纵，才有可能使民主得以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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