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中国的危机：权力资本恶性膨胀--杨帆 由 教育救国 于 December 11, 1998 20:41:49:
超越左右翼还是被左右翼超越？
——评杨帆《中国的危机：权力资本恶性膨胀》
薪茅
一、引子
二、有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吗？
三、谁去打击权力资本？
四、超越了左右翼吗？
一、引子
在中国的新派经济学家中，杨帆大概是还努力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的少数几位
。他没有为取悦于先富起来的人而跟着高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也没有为
迎合“人民币不会贬值”的政治承诺而搞一套精制的数据分析。他甚至敢于指出：
“体制转轨的特殊因素是促进中国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就是说我们吃的是旧体
制下已经有的‘浮财’，加上2000亿美元外债，几千亿元人民币内债，所付出的资
源、环境和道德代价也是惊人的。”他将体制转轨直截了当地理解为权力资本化，
他估计“在中国改革转型期20年中，权力资本形成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于30
万亿元人民币。”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既定的改革话语，也把改革的道德面具撕个
稀烂。
但杨帆并不是要否定改革，他全然看不出那是一套精心编织的皇帝新衣，而这
个什么也没穿的皇帝已经重病缠身、气息奄奄。他估计，“这种内在矛盾的发展已
经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如果任其发展不去认识，更不去主动调整，那么五、六年后
，就会以金融动荡的形式引起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危机。”
我基本赞同这一估计。可以补充的是，如果有意外事件发生，那么也许要不了
五、六年，中国社会就有陷入分崩离析状态的危险。还可以补充的是，这一结局的
到来可能是很难有什么办法避免的。因为最高当局已经既没有实力、也没有道义感
召力来制止权力资本的恶性膨胀了。如果非要强力制止，象王安石那样来整肃吏治
，其结果也很可能是王安石式的。可见，大凡对中国这二十年来的变化比较清楚的
人，对时局的估计有着惊人的相似。当然，不排除中国能闯过这五年。也许象惊险
电影中某位开着列车飞速驶向悬崖的驾驶员，虽然拼命刹闸，但列车还是凭着巨大
惯性向前猛冲，在最后一刻，驾驶员跳车了，列车则轰鸣着摔成万段。
而杨帆先生则以为可以避免这种结局。他为皇帝开了一张起死还魂的妙方。这
张方子从远景说，是“权力退出市场，健全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已经形成的既得
利益要通过民主化法制化的政治社会改革，以公开化的形式互相制约，形成新的体
制”；从眼前说，是“打击权力资本，缓和社会矛盾，并启动广大居民包括贫困阶
层的购买力”。杨帆先生认为，这张方子是“超越左右翼”的，是一条“面向广大
居民，而不是面向少数暴富阶层的道路；是一条比较公平、比较平等的道路。”
那么这张方子究竟灵不灵呢？
二、有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吗？
市场经济在中国有许多令人目眩的形容词，平等竞争就已经算是比较中性的了
。有人讲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更有人说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最近在讨论中国是
否已经进入过剩经济时代时，有人居然说，市场经济既不应该是短缺经济，也不应
该是过剩经济，市场经济应该是均衡经济。我相信，这类令人作呕的粉饰之辞将来
肯定会被记载在中国学术界的耻辱榜上，作为学术界娼妓化的又一大手笔。
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中，最大的200家跨国公司的营业额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
8%，跨国公司的跨国界内部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量的一半以上。单单是这一事实，便
足以让任何关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的理想破灭。我想杨帆先生不会不知道这一事
实，因此他大概是希望中国回到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时代，而且一直停留在那个
时代，不要由竞争走向垄断。
这一寄寓的荒谬性不亚于“今年二十，明年十八”，自不必多提。更严肃的问
题可能在于，即使在亚当·斯密时代，也不存在公平竞争。试想，英国庄园主和佃
农怎么进行公平竞争：庄园主的羊把佃农赶出了家园；英国的手工业主怎样和失去
家园流落街头的农民竞争：通过血腥立法让农民在立即死亡和皮鞭下苦役间选择；
哥伦布们怎样和印第安人平等竞争：一小群手执文明枪炮的冒险家在短短几个世纪
里灭绝了90%以上的美洲土著居民；……等等，杨帆先生可能会叫起来：“你说的是
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不是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阶段。”但原始积累的结果是什
么呢？不是积累成一个个庞大的地方性的、行业性的资本集团吗？这样一些资本集
团能和集贸市场的小商小贩们平等竞争吗？东印度公司能和印度土生土长的民族资
本家平等竞争吗？英国的鸦片商们能和中国平等竞争吗？洛克菲勒能和宾夕法尼亚
的其他炼油商平等竞争吗？德国的西里西亚工人能和德国的纺织厂老板平等竞争吗
？
恐怕在搞清有没有平等竞争之前，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竞争。竞争，以个人利
益为全部行为动机的竞争，亚当·斯密心目中最完美的在客观上能促进全社会利益
的竞争，实际上从来都不可能是平等的。即使回到原始部落状态，竞争也不可能是
平等的。智力、体力、精力、年龄、性别都各不相同，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运动状态
（或睡或醒，或戒备或放松等）各不相同，使竞争的双方不可能平等。这才有所谓
“适者生存”，这才有部落战争，这才有部落首领，这才有部落首领的世袭，这才
有奴隶主和奴隶之分。从那以后，人与人除了个体生理和个体状态的差别，又增添
了财产的差别，从此有的人当牛作马，有的人杀牛骑马。平等竞争更无从谈起。
竞争的起点是不可能平等的。竞争的规则更不可能公平。因为竞争规则根本上
是由竞争中的获胜者制定的，规则的解释权也操纵在获胜者手中，规则的执行权更
是获胜者的特权。法律、法院、警察、监狱不就是我们这个竞争社会的规则、规则
的解释和执行吗？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获胜者的一种承诺，而对于失败
的一方来说却是“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中国的封建社会如此，美
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如此。君不见有钱才能聘请善钻法律漏洞的大律师吗？君不
见美国黑人经常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当作嫌疑犯毒打吗？
市场经济的规则也不可能是公平的。以所谓专利法为例，即使你我的发明完全
是独立进行的，只要你先登记了，我就成了非法的。于是你可以发大财，我却只有
在一边流口水。这种规定根本就是为了保护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地位，因为跨国公
司越来越将技术人才聚集在自己的门下，世界上有商业价值的新技术和新发明绝大
多数为跨国公司所拥有。这实际上是知识领域的跑马圈地。再如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或新成立的WTO，其规则的一部分是为发达国家之间的市场争夺战服务的，另一部分
则是为发达国家从贸易、投资、技术、金融全方位控制第三世界服务的。
中国国内有可能实现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吗？实际上杨帆先生自己就已经给出
了否定性的回答：“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以公开化的形式互相制约，形成新的
体制”。这里，杨帆先生首先承认了权力所攫取的巨大资本的合法性，从而承认了
竞争是在极不平等的起点上开始的。其次希望这些既得利益相互制约形成新体制，
也就是承认这些既得利益的规则制定权、解释权和执行权——只是这些源自权力的
资本不要太贪得无厌，弄得社会民怨沸腾就行。
然而，无论是权力资本、商业资本、工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其本性都是贪得
无厌的，不是学者“善良的理性”可以规劝的。当然，杨帆先生自己的理性也不一
定很善良。所谓善良，本来就和那只“看不见的手”的理想格格不入。再有，从杨
帆先生居然可以轻轻地把权力攫取的资本合法化就看出，他对权力资本给中国社会
造成的危害——例如，长江大堤的年久失修——十分宽容，反过来便是对那些在水
灾中丧生的人不够善良。
足球赛乃至整个竞技体育寄寓着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理想模型，公平的起点，
公平的规则，公平的裁判，这一次出局下一次还可以再来，没有什么灾难性的后果
。然而这种竞技模型和经济生活中的竞争根本就没有相同之处。《赢家通吃的社会
》——THE WINNER-TAKE-ALLSOCIETY（海南出版社已出了中文版），才更加接近今
日世界的现实。关于这一点，现代经济学家们，特别是当今中国的领潮派经济学家
们既不高明，更不诚实。诚实的人们应该承认，对于资本主义竞争，马太比亚当·
斯密更有洞见。——然而，亚当·斯密的模型本来就不需要诚实。
从这个意义上，奥林匹克运动是现代社会的宗教，它持续不断地塑造着公平竞
争的幻想。然而，竞争从根本上讲绝无公平可言，假球、兴奋剂、收买裁判和博彩
就是公平竞争这座神庙后面的孙大圣的尾巴。竞技体育今天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
尴尬局面：如果要继续破纪录、创精彩、追求票房收入，就得容忍其宗教观念的削
弱，承认没有公平竞争。
三、谁去打击权力资本？
如果说，这张妙方的远景是不现实的，那么它的近期措施也是不切实际的。杨
帆要求权力资本退出市场。但他也承认：“权力并不愿意退出市场，甚至不愿意受
到制约”。那么怎么办呢？要“打击权力资本，缓和社会矛盾”，把“把还没有转
移到市场方面去的那些由政府掌握的资源，转移到调整社会矛盾方面来。”
于是，我们要问：谁去打击权力资本？要知道权力者是高高地坐在打击别人的
神坛上，可以把失业说成下岗，把下岗说成主人翁地位的实现，可以在敲锣打鼓中
把30万亿国有资产塞进自己的腰包，还要说别人无能、懒惰，不知道抢劫和挥霍的
快乐。权力者掌握着意识形态神器，掌握着法律法规的解释权，掌握着组织名义，
掌握着大局名义，必要时可以高擎“不争论”的免战牌，却给对手扣上帽子，调动
位置，封上条子。我相信，杨帆先生恐怕连让他的这篇大作见诸报端都做不到，怎
么能空喊打击权力资本呢？
朱熔基总理看来是想打击权力资本。近年来他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地方诸候，加
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例如成立金融工作委员会，使银行只接受中央的垂直领导；成
立国有大中型企业工委，削弱各部委对大中型企业的领导；加大反走私力度，使垂
直的海关力量成为反走私主力；重新祭起粮食统购统销的法宝，补贴收购粮食，打
击吃国家补贴的逆价销售行为等等。这实际上是将各地方、各部委的大权相当一部
分集中到朱熔基的手中，以便“把还没有转移到市场方面去的那些由政府掌握的资
源，转移到调整社会矛盾方面来”。从这个角度看，杨帆的观点正在得到实施。
但是，这么一个庞大的、腐败的官僚机构的运转能甘于受打击吗？早在朱熔基
的这些举措出台前，高层有识或无识之士也都看到了“腐败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
生死存亡”，也早举起了反腐败的大旗，但腐败不仍愈演愈烈吗？在这种情况下，
剥夺地方和部委的权力只能是使他们更加隐蔽而疯狂地运用剩余权力，同时增强对
中央政府的离心和对抗议情绪；另一方面，收归朱熔基直属的权力就不会有腐败吗
？在这个年头，各人顾各人，连亲爹都可以不认，很难相信朱熔基会搜罗了一批还
能不湿脚的干部。我们看到，即使海关、金融、国有大中型企业不受地方和部委的
牵制，其内部就已经溃烂不已了。就在朱熔基在人民大会堂拍着胸脯保证，国家粮
库满了，要新建大批粮库时，一些地方粮库实际上却存粮无几。地方粮食局和粮库
的官员大肆逆价销售，联手欺骗、对抗中央检查。就在朱熔基宣布中央机关精简时
，各大部委纷纷运用小金库购买住房，发放几万到十几万、几十万不等的离职款，
以致京城房价立时高涨。
根本的问题在于党和政府官僚机构面临着彻底腐烂、无药可救的危险。这架机
构里连象杨帆这样的多少愿意为“社会稳定”作出些微努力的人都很难找到了。一
种等待演变最后揭幕的心态，一种在最后揭幕阶段能多捞就多捞的心态，从陈希同
那时起就渐渐弥漫开来，成为官僚机构的主流心态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熔基的确不简单，他多少代表了社会良知。他逆潮而动，
希望利用自己的权力制造出新的主流心态来。但谈何容易呢？
四、超越了左右翼吗？
杨帆先生的出发点并不那么复杂，也没那么长远。他最关心的可能还是希望避
免出现俄罗斯式的社会大动荡。“将未来的危机因素‘提前引爆’，化整为零，并
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正是面对着这样“严酷的现实”，他才开出了这副药
方。他认为他这是“超越左右翼，重新研究中国的发展道路：这将是一条面向广大
居民，而不是面向少数暴富阶层的道路；是一条比较公平、比较平等的道路。”
然而，很可能的情况并不是杨帆先生超越了左右翼，而是左右翼超越了杨帆先
生。出国护照，海外存款（二十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达１６００亿美元左右，其中大
部分成为胜利大逃亡的准备金），这是右翼的超越：乘着国内还没乱多捞钱，一旦
发生问题，立刻溜之大吉，因此他们不怕危机。右翼也为左翼的超越作了准备：低
工资，失业，扫荡储蓄，许多工人的生活实际上已经不能更坏了，他们已经生活在
危机之中，也不怕危机。
于是怕经济社会危机爆发的只剩下了所谓工薪阶层，企业白领，教师，政府中
下层工作人员。这部分人眼看着多年的住房福利承诺旦夕化为泡影，多年的积蓄还
不够买房子，节衣缩食又成为新时尚，而腐败难消，处处受气，前景一片迷茫。是
的，他们害怕乱，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朱熔基身上。
树欲静而风不止。中间阶层以往并不关心下层人的生活，一心向往着往上走。
随着两极分化的加剧，中间阶层日见缩小。往上走的路不见扩大，而往下掉的可能
性却一天天增长。于是他们开始呼唤公平，开始希望超越左右翼。然而，这种呼唤
恰恰反映了他们正在被左右翼超越的现实。
杨帆和何清涟，一南一北表达的正是这种中间阶层的失落感和危机感。我相信
，随着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的加剧，这一股小资产阶级的公平思潮必然会分化。有
的人会认真重新思考改革开放的历程，走向左翼；有的人会借机爬上学术界台面，
变得保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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