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自由主义：九十年代的“不速之客”——对三个疑问的初步思考 （刘军宁）
２．崇洋心理与全盘西化思潮历史 赵立彬
１．自由主义：九十年代的“不速之客”——对三个疑问的初步思考
作者：刘军宁
自由的风 于11/26/1998 转帖至[新观察]
自由主义的登场是８０年代与９０年代之间的中国思想发展的最大分水岭，
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学人的思想探索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当然也引来了一系列
的质疑与诘难。
现在有一种观点是把自由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相提并论，认为自由主义是
一个时过境迁的学术研究对象，它既不时髦、也不前卫，更不代表当今西方的
学术前沿。这种主张没有看到一个更深层的现象：自由主义是一切其他主义的
舞台。如果我们把自由主义消灭了，其它主义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繁荣。我
们今天听到的民族主义、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后）现代主
义，在“文革”期间听到过吗？没有！任何思想只有在自由主义铺垫的土壤里
才能健康成长。没有英国这样的自由主义社会，我们甚至不能设想有今日的马
克思主义。我们更不能设想马克思能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斯大林统治下的
苏联和文革期间的中国能写出《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可以说，只有在自由主
义的土壤上才能产生对自由主义的最强有力的挑战者。所以，一切诘难自由主
义的人士请不要忘记，自己与自由主义者同样需要一个可以表达拥护或反对自
由主义观点的自由主义制度平台。只要人们还需要自由，只要自由主义制度平
台还有理由继续存在，自由主义就不会过时。
还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既然一个实行自由主义的社会有种种弊端，既
然自由主义在其西方的大本营都已受到了万般的抨击，为什么还要在中国伸张
自由主义？
的确，当今，西方的社会充斥着种种危机和社会问题，自由主义所主张的
市场经济也难免带来经济萧条。然而，自由主义的功能不是要使一个社会免除
一切危机。哪一种主义能够使一个社会免除一切危机呢？只要是由凡人构成的
社会就免不了有这样或那样的危机。自由主义与其他主义的差别不是在于自由
主义能造就一个完全没有危机的社会，而是危机程度大小的差别。像文革式的
“十年浩劫”在英美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东南亚的危机表明，如果自
由主义的原则不能彻底地贯彻到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中去，类似的经济
危机以及相应的政治危机就不能避免。
从日本到东南亚的这次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与政治不自由化的程
度、金权勾结的程度与该国经济和政治危机的程度成正比。所以，我们在现实
中所看到的解决办法是无一例外地进一步开放经济和金融体制，颁布使金权脱
钩的新措施，甚至包括民主化突破。这些无疑都是对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原理的
重大让步。当然，作出这些让步并不是惟一的选择，前提是统治者愿意承担不
让步所造成的一切代价，这个代价可能是货币的贬值，经济的滑坡，也可能是
政局的动荡，就像最近在印尼所发生的那样。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由主义在中国是多余的，中国过去几千年都是在没
有自由主义的状态下度过的。不错，自由主义基本上是在西方形成的一种社会
制度和价值系统。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价值资源，而且往往与自由主义格格不入。
过去的努力表明，自由主义在中国常常“水土不服”。为什么要把这种纯西方
的东西引入中国？中土与西方的确存在着种种差异。在深层次上，东方人与西
方人同作为人，在本性上，却有共通之处。西方人珍惜自己的人权，难道中国
人就愿意被无缘无故地投到监狱里面去？西方人珍惜自己的财产，难道中国人
天生就愿意自己的财物被掠夺？西方人珍惜自己的言论自由，难道中国人天生
就愿意被别人缝上嘴巴吗？在西方，自由主义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在中国，
当市场经济成为必然的选择的时候，自由主义也就早晚要成为中国的一位“不
速之客”。既然通向市场经济的大门已经打开，通向自由主义的大门就再也关
不上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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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崇洋心理与全盘西化思潮历史
作者：赵立彬
臭皮匠 于11/13/1998转帖至[新观察]
全盘西化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主张，其所依托的社会心理基
础之一，就是崇洋心理，两者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变迁的一幅独特景
观。探讨崇洋心理的发生及其与全盘西化思潮的关联，对于理解近现代中国社
会变迁，特别是社会思潮的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心理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中间环节，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
关系和其他关系反映为社会心理，再通过社会心理转化为相应的社会思潮，并
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因此，" 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
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 "。崇洋心理即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在心理
层次上的新陈代谢的一种典型反映，它的萌生，恰好是在19 世纪与20 世纪交
替的时代。
传统中国的社会心理，在对外关系上，表现为顽强的" 天朝上国" 观念。
中国文明始终自信地处在一种" 高势能" 状态，自居于文化中心地位，视他族
为化外，一律斥为" 夷"、" 狄"。" 天朝上国" 的心理派生出种种的制度和具
体的行动，形成了中国人对西方的基本态度。鸦片战争前，一口通商的广州公
行制度，其实行的社会基础，除了经济方面之外，" 天朝上国" 的心理观念也
是一个重要方面。第一次鸦片战争，传统中国在近代西方挑战之下已显颓势，
然而民族心理的变迁则远远滞后，发生于统治集团上层的反对外国人入京和发
生于地方的反对外国人入城的事件，如广州和潮州人民的反入城事件，均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上下根深蒂固的一种心理，即维护天朝尊严，保持" 天朝
上国" 的心理优势。两次鸦片战争后，这种心理开始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
但传统观念的核心部分始终没有动摇，从而还坚持" 中学为体" 的理念，心理
上的文化优越感基本能够保持。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的共同作用下，民族心理防
线终于逐渐崩溃，崇洋心理渐次取代了" 天朝上国" 观念。
西力东侵在造成政治、军事震荡的同时，也打击着民族传统心理。特别是
1900年庚子之变，中国在民族战争中彻底失败，民族心理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打击。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进行了残酷的心理征服，导致了传统的优势心理彻
底瓦解。这种结果，不仅反映于封建统治者在战后对帝国主义的奴颜与谀态，
反映于作为社会中坚的士大夫阶层的精神支柱的分崩离析，而且更广泛地反映
在普通民众阶层从排外到崇洋的风气的急剧转化。随之而来的，便是欧风美雨
驰而东的文化变迁趋势和以西洋为文明的社会心理认同。
与西力东侵相比，西学东渐虽没有造成显著的震荡，但引起的变革却更为
心理日益成为社会上占主流地位的心理趋向，并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变迁。
这种心理变迁，在文化比较观上，表现为以西洋文化为新，以中国文化为
旧；以西洋为文明，以中国为野蛮。中国文化从" 天朝上国" 的中心地位降到
了自认野蛮的边缘地带。20世纪初，普遍的文化比较结论是：" 所谓新者无他，
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 "。在留学运动和
杜威、罗素等一批西方学者来华演讲的影响下，" 社会上更有一种激动，于是
‘一切文物，西洋皆好，中国皆坏’几成为国人自命为明达者之普遍观念 "。
从西方文明的标准出发，来发现中国文化的野蛮，成为新知识分子的习惯性检
讨。
崇洋心理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视西方文明为解救中国危亡的最佳选择。
新知识界中普遍的看法是：" 惟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唯一之方针"，"欧
美文明，可以改良中国社会之风尚者，固所当学者也 "。因此，提倡到东西洋
留学成为从沿海一直延伸至内地的时髦风尚。即使提倡国粹之士，也不能不顾
及社会上" 见晓识时之士"" 同声而出" 的西化趋向，声明" 国粹无阻于欧化"，
乃是" 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崇洋心理已显居优势。
本世纪上半叶社会思潮的演变，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心理基础上开展的。
二崇洋心理导致了全盘西化思潮的滥觞。
早在维新运动中，就有人提出了" 唯泰西是效" 的主张。湖南维新派中的
激进分子樊锥1898年在《湘报》撰文，提出：" 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
武名场，恶例劣范，铨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
风土人情，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 易鼐也提出：" 一切制度，
悉从泰西 "，以达到使各国" 知我励精图治，斩然一新，一引我为友邦" 的目
的。这些言论虽然还没有正面提出"全盘西化"，但已初步包含有以西制为标准
评判中国制度的心理。
新文化运动中，急进的民主主义者主张彻底的除旧布新，全盘反传统、全
盘西化的倡导成为时新的主张。陈独秀坚持：" 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
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若是决计革新，一
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鲁
迅呼吁青年不要读中国书，钱玄同更走极端：" 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
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在
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是比较平心静气的一员主将。他没有陈独秀那样直接的政
治热情，但却试图" 有意识地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 文化)基础"，因而
他的思想有更深远的影响。20 年代后，胡适成为"全盘西化" 的主要倡导者之
一。1929 年，胡适以英文发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主张全盘西化，
一心一意地走上世界化的路。该年10 月27 日，胡适在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演
讲中西文化问题，题为《死里逃生》，指出现今时代，对于世界的文化，" 惟
有全盘接受之一法"。次年1月，在向一美国妇女协会演讲时，胡适又反复说明
要" 全心全意地接受新文明"、" 西方文明很快成了世界文明"，旧文明接受新
文明决不能犹豫。后为避免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又改而提倡"充分世界化"，
然其旨趣大致不变。
全盘西化论的一个重要派别，是以岭南大学陈序经等人为代表的一个学者
群体，他们将全盘西化思潮推向了文化总结阶段，并在文化论战中扮演了主角。
陈序经1925 年留学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获博士学位，1928 年回国后，和他有
着类似经历和相同思想的一批学者云集岭南大学，如卢观伟、陈受颐等人，开
始以演讲的方式在校园内发表他们对于文化的看法。卢观伟曾在一连三个晨会
的演讲中，分析了中西文化的特质，结论是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相比，已是望
尘莫及了。紧随其后，陈受颐和陈序经在演讲中都视中国文化为"莽原"主张彻
底接受西洋文化。这些新近归国的学者们的主张，对学生们产生了很大影响，"
于是' 全盘接受西洋文化' 的呼声，便在这个时候刺动了一般岭南人的耳鼓"。
1929年，陈序经又到德国研究政治学、社会学，出国期间写了《东西文化
观》和《中国文化的出路》等书，均是说明全盘西化的主张的。1932年回国继
任岭大教职,并应广州协和大学、中山大学之请,就文化问题作长期演讲。1933
年12月29日，陈序经在中山大学作了一次公开演讲，讲稿发表于次年1月15日、
16日《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栏目里，引发了一场很热烈的文化讨论，现代
青年栏目较长一段时间里发表的文章都是围绕这场讨论的( 后来讨论改在副刊
栏目进行)。南方的讨论方兴未艾，1935年1月《文化建设》又发表了王新命、
何炳松等十教授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再度将文化论战推向高潮，
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报刊，如天津《大公报》、《国闻周报》、《独立评论》
等，都卷入了论战。陈序经的全盘西化派和十教授的本位文化派成为论战的两
个中心,全盘西化思想在论战中得到了更充分的阐发。论战期间,岭南大学青年
会吕学海、冯恩荣、麦发颖分别编辑了《全盘西化言论集》、《续集》、《三
集》，主要收录了阐述全盘西化思想的重要文章。
三 全盘西化思潮所表现出来的个体心理上的崇洋趋向是十分明显的。
个体心理的形成与个体的早年经验、生活阅历有着密切的关系。1910年秋，
胡适初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就对美国社会倾慕不已,在致友人的信中明言："美
国风俗极佳，此间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民无游荡，即一切游戏之事，亦莫不
泱泱然有大国之风，对此，真令人羡煞。" 学成回国后，胡适在北京大学提前
使用了西洋博士头衔，并一再强调自己的学问" 得益于杜威的影响"，"得之于
杜威有关思想的理论"，将自己的治学方法打上" 洋"记号。这些，都是其崇洋
心理的一些体现。陈序经生于受西方影响较深的广东，童年又随父迁居新加坡，
后来就学的岭南中学、沪江大学都是西洋教会学校，所接受的是西式的新教育。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年代留学美国，这样的经历对其思想的影响是十分显
著的。正是在留学期间，陈序经的全盘西化思想开始萌芽。
基于这种心理，他们提倡全盘西化，言之凿凿，不遗余力，陈序经在《中
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中，将中西文化作了文化发展和文化成分上的比较，指出
欧洲文化的确比我们的文化优越，因此，" 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
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生活则已，要是要了，除了去适应这种趋势外，只有束手
待毙"。1933 年底，陈序经在广州中山大学作了一场后来引起广泛论争的演讲，
了同样的论证，声明"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特别主张" 中
国文化彻底全盘的西化",并将全盘西化的责任和希望寄于南方的青年学生身上。
1929年，胡适为英文的《中国基督教年鉴》写了《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
一文，据胡适后来的认可，文中的观点就是" 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
上世界化的路"。1935 年3 月，当陈序经等人引发的文化论战达到高潮之
际，胡适也参与发表意见，声明" 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
世界的新文明"，公开表态" 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尽管胡
适的文化观与陈序经等人有着重大的差异，不久胡也与陈小心翼翼地划清了界
限，陈也不把胡看作自己的同志，但以胡适在士林中的地位，他的主张对全盘
西化思潮的高涨起到了显著作用，也因此长期被人们视为全盘西化派的首要代
表人物。
不仅倡导全盘西化，而且全盘西化论者所运用的理论也完全是西方的。在
理论形态上最完备的当属陈序经一派，他在论证全盘西化时，所运用的都是西
方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的概念和逻辑。在《中国文化的出路》前两章论述
关于文化的基本理论时，陈序经引征的都是西文著作、西洋理论。与之论辩的
吴景超当时就指出：陈序经在美国受到十分流行的文化学派的影响，这一学派
认为文化是一有机整体，文化的每一单位都不能独立存在。陈序经对此并无否
认，他在作答复时声明，自己的理论确是西来的" 我以为只要读过W.D.Wallis
的近著文化与进步CultureandProgress 一书的人，便能明白了"。台湾学者张
俊先生揭示全盘西化论者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四种，即进化论、生物与环境决定
论、文化有机整体论、文化世界主义。这些理论无一不是外来的。
四 全盘西化思潮不仅反映了持论者个人的崇洋心理，更重要的是，它凸
显了本世纪上半叶的基本社会心理。正是这种社会心理，导致了思潮本身和有
关论争的特征和命运。
在崇洋心理成为社会的普遍心理( 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 之前，全盘西化
思潮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樊锥的命运即是很有力的说明。樊锥虽没有提出" 全
盘西化"，但其"唯泰西是效" 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同样惊世骇俗。19世纪末尚
是 "中体西用" 占主流地位的时代，樊的激进主张不能为社会所容，他的家乡
士绅以其" 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直欲邑中人士尽变禽
兽而后快"，将其公逐出境。30 年后的情形则大为不同，在崇洋成为社会普遍
心理的前提下，全盘西化思潮没有受到来自传统的文化霸权的攻击。陈序经等
人一提倡全盘西化，立刻引起巨大反响，从一部分学生迅速转变成全盘西化论
的崇信者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全盘西化思想在当时确实具有很大诱惑力。全盘
西化论者是绝对反对复古的，但与全盘西化思潮相辩驳的，并不是传统复古派，
在广州的文化论争里，" 对于当时当地的复古趋向，不但没有一位同情，而其
实差不多没有一位不表示反对 "。这反映出原有守旧观念已不能见容于社会的
普遍心理，上个世纪的那种传统文化依据霸权地位封杀西化思潮的本能反应，
已不能轻易发挥作用了。十教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是针对全盘西化
思潮的。宣言以一种正统的文化救世主的面目出现，据在宣言的讨论起草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的叶青回忆，他们想宣布的，"是不容争辩的真理"，他们将其定
名为 "一十宣言"( 因发表于1月10日)，就是想与 "五四运动"相妣美，因此搞
得轰轰烈烈。而产生的结果正好相反，它不仅没有领导起一场对全盘西化思潮
的围攻，反而自身遭到了一片反对。胡适毫不客气地指斥他们是中体西用的最
新式的化装出现，是" 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的表现，是陈济棠、何
健之流主张读经和祀孔的烟幕弹 "。一大批学者都撰文批驳十教授的宣言。陈
序经一派思想，不仅没有受到压制，反而在与本位文化的论战中得到张目，这
在崇洋心理成为社会基本心理之前，是不可思议的。
全盘西化者所使用的概念、逻辑和理论都是西式的，而与全盘西化论相辩
驳论战的各派亦是如此，构成了本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界" 西与西战" 的独特景
观，这也与上个世纪的文化论争截然不同。吴景超自认折衷派，不同意陈序经"
文化不可分" 的观点，但他所运用的也是西方文化理论，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社会系主任麦其维和德国社会学者亚富勒魏伯关于文化与文明的阐述。吴甚至
直接用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诘难陈序经。十教授之一的樊仲云，在解释文化的
概念时，以韦斯勒的解释为依据，在解释文明的概念时，以詹姆士的说法来引
申，在阐述文化发展的阶段时,则先后引用了披来博士(W.J.Perry)、摩根、马
格里斯脱和日人西村真次的论点。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反映出反对全盘西化
的人们在学理上亦已西化的事实。叶青以" 第三者立场" 撰文为十教授作宣传，
吹捧十教授的宣言" 证明了中国一般人的理论水准之比从前进步"，是"完全立
足于科学之上，在理论方面是健全得多 "，其结论的得出，居然是从布哈林对
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比附而来的。布哈林认为，社会主义在各国将因其历史条件，
要呈现出种种形态。叶青以此为参照，来证明中国本位文化具有理论上的科学
性。从他们坚持中国本位文化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在心理深层，
反对全盘西化者亦有着不可排解的崇洋情结；另一方面，在文化论战中，反对
全盘西化者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
正是由于存在这种深层的矛盾，反对全盘西化的思想在论战中地位十分不
利，非但没有匡正全盘西化论，反而本身在节节退却，几乎不能自圆其说了。
至少其论战对手陈序经一派人这么认为。十教授宣言发表后，受到各方批评，
于是5 月10 日又发表一篇《我们的总答复》，其观点比《宣言》退了一大步，
声明自己不仅反对复古，而且也反对各种折衷。并且在客观上肯定了全盘西化
论者体用合一、文化不可分的理论，也强调" 有什么体，便有什么用；有什么
用，便有什么体"。"物质和精神，是一个东西的两方面，根本不能分开" 这种
退却立刻被许多人捕捉到了，胡适马上欢迎十教授" 做我们的同志 "，徐彝尊
埋怨十教授出尔反尔，择语不慎。陈序经则抓住矛盾加以发挥，指出十教授"
已有意或无意的趋于全盘西化的路上 "。吴景超也遇到了同样的尴尬。吴最初
对十教授的宣言表示同情，反对全盘西化。而在陈序经连续发表《关于全盘西
化答吴景超先生》、《再谈全盘西化》之后，吴又希望能达成一个" 最低限度
的共同信仰"，指出西方文化中有的部分( 如自然科学、医学) 可以全部接受，
有的部分( 如哲学、文学) 可以接受作为补充，有的部分( 如资本主义、关税
制度) 可以用作参考，有的部分则要加以排斥。陈序经用算术方法为他作了一
个计算，结论是吴已承认西方文化的十二分之十以上，" 所异于全盘西化论者，
恐怕是毫厘之间罢。" 而吴景超后来发表的《自信心的根据》，也因为" 能条
举中国文化的优点到十项以上，尚能持之有固，言之成理的 "，还找不出一篇
文章，只好承认" 我们固有的文化，相形见绌，这大约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了"。
这几句话立即被陈序经引以佐证自己的结论。其实，论战中的观点陈述不免偏
颇，被对手随意引申的结论也不一定是论者的本意，但反对全盘西化的思想在
论战中时时表露出来的矛盾则是显而易见的。陈序经等人的观点，虽然也受到
了众多的批评和诘难，但由于不存在这种思想方式与思想结论的矛盾、这种心
理与立场的矛盾，所以倒反而能坚持到底，毫不松口。
崇洋不等于媚外，全盘西化思潮自有其针对性和适用的界限，持论者也并
非不是爱国者。全盘西化思潮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在祖国异常落
后、饱受欺凌、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一批知识分子为中国前途所选择
的激进的文化发展路径，它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
本文不是对崇洋心理和全盘西化思潮本身作出全面的评价，只是试图通过这一
选题，揭示20 世纪上半叶社会变迁的一个文化侧面。从上述讨论中可以看出，
崇洋心理并非全部转化为全盘西化思潮，其影响面之广，甚至到达此论的对立
面。但全盘西化思潮的产生，以及围绕全盘西化思潮所引起的文化论争，则受
到了崇洋心理至深的影响。从20世纪上半叶社会思潮的变迁中，我们可以发掘
出社会心理的变化，同样从社会心理的变化中，也可对社会思潮、社会意识作
出一定的解释。当然，一个深入和完整的解释，则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更广
阔的课题了。
(摘自《中山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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