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与对策 1--杨 帆 由 教育救国 于 December 11, 1998 21:30:51:
估计五年之后，上述资源大部分将被“吃光分净”，经济增长将因特殊潜力用
尽而一般潜力不能有效发挥，制度因素又不能保障市场有效运转而不能持续。此时，
权力资本的合法性危机就将暴露，触发危机的偶然因素亦将出现：
——权力资本将因为不能规范而恶性膨胀，大肆吞食社会资本和个人财产。不
仅腐败蔓延，权力资本有组织的剥夺将更加严重。比如乱收费，比如在拆迁中不对
私房的土地使用权给以足够的补偿，收取电话初装费和手提电话入网费却不明确给
予所有权，以及在住宅价格中打入市政配套费，但市政设施产权却归政府所有等等。
——在货币紧缩情况下权力资本的恶性膨胀，会比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更加打击
社会生产力，打击中小民间资本。如果不依靠权力就不能挣钱，民间投资就萎缩下
去。
——外汇管制失效。从外部冲击来说，国际投机资本是否能造成崩溃性的冲击，
取决于能否在短时期内掌握受冲击国家的大量货币。人民币资本帐户不自由兑换，
有效地防止了国际资本的不稳定性投机。但外商投资企业的人民币利润越来越多，
有９０％没有汇出，而是留在中国进行再投资。这笔外商在中国国内的债权在五年
之后会达到１００００亿人民币，相当于我们国家在海外的债权（国家外汇储备）。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真正购买生产资料，而是留在流通和投机领域，流动性很强。
国际投机者通过香港也可以掌握一部分人民币。如果出现突发事件，外商丧失信心，
普遍要求将人民币利润兑换成外汇汇出，会引起国家储备严重下降，即可能引起居
民普遍提取人民币，通过各种渠道兑换外汇。限制或者停止外商将利润汇出也只能
延缓一年，因为新的外资会因此不来。这是五年之后国际资本冲击中国的特殊形式，
也是我国危机可能的爆发点。
中国危机的外部因素：亚洲金融危机冲击
对中国危机的逻辑和历史分析表明，危机的发生指向“五年左右”，对此我们可以
预先防范。防范危机如同防洪，也有两种办法，洪峰不大可筑堤挡水；如果预测洪
峰很大，就应该以疏导为主，甚至要决堤放水，将灾害引导到损失较小的一个方向
去。笔者认为中国未来的危机难以避免，只能采取“提前引爆”的办法，将一个大
危机化解为许多小危机，随时出现，随时解决。现在多数人的倾向是低估危机的性
质和程度，以为可以通过刺激内需和加强整顿而轻易地避免危机；渐进改革的基本
矛盾及一系列派生矛盾不能被系统地研究和承认，而是受到强行压制。亚洲金融危
机的爆发，使我们能够提前认识东亚模式的弊病；危机的滞后影响则暴露了我国危
机的潜在因素，促使我们早日解决。危机迟早要来，早来比晚来好，因为现在我们
毕竟还没有完全“分光吃净”。从避免危机的角度来看，中国既面临历史性的危机，
也遇到了历史性的幸运。
历史的幸运开始于五年之前，当时亚洲正处于繁荣的高峰，中国的权力资本发
展到金融资本阶段，暴富层次升级，社会财富以极不合理的方式剧烈再分配。此时，
世界上有两个地区主动收缩经济，贬值汇率，一个是欧洲各国为了出欧元而消除赤
字和通货膨胀，一个是中国控制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关于中国收缩经济，当时有
很大争议，有人提出通货膨胀可以和经济同步增长，有人说中国没有泡沫经济，权
力金融资本集团更因财路被断而极力反对。１９９３年７月１日开始的金融整顿，
刚刚稳定了汇率，制止了炒地皮，到１０月份就因国有企业生产负增长，被迫增加
货币发行。１９９４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竟然以“加快发展，加快改革”为题，
等于宣布宏观调控结束。但是三个月以后，中央又出台了“二十字方针”，以保持
稳定为核心，重新坚持经济收缩。这次政策转换非常奇怪，因为当时并没有什么特
殊事件发生。虽然“软着陆”政策在１９９７年出现某些失误，比如对形势的分析
过于乐观，没有能够及时启动经济，对股票市场打击过严而利用不够等，但五年以
来收缩经济的基本战略是正确的，它使中国在１９９７年没有卷入亚洲金融危机，
并有力量保持人民币汇率坚挺而发挥稳定作用。一年以来，是人民币，港币和美元
三种货币的坚挺，发挥了亚洲和国际关键货币的作用，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
形成了中美协调稳定亚洲经济的局面。中国人国际地位的提高，不是通过与西方对
抗，而是在关键时刻能够稳定经济和汇率，发挥了世界性的良好影响。这对于未来
世界格局和中国如何发挥大国作用都是非常好的开端和启示。如果没有提前收缩和
整顿，中国自顾不暇，何来力量去稳定亚洲？
金融危机在１９９７年７月２日自泰国开始，横扫东南亚，波及韩国，给香港
造成长期的萧条和不稳定；１９９８年５月在日本公开暴露，日元长期疲软，预计
在１９９９年将继续连带亚洲甚至美国，全球金融崩溃和经济大萧条也不是没有可
能。由于中国已经提前收缩经济，并在１９９４年将人民币贬值５０％，在五年之
内保持了贸易和资本项目的巨额双顺差，到１９９７年底积累了１４００亿美元的
外汇储备，东南亚各国正是在这几年出现了巨额外贸逆差。由于连续数年的经济紧
缩，国内消费物价指数从２１·７％下降到０·８％。人民币名义汇率没有变动，
但是实际汇率贬值了。由于亚洲国家的货币在１９９７年的贬值，使人民币实际有
效汇率升值６％左右，至１９９８年５月份，亚洲各国汇率有所回升，局势已经初
步稳定下来；从５月份开始日元贬值，如果能够控制在２０％的幅度以内，并连带
亚洲各国货币贬值１５％，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再升值６％，两年共升值１０％。
但是国内消费物价指数两年之内下降了１４个百分点，人民币实际汇率同时贬值１４
个百分点，两者基本抵消，加上出口退税的鼓励，我国出口并不十分悲观。
１９９７年中国出口增加了２０％以上，外贸顺差４６８亿美元，创历史最高
峰。１９９８年出口增长率可能在５～１０％，但是贸易顺差上半年即达到２６７
亿美元，全年不会少于３００亿美元。出口增长率下降，但是进口增长率下降更大，
这是因为国内需求疲软，新的投资集中于基础设施和住宅，难以带动进口。这样，
中国的净出口并不会下降，加上资本项目顺差，国际收支可望保持４００亿美元以
上顺差。顺差下出现严重的人民币贬值预期，说明国内外对我国经济前景信心不足，
企业和个人大批保留外汇，不去结汇，使国家外汇储备几乎没有增长。外汇储备只
能调节外汇市场变化的增量部分，而不能解决基础性的失衡，有１４００亿美元也
差不多了。中央货币当局可以减少外汇占款，增加国内货币投放的空间，中国由此
调整出口导向战略，转向扩大国内需求，正好顺势而行。
出口增长率下降包括水灾对于中国的真正影响，在于降低国内经济增长速度。
为什么一定要达到８％？经济学家说是为了保证就业，维持信心。经济增长速度在
国际上本来是一个预测数字，到了我国竟然不可更改，不可怀疑，因与现实反差太
大，反而被强化到国内外人人谈论的程度。这也证明，经济增长速度长期以来已成
为我国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源泉。这当然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的
滞后影响，将继续在全球范围造成通货紧缩，经济下滑，资产缩水，收入下降，失
业增加，保护主义盛行和货币连锁贬值，中国已经并且将继续受到影响。
亚洲各国经济进入负增长，首先影响中国的出口和外资。１９９８年上半年国
内企业效益普遍下滑，使股价在夏季下跌了３０％，投资者损失惨重；消费与投资
不振，是因为通货膨胀率的下降超过了名义利率降低的速度，以致出现改革以来最
高水平的实际利率；深化改革、整顿金融业和证券市场、精简政府机构、清除腐败
等一系列非常必要的措施中的多数会产生紧缩效果，使就业和收入下降。比较有效
的调节办法是发行国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问题是难以回收资金，财政的困难还
会加大。通货紧缩一旦发生就难以短期走出来，日本走了十年没有出路，我们不可
把问题是看得太简单了。
更加严重的问题就在日本。日本的经济规模比中国大六倍，世界扶植不起日本，
日本却能够拖累全世界。日元贬值如果超过１：１５０，将连带韩国和台湾的货币
贬值，人民币与港币的处境将更为困难。许多人责怪日本和美国政府纵容日元贬值，
认为只要联合干预，日元就可以稳定；而且认为美日一定会干预，因为日元贬值不
符合两国利益。这又是一种“肤浅的乐观论”。
日本的贸易收支有巨额顺差，货币应该升值，这是教科书上说的。实际上，日
本经济多年萧条，为刺激经济利率已经接近于零，资本大批外流；国际货币市场上，
外汇经纪人不看好日本经济前景，卖日元买美元，日元如何不跌？日本政府当然不
希望日元过度贬值，但是日本的决策权究竟在谁手里？有没有类似“权力资本”之
类的政治经济势力？近百年来的财阀势力对日本政治究竟有多大支配力？会不会为
了集团的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日本政府公布了投资巨款启动内需的计划，但是效
果不大，目前正在清理呆帐，将于９月份公布。如何处理还要经过国会辩论，但执
政的自民党政府在参议院不占多数，最后能否通过有效办法将决定日元的走势，局
势的明朗至少要到９８年底。美国的战略利益又在哪里？为什么美国能够容忍日本
对美巨额贸易顺差而纵容日元贬值？有没有等到日本经济继续恶化，资产大幅缩水
后再来收购，从而打垮日本根深蒂固的经济民族主义的考虑？这些都需要各学科的
综合研究，不是单纯的经济模型和数字能够回答的。
我们所看到的“东亚模式”成功与失败的因素，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比如对于
美国的扶植和操纵就估计不足。东亚成功的国际背景，在政治上是美国的冷战战略。
如果美国不为日本负担军费，日本经济这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就会降低４０％；日本
两次外汇短缺，是靠韩战和越战期间为美国生产军事物资解决的；美国可以容忍日
本对美国产品２０％的高关税，难道不是扶植日本，反而是怕它不成？东亚各国所
谓“专制下的政治稳定”实际上也是由美国扶植的，当失去稳定时，美国就会迫使
政权更换，如马科斯和苏加诺。一旦冷战结束，美国的亚洲战略就变成促进自由化，
亚洲各国的动荡就开始了。
东亚奇迹的经济背景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转换。２０年来，美国和欧洲
淘汰了占国内市场２０％的劳动密集型和高污染产业，为东亚国家的“出口导向”
提供了市场，并刺激其外向型经济过度发展。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的关系也是如
此。一旦西方产业结构调整完毕，发展中国家必然出现生产过剩危机。中国的得天
独厚之处是有农村市场，所以只是长期萧条，不过将出口产品内销，要承担亏损而
已。
以日本危机为核心的第二次亚洲货币金融危机，可能长期持续并拖累亚洲和全
球经济，近期日元保持１：１５０不再贬值，极为关键。危机的另一个爆发点在香
港，国际资本将反复冲击香港，港币能否保持联系汇率并不贬值难以预料。这两个
因素将构成对中国最大的外部冲击。前景很难令人乐观。
中国经济的前景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国际因素左右，在经济方面是美国经济与股
市及美元的走势、欧元的出台、美英金融资本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控制，美国大公司
对世界粮食市场的控制等等，如果明年出现全球金融市场崩溃，连带世界性经济大
萧条，中国亦会受到更大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是国际战略格局的调整，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包括台湾问题都是
变数，台独势力的发展随时可能造成突发事件。危机的内外因素是互相影响的，在
内部危机因素日趋严重时，尤其要妥善处理外部矛盾，以免形成互相放大的恶性效
果。
克服危机的根本对策
本文对于中国面临危机的性质，做出以下概括：
第一，这次危机的内在必然性，是由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决定的。权力资本在
中国发展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由于与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存在根本矛盾
而不能取得合法性，因而无法加以规范。权力资本的恶性膨胀，是中国危机的主要
根源。
第二，体制转轨所造成的特殊繁荣，为改革和政权带来了新的合法性，在一定
时期内掩盖了权力资本的不合法性，并且拖延了政治和社会改革，使得经济长期增
长的一般性因素不能充分发挥，体制性因素亦没有培养出来，经济高速增长不可避
免地出现历史性的中断，从而使得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暴露出来。
第三，按照危机内在因素的发展和社会控制危机的能力，特别是我国体制转轨
潜力的释放程度，和政府掌握资源的状况来推算，中国的经济危机将在五年左右到
来。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重了我国通货紧缩的局面，提前结束了经济高速
增长，从而将促使危机提前出现。这对于中国，既是历史性的危机，也是历史性的
幸运。因为目前政府仍有较强的控制能力，还掌握一定的资源，特别是土地还在农
民手里，还有克服危机的能力。
第四，危机涉及三个层次：
——社会政治结构层面，是权力资本的恶性膨胀；
——真实经济层面，包括产业结构改造、国有企业改革等多方面问题；
——货币经济层面，危机最容易爆发。汇市、楼市、股市是连带的，很可能由
于突发事件的出现导致信心崩溃，外商撤资，资本外逃，挤兑与抢购外汇，连带整
体性危机的爆发。
第五，克服危机的本质，是通过全面改革、全面整顿，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外，
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确立新的合法性。克服危机的对策，必须要超过经济的范围，
涉及一系列深层次的根本性改革。
根本性的反危机措施，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立危机和反危机意识。为此需要广开言路。机构改革旨在提高政府执
行能力，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则需要通过全国人大系统。建议在全国人大设立
公开的政策论坛，对重大政策进行公开的、经常性的辩论。集中各学科各部门力量，
对中国的反危机问题进行综合研究。
第二，以水灾为契机，调整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人民币汇率应该继续保持稳
定，但是要公开向国际表明，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条件是日元不能过分贬值。争取与
美国，日本共同协调经济政策，稳定亚洲经济局势。如果美国与日本不能尽全力，
或者干预无效，中国亦不应独自承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压力。要准备做更大幅度的调
整。
第三，反腐败要有突破性进展，可以考虑实行实名存款制等更加有效的办法，
力争以比较小的成本，将腐败比较彻底地清除，将金融机构、证券市场、评估机构、
司法机构等迅速规范。
第四，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不仅要从出口导向向扩大内需转变，从速度型向效
益型转变，而且要检讨赶超西方的总战略。要考虑到中国的资源，文化和法制环境，
重新设计２１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一整套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代替单一的经济增
长速度指标。
第五，参考历史经验，切实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可以考虑耕地所有权为村社
共有，使用权由农民所有并可以流转。应该成立农会，健全基层民主，切实保证农
民的政治经济地位，这是保持中国社会稳定和消化危机的最坚实基础。
第六，承认工人的历史贡献，将部分国有资产转化为社会所有制的社会保障基
金，由人民代表大会和工会联合监督，聘请专家经营。在五年之内需要有一万亿元
社会保障基金加入股市，平均每年２０００亿，可以带动股市转为强势。更重要的
是，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可以比单纯的经济增长更加鼓舞人民的信心，改善预期。
社会财富分配向中下层的倾斜可以有效地扭转内需下滑的趋势。
第七，坚决让权力退出市场。党政军机构停止经商，加速产权改革，转变政府
职能，发展经济的职能由企业自身承担，政府集中力量建设良好的投资环境。目前
出现的“权力出租”现象更为恶劣，主办单位与公司表面脱钩，实际上收取利润，
却又不对公司的不法行为负责，有人戏称之为“坐台小姐与夜总会老板的关系”，
必须坚决使权力机构与公司彻底脱钩。
第八，加快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意识形态要有
创造性的发展，使之对改革以来的新的社会利益格局具备足够的解释力和规范力。
第九，在有效清除腐败以后，应重新规划并大规模整治国土，以数十万转业军
人组织千万民工，兴修水利，建设中小城镇。重复建设的，耗资巨大的，为少数特
殊阶层服务的项目，一律撤消，集中财力于基础建设。劳动积累是中国农民的特殊
优势，成本很低，且关系到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真正的困难不在于资金和技术，
而在于政府还有没有这样的组织动员能力。农民通过劳动积累增加了收入，才可以
购买工业产品，减少城市工人下岗。
第十，鼓励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提高整个社会对于
危机的抵抗能力和自组织能力。
危机，是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受到阻碍时难以避免的现象，反危机并不
是维护旧体制，而是主动加速改革，以减少危机的破坏力。旧体制是一
定会瓦解的，但是我们没有权利任其自然腐朽和崩溃，而采取一种“为
了改革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态度，尤其不能让老百姓付出过多的代价，
而让权力资本在危机过程中继续获得暴利。因此，正确的反危机在本质
上要维持社会总体稳定，维护全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基本利益。在反危机
的过程中，纠正经济改革的偏差，促进全面改革，真正建设符合中国国
情的、为大多数人而不是只为少数暴富阶层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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