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中国面临的危机 由 新观察库存 于 December 09, 1998 23:46:57:
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与对策 --杨 帆
为什么多数人不相信会发生危机？
中国危机的逻辑线索：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
中国危机的历史线索：“分光吃净”
中国危机的外部因素：亚洲金融危机冲击
克服危机的根本对策
为什么多数人不相信会发生危机？
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今后几年中国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但
是仍有更多的人对此置若罔闻，不以为然。究其原因，不是出于无知，就是盲目
乐观，或者，干脆就是别有用心，哪怕危机临近的迹象正在日趋明显。危机的潜
在性虽然容易被人认识，但是危机的爆发总是源于突发性的偶然事件。只要没有
爆发危机，人们在主观上对于危机的潜在因素就往往采取“鸵鸟态度”，危机的
预言者反而会被讥讽为耸人听闻；而一旦危机爆发，就意味着社会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失去控制，这时候每一个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就作鸟兽散，还有谁去总结
经验，承认错误，收拾残局？病在肌肤讳疾忌医，病入膏肓又无法医治，这是人
类的通病，当权者尤其容易如此。许多人在逻辑上承认潜在危机因素，但总是不
愿或不敢相信危机很快就会爆发，或者寄幻想于政府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能力
控制局面，或者盲目相信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能够最终解决问题。
之所以形成这种盲目乐观的情况是因为：第一，中国人的传统心理喜欢“大
团圆”，是“喜鹊文化”；第二，缺乏自由讨论的氛围，宣传上报喜不报忧；第
三，学术界脱离实践标准检验，忽视与中国实际接轨，盲目追求“与国际接轨”；
第四，２０年经济增长造就的迅速但却是难以持续的繁荣给人以幻觉和假象；第
五，少数经济学家与权力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获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国“繁荣”
(不管是真繁荣还是假繁荣）时可以分享大份额，在危机发生时却不必分担成本。
他们乐观得很，并且为中国人民描绘了这样一幅玫瑰色的图案：增长速度就是一
切，经济发展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社会矛盾，中国的高速增长是持续的而不可能中
断，甚至连已经出现的萧条也不肯承认。他们不关心国土整治、老龄化、社会保
障、贫困人口这些关系多数人生存的基本问题，反而说“改革应该牺牲一代人”；
他们标榜经济学的实证原则，但从不去“实证”一下，中国的权力是怎样资本化
的？中国的两极分化有多大？他们缺乏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社会责任感和草根意
识，不仅回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层分析，也不用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利益分
析方法去分析中国改革前后的利益转移和分化。在危机问题上，中国暴富阶层及
其代言人的基本态度是：首先否认会发生危机，鼓吹形势大好，以取悦当权者，
迷惑社会舆论，引外国投资者上钩；当否认不了时就加以纵容甚至欢迎，他们的
逻辑是，既然危机都是旧体制的危机，危机爆发不是好得很吗？当然，前提是危
机的代价由老百姓付，而不是由他们和他们的后台老板付。这种“乐观主义”符
合暴富阶层麻醉社会保护自己的需要，不仅肤浅，而且令人厌恶。
中国正面临重大危机，我们必须对形势做出实事求是的判断。
中国危机的逻辑线索：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
所谓“危机”，实际上就是事物内部矛盾已经激化到无法自行调整和解决，必
须以外部对抗的形式强行解决不可。旧事物总是要瓦解的，但是以爆发重大危机的
方式瓦解，社会所受的震动太大，特别是如果旧的秩序突然瓦解，新的秩序又难以
产生，就会引起社会最基本最一般秩序的瓦解，人民生命财产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整个社会可能长期陷入动荡和混乱，生产力水平可以倒退数十年。因此比较好的方
式，是让积累的矛盾提前释放，将未来的危机“提前引爆”、“分次泄洪”，大事
化小，小事化了。这样做的前提，就是确立危机意识，预测危机发生的各种可能性，
一方面防范危机突然爆发，一方面化解诱发危机的潜在因素。前提的前提，就是必
须对于自己国家所面临的危机的特殊性，在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上，有一个系统的认
识，以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首尾不能相顾。
渐进改革的成功使我们产生了那种“肤浅的，盲目的乐观主义”，以为渐进改
革的基本矛盾可以有效克服，经济的发展可以持续，中国很快就可以进入现代化，
甚至赶上美国了。实际上，中国渐进改革有自己最特殊，最基本的内生矛盾——改
革过程中权力资本的扩张及其合法性危机。
中国渐进改革的基本特征，是利益转移的隐蔽性。任何改革都是一种利益的转
移和再分配，改革与革命不同，它的利益再分配，并不造成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
不是由下层推翻和剥夺上层实现的，而是遵循“精英连续性”规律，基本上由那些
在计划经济下掌握资源的人，在改革过程中将这些资源变成自己的私人财产，再通
过某些政治和社会改革，如“民主改革”，以其据有的资源去换取权力，从而为自
己非法获得的利益取得新的合法性。这是一般改革的规律。国外社会学已有文献指
出：苏东巨变发生后，那些在计划经济下掌握资源的人虽然在政治和法律上放弃了
特权，但仍然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占有优势，不光表现在知识、管理、社会联系、
信息、能力等方面，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在改革前占据了各级经济领导岗位，从而在
改革过程中把持了经济资源的支配权，所以多数人可以成为新的企业家、议员，总
之，保持了“精英阶层的连续性”而不是断裂。当然，少数平民也可以进入上层，
但这是少数，除去科技发明和特殊才能以外，往往是通过与权力系统发生某种关系
才有可能，如给领导人作秘书；另一部分人是凭借自己特殊的冒险行为进入的，特
别是劳改释放犯那一类没有地位的社会群体。
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利益转移，亦难逃这一规律。计划经济下我们在名义上建立
的“全民所有制”，主要采取了国有或国家控制的方式，而“全民”是通过人民代
表大会，将自己的所有权委托给了政府。政府系统则是通过行政体系，通过“官员
群体”，实际控制着国有资产以至几乎所有社会资源，比如通过人民公社制度控制
粮食生产和农民进城等。在改革以后，这种权力并未崩溃，而是向市场方向扩张，
创造出一个“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把权力资本的形成说成是“改革扭曲”，
是从市场经济理想出发的说法；说成是“和平演变”，是从计划经济理想出发的说
法，都缺乏起码的实证性。权力资本的形成，在中国符合某种客观规律：权力之所
以变成资本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下它无所不包，而在改革中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限制。
在大家都没有财产的改革初期，连向银行贷款的抵押物也没有，一般只能通过行政
系统担保，各种优惠政策也是行政性的，带有歧视性的特征。行政权力在改革开始
甚至起到了市场经济“助产婆”的作用。改革初始，只有权力没有市场；一种办法
是使权力崩溃即“休克疗法”，另一种办法是使权力创造市场，即渐进改革。中国
改革的设计者认为，使权力靠近市场可以减少改革的阻力，于是选择了渐进改革模
式。这种办法在改革初期比休克疗法稳定，没有妨碍经济增长，但是权力的市场化
会导致公共权力的腐败，使国有财产向掌权者个人流失。其公平性要差得多，尤其
是难以公开和规范化。
权力资本发展，即权力创造市场的第一个阶段，是农村承包土地时，有大约价
值２０亿人民币的集体财产落入集体干部手中；
第二个阶段是商业资本阶段，８０年代初期的发财和腐败途径，来自国内商业、外
贸和旅游。大致估计起来，２０年内我国国内商品零售总额将近２０万亿元人民币，
外贸总额折合１８万亿人民币，假设有１０％的私人提成，共有将近４万亿人民币
的财富转移，加上旅游等部分，在商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由国家垄断形成的贸易
渠道转变为私人所掌握，大约有５万亿财富转移；
第三个阶段是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的生产资本阶段，腐败加剧到直接依靠
审批权获得个人好处的程度。９０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生产资料双轨价差是７００
亿人民币；五年共３５００亿，按１０％计有大约３５０亿的财富转移；
第四个阶段是１９９２年以后的金融资本阶段。从原始股流失，上市额度分配、
证券市场操纵、房地产泡沫、到保险业、基金业、产权交易与重新界定、资产评估、
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长期并存，以及贷款权力的使用，每一次金融创新，都伴随着
极大的利益再分配，动辄数亿数十亿，非商品层次可比。直至发展到地方以司法权
利保护本地债权人，大量的借款不还。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利用金融手段暴富，正是
权力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的必然产物，估计财富转移不下于１０万亿人民币。
以上所述再加上其他种种以权谋私，如领导人秘书收取贿赂，乱罚款乱收费等
等，估计在中国改革转型期２０年中，权力资本形成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于３０
万亿人民币。目前六万亿居民存款，如果采取实名存款制，不知道有多少“公款私
存”无人认领？我国国际收支统计中每年一二百亿美元的“误差与遗漏”，表示出
已经有数千亿美元的财富外流。在这种巨额财富的暗地转移下，许多研究报告使用
正式统计数字计算居民收入后，竟然说中国没有两极分化！
从逻辑上讲，金融资本形成以后，中国改革的前一半任务“以权力创造市场”
就算基本完成，应该开始后一半：权力退出市场，健全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
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要通过民主化的政治社会改革，以公开化的形式互相制约，形
成新的体制。从权力资本化“以权变钱”到民主改革“以钱变权”，是权力社会向
市场社会变迁的基本规律，英国贵族的资产阶级化，以及日本明治维新和前苏东改
革都有这种特征。中国渐进改革亦逃不脱这一规律，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在我国特
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这种权力资本化的过程只能采取隐蔽的形式，而且很难
在现有政治框架中，找到自己的合法性，因而难以规范。我们无法承认在社会主义
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可以将全民财产变成个人的，除非改变意识形态本身，但这涉
及政治体制与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决难实行。“姓社姓资”虽然在许多问题上被
淡化，但在根本问题上不可能忽略。仅举“三陪”为例，在去年已经蔓延全国，估
计从业者不下数百万人，并带动了出租车、高级化妆品、旅游和餐饮等行业，创造
的收入和派生收入不少。今年许多城市开始对三陪小姐收税，每人每月２００元左
右，成为税收重要来源，但是“三陪”还是不能公开合法化。为什么在外国对此可
以公开承认并加以规范，在我国就不能？难道不是因为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
如果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连“三陪”都不能承认，难道还能承认权力资本
化吗？不能承认的后果是就无法规范，权力资本就难以受到有效的控制而恶性膨胀。
从逻辑上讲，这就是中国危机的开始。
中国危机的历史线索：“分光吃净”
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在改革初期被巧妙地回避，这就是“不争论”方针的意义。
回避基本矛盾的社会条件是经济的繁荣，繁荣的条件是体制转轨，这是中国经济增
长的特殊潜力，并造成了连续２０年的高速增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体制提供了新
的合法性，掩盖了权力资本扩张的不合法性。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在中国成为政权合
法性所在。
把政权合法性寄托于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寄托于事实上不可持续的特殊增长，
本身就造成了危机的隐患。
第一，繁荣过快使得我们忽视去改革计划经济下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一是城乡
隔离，两种身份制度的社会关系，二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两种不
平等关系上追求经济繁荣，必然加速两极分化。前一种不平等造成了农民购买力低
下，在城市耐用消费品饱和以后仍旧不能大批购买，使生产能力闲置超过５０％；
第二种不平等造成了一般城乡居民购买力低下，即使分期付款也难以承受，住房和
汽车的高昂价格，结果使得住宅和汽车的需求主体只能是暴富阶层和有钱单位，他
们的奢侈需求把房地产价格越抬越高，直至积压６０００万平方米。结构性生产过
剩使得经济繁荣不能持续。
第二，繁荣过快使得我们忽视了长期生产力的培养。经济持续增长的一般性因
素，包括在提高产出效率的前提下，不断加大投入，如教育、科技、技术改造、设
备更新、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数量的增加，社会分配公正
以提高居民购买力，消费和生产结构的合理升级，以及在经济增长中保护环境，不
降低下一代的生存水平，等等；经济持续增长还需要制度性因素，指市场经济规则
的建立、法治的完善、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保障、政府的廉洁高效等等。中国２０
年的特殊繁荣主要是依靠特殊的体制转轨因素，把计划经济４０年积累的国力在市
场化改革中转换为现实的生产力。对于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国力来说，有一个“分
光吃净”的问题，一旦积累的潜力释放完毕，经济长期增长的一般因素和制度条件
又没有培养出来，经济的增长就不能持续。
第三，我国渐进改革的失误在于，没有利用经济的特殊繁荣期加速深层次体制
改革，为新的体制创造合法性，而是“不反思，光给钱；每逢改革必优惠”，想依
靠特殊繁荣避免深层次改革，掩盖权力资本化必然导致的合法性危机。等到政府掌
握的资源“分光吃净”，经济高速增长不能持续时，中国危机的历史时刻就将来临。
“分光吃净”的第一步是吃财政。计划经济机制是指令性计划加补贴，市场经
济是价格机制，改革就是将财政职能逐步向价格转化，财政补贴减少一块，价格水
平就相应提高一块，GNP 就增加一块。渐进改革为了缓和社会利益磨擦，农产品一
涨价就给城里人发补贴，工业品一涨价又给农民补贴，外贸亏损给出口补贴，新建
３０亿平方米住宅则完全进入旧体制福利分配，各种补贴大量增加。三年治理整顿
期间财政吃光，不得不向市场甩包袱：１９９０年取消出口补贴形成了外汇市场；
１９９２年取消价格补贴，市场定价达到９０％；等到财政难以补贴国有企业时，
就实行“卖光”政策。
１９７８年财政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３７·２％，１９７９年中央减政让利提
工资，落实政策给补偿，下降到３１·９％；经过１９８５年减税，１９８７年承
包，１９８８年下降到１８·９％，世界银行警告说，如果占不到２０％就会发生
严重的贪污。１９８９年以后国有企业虚盈实亏，财政开始连年赤字。１９９５年
以来税收大量增加，但是１９９８年国内经济进入萧条，国内税收和关税均面临困
难，国家又需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只有靠国债。国债发行
从每年１０００亿迅速增加到２０００亿，１９９８年上半年增加２７００亿特种
国债补偿银行资本金。财政法已经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债券，但是下半年不得不
发，估计将以中央政府名义代发特种建设或救灾国债，这样，国债发行在数年之内
可能达到饱和。
第二步是吃社会保障基金。中国农村靠的是家庭保障，表现为多生孩子，生儿
防老。城市人大约有四项保障：教育补贴与住宅分期付款是自己年轻时先享受，然
后再向社会偿还，但是这两项在计划经济下强调“先生产后生活”，支付不足；另
外两项是医疗和养老，需要年轻时从劳动成果中预先扣除，等到年老时再消费，这
两部分在计划体制下统一扣除变成财政收入，再投资成为国有资产，经过多年的重
复建设和国有资产流失，已是所剩无几。五年之内将有３０００万老工人下岗或退
休，１０年之后进入老龄化社会，都面临基本的医疗和养老问题。
第三步，变产业结构。中国在改革开始时是重化工业结构，机电产业是与国际
差距最小的。军工转民用生产老四大件效益很高，但是中国人的消费在单位主导和
进口刺激下升级太快，从百元级的老四大件到千元级的新四大件，到万元级豪华装
修，到１０万元级的汽车、数１０万元级的豪华住宅，平均五年一升级，计划经济
下建立的庞大三线工业不能适应，只能花费巨额外汇进口或者引进外资生产，结果
是消费断层，自身产业结构轻型化，而重化与汽车工业并没有缩小与国际的差距。
第四步，利用对外开放。从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有国际比较利益可“吃”。
２０年来我国外贸扩大了２０多倍，对外开放度超过３０％，比日本的２０％、美
国的５％要高得多。１９９８年进出口速度同时下降，我国的对外开放度开始萎缩。
引进外资和借外债仍有潜力，但是要看外商信心和国内市场开放程度。相信五年之
内，有可能出现外资净流入等于还本付息额的情况，我们只能够借新债还旧债，对
外开放的潜力越来越小。
第五步，出售产权。国有企业产权转让，股票上市，资产重组，破产兼并；乡
镇企业产权明晰化，在产权交易与明确的过程中可以提高企业效益和税收，同时回
收一笔钱。
第六步，转嫁风险。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发展，开辟证券股票市场，本质上是
将国家银行的风险向社会转移；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是将政府承担的价格风险向
企业和个人转移。转移风险的同时必然减少政府对社会生活的控制，扩大自由度，
带来总体风险的分散和社会活力的提高。冒险和赌博本身也是某些人的一种偏好，
发挥人的这种潜力可以提高社会总体效率，创造风险收入，表现在政府税收和证券
公司的就业和收入等方面。我们在１９９７年未能有效利用股票市场的筹资功能，
等到下半年宣布将国有企业资产重组，上市筹资，结果在经济紧缩、周边动荡、投
资信心不足的背景下又成为利空消息，股市可能会出现长期低迷，难以有效利用。
第七步，容忍地下经济。计划经济下由于政府的强控制，地下经济很少。改革
以来双重体制并存，地下经济迅速发展；政府机关把相当程度的权力资源投入创收，
负作用是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政府的腐败。我们付出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秩序和政府廉
洁与效率的代价，换取了暂时的经济繁荣。
第八步，卖国有荒地。国有的荒山、荒地、矿藏、森林、沙漠、水塘，在改革中正
在转向个人承包或者出售使用权，鼓励他们进行长期投资，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以上八项，可以说是体制转轨带来的特殊收益，有些是正当的，有些是不正当
的，但都是现实的，能够使经济一时迅速繁荣，但是不能持续增长。
第九步，吃国土环境资源。我国国土资源非常紧张，其中有６６万平方公里的
城镇国有土地，可以通过拆迁发展房地产业，建立工业开发区。国土的价值是随着
经济的发展而增加的，各地政府卖地收入不少，很大一部分级差地租成为单位创收
的来源。繁荣时土地价格过高导致出现泡沫，进入萧条后泡沫破灭使银行呆账增加，
日本就是在９０年代陷入泡沫经济以后步步衰退的。
我国进口的石油已经接近一亿吨，相当于总需求量的１/３；粮食、木材、矿
砂等资源也需要进口。至于污染、水利、森林等问题，已无需赘言，只要是高投入、
低效率，又追求高速度，就不可能不付出资源环境的巨大代价，直至承受不了高速
增长。
第十步，吃未来投资。高消费，乱投资，必然要牺牲农业、教育、科技和企业
技术改造这样的长期投资，外债需要后代偿还。我国在人口结构尚年轻时没有完成
工业化，１０年以后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社会负担将大大加重。
以上两步是为了暂时的高速增长而牺牲未来发展的潜力，无论在任何时期、任
何体制下都是不应该的，损失应该计算为负增长，从产值中减掉。如此，我国经济
的增长率就要大打折扣。
第十一步，吃居民存款。改革多年来，我国以银行贷款代替财政进行国有企业
投资，造成国有企业的高负债率和银行的高比例呆帐，在技术上已经接近破产的边
缘。１９９６年银行停止救助国有企业，１９９７年接受亚洲金融危机教训，金融
业开始整顿，进入通货紧缩时期，银行要依靠特种国债来补充资本金。银行是国有
的，银行的存款却是居民的，银行依靠的信用和权威在中国主要依靠政府，如果出
现金融危机，破产的就不仅仅是银行了。
第十二步，集中耕地。耕地在法律上属于集体所有，在政策上为农民家庭承包，
基层政权对耕地的实际支配权表现为乱摊派，相当于过去的地租。在繁荣时期农民
进城做工，耕地使用权极不值钱，于是“土地规模经营”之风甚烈，再发展几年必
将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一旦经济萧条，需要农民工回乡，将无地可种。我国将彻
底失去农村和八亿农民这一化解危机的大蓄水池。非常幸运的是，土地兼并还没有
开展起来，我国经济就已经进入萧条，城市为保障下岗工人再就业，开始清退农民
工，这使农村土地兼并的势头得到遏制。耕地对农民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再次显现，
土地兼并在中国难成气候。
这两步再加上国有资产中包含的应用于老工人的养老保险和公费医疗的那部份，
名义上是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实际上是个人财产。如果在经济繁荣中出现对居民
个人财产的剥夺，那么社会安定将受到破坏，危机必定出现。
第十三步，吃紧急储备。一旦经济形势紧张时，我国政府手中还有１４００亿
美元的外汇储备和３０００亿斤存粮。一批现代化粮库正准备修建，农民家中仍有
存粮，估计可以应付两三年的自然灾害。
第十四步，依靠政府信誉与权威。党和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虽然削弱，但是还
比较强，这是目前金融稳定的最大保障。货币是信用，而信用是由政府威信和法律
保障的。
这最后两步，是政府的物质力量和精神权威所在，也是防范金融危机，控制危
机发展的最后力量。危机因素的积累会削弱政府权威，危机一旦爆发则说明政府已
经难以控制，但是危机爆发以后又需要政府去控制，此时就会出现政府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