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义和团资料文摘 由 新观察库存 于 December 06, 1998 01:35:37:
从历史到神话的义和团
送交者: 嘉星故人 于 November 19, 1998 05:27:46:[新观察]
从历史到神话的义和团
------《有争议的往事：作为历史与神话的义和团》节选
被神话化了的往事在许多人的头脑里已是根深蒂因的了。因此，对于我们
这些力图与之辩驳的历史学家来说，在研究那些已被神话化了的往事时，也应
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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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中国，西方时而被当作帝国主义侵略者而遭人切齿，时而因其
握有富有和强盛的奥秘而受到赞美。那些既抨击西方，又攻击其控奥秘的义和
团，也遭到了同样的对待，时而为人赞颂，时而为人辱骂。
在一个层次上，被神话化的过去与被视为历史的过去是迥然不同的。历史
学家毕竟旨在理解与解释过去，旨在根据所能获得的史实尽可能忠实地勾勒过
去的轮廓。而神话制造者们则对理解过去鲜有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用过去来
满足今天政治、思想和心理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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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与义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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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形成的信奉西方科学与理性的高度来贬低义和团的蒙昧，并非是我要
在此讨论的问题。本文所关注的是以后更为关键的步骤。这一步骤旨在说明与
义和团相关的、在整个中国社会中出现的蒙昧的、非理性的、盲目排斥和野蛮
的倾向。这一藉以说明的方法是由一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明确无疑地、极
为详尽地建立起来的。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例子是1918年秋季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上的一篇短
文。陈独秀是在人们在京城街头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德国的氛围中写就此
文的。他谈道，他不愿上街加入到狂欢者的行列中去，主要是他认为中国没有
在协约国战胜德国的战争中尽力，便没有理由大肆庆贺。当他听说人们在外面
得意洋洋地宣称要拆除克林德碑 （此碑系德国公使克林德1900年6月被排外的
中国士兵所杀，后经德国要求在克氏被害处设立起来的）时，他更不愿意离开
他那宁静的书斋了。相反，陈独秀告诉我们，他翻出一些关于义和团的旧书，
以便看看那些“可笑、可惊、可恼、可悲”往事的另一面。
在征引了冗长的材料以唤起他那易于忘却的同胞的回忆之后，陈独秀提出
了急切的警告：如果中国还是无动于衷的话，义和团那样的骚乱还会再度发生，
外国还将入侵中国。到那时，就不再是一座克林德碑的问题，而是石碑遍布全
国了。陈独秀论点的核心为：五个主要的原因引发了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道
教、佛教、儒家学说，中国戏剧和保守派对西方新学说的敌视。这五个因素在
1918年的中国毫无改变地再次体现了出来：“义和拳的名目，此时还未发生，
而义和拳的思想、义和拳的事实，却是遍满国中，方兴未艾。”在详尽地描述
了他所列举的依然遍布各地的愚昧、扶乩风气后，陈独秀得出了下列结论：
“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
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纪念碑，必须
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
消灭不可。
“现在世界是‘界’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
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
不再发生，讨厌象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那条道路而行
才好呢？”
陈独秀的文章是将过去神话化的典型。他争辩的中心是：甲（即迷信、非
科学和保守思想的盛行）乃直接导致乙（义和团起义）的发生。由于他所处的
年代甲类情况仍遍及中国，如不迅速加以铲除，乙类情况将会再度发生。这历
史逻辑的观点而言，陈独秀的论点自然有严重的缺陷。不管一些思想可能在形
成义和团运动时起多少作用，但很少历史学家能够宣称：仅有思想就能说明运
动的起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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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陈独秀）认为，以克林德碑为标志的帝国主义不是造成当时中国困境
的原因，而是后果。导致中国的困境，并使克林德碑有可能竖立的原因在于以
义和团为象征的中国社会的知识状况。因此，中国的努力不应置于消除国耻的
标志上，而应致力于建设一个提倡共和、科学和无神的新型社会。就其本质而
言，这样的社会可防止类似的在未来导致国耻的因素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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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帝运动与重塑义和团神话
一旦将历史视为神话，其含义就会被现实的关注所左右，乃至达到压倒一
切的程度。因此，当现实关注重要性的中心转变时，那么历史所包含的意义也
必然随之改变，有时甚至会达到十分离奇的程度。...............
就所有主张再造中国任务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再造者的意义而论，新文化运
动自然尚未逝去。包括象胡适和鲁迅那样观点歧异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仍然认
为中国的文化改革具有头等的重要性。然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一方面不满于
文化变革的停滞不前，另一方面深受帝国主义持续不断地操纵中国命运而引起
的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影响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应首先解决“政治问题”。
这一系列的事件包括在凡尔赛和会上对中国利益的背叛（这成为1919年5月4日
在北京发生抗议示威的直接导火线），外国在1916年袁世凯死后卷入遍及中国
的军阀政治，以及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为中心的革命政
治的涌现，加上受到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强烈影响，促使那些献身政治的中国人
的愤怒日益转向剧烈的反帝民族主义。当憎恨外国列强----在许多情况下是憎
恶外国人个人----达到一个新的剧烈水平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从义和团经验中
发现了一种新的、而且更为积极的含义。
义和团反抗的精神遗产
从新文化运动时期认为义和团是落后的、蒙昧的和非理性的看法到五四运
动以后认为义和团是爱国及反帝的转变， 最引人注目地表现在陈独秀发表于
1924年9月《向导》 特刊上一篇纪念1901年9月7日订立的《辛丑条约》的文章
中。陈独秀开宗明义地宣称：义和团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其重要性不亚于
辛亥革命的事件。然而，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仅没有给予义和团以正确的评价，
反而存在两种错误的看法。 第一种错误观念是在人们中存在着指责义和团为
“野蛮的排外”的倾向。当然陈独秀本人在六年之前也持此种倾向。然而，现
在他已从强调文化的极端重要性和无批判地颂扬西方的观点变成为民族主义高
于一切的看法。他找到了使他先前曾认为非常令人厌恶的那些特性合法化的新
方法：义和团的排外必须从外国压迫和剥削从而导致义和团排外的角度来理解。
义和团的野蛮行为决不能与外国帝国主义残忍的暴行相提并论。如果所有的社
会都为保守主义和蒙昧所笼罩，那么义和团的保守主义和蒙昧又有什么例外呢？
最后，不管怎么样，“野蛮”与“文明”究竟指的是什么？在一个外国帝国主
义已成为罪恶之源的世界上，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难道是“野蛮行径”吗？
帝国主义难道是“文明”的吗？
陈独秀接着写道：第二种广为流传的错误观点是，由于义和团事件是一小
部分人的罪行，列强不应因为这一小部分人的罪行而以巨额赔款来惩罚全体中
国人民。在其对这种错误观点予以驳斥时，陈独秀明确地将义和团与全体中国
人视为一体。他坚持认为，不仅是义和团，所有的中国人都曾遭受帝国主义的
压迫。根据陈独秀的看法，那种认为义和团因其反抗这种压迫而被判为有罪并
被挑出来受惩，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因其屈从于外国人因此被认为是无罪的，而
不受惩罚的观点，表明了逻辑上的彻底破产。
数月之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重申了他业已修正了的对义和团的看法。
尽管他1918年的基本观点已完全改变，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他在1924年
发表的许多文章中揭示的目的与他早些时候发表的关于克林德碑一文所阐述的
目的无甚不同。和1918年时一样，他的目的不在于理解过去的事件，而是用被
高度神话化的对过去的解释来改变当今受到教育的同胞的态度。义和团运动失
败最有害的影响（他认为这种影响在20年代的中国仍然决定着人们的心态），
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看法：“以排外为野蛮，为耻辱”。这种“附和二毛
子三毛子的宣传”的心态给反抗帝国主义的精神造成了无法言喻的损害。这便
是陈独秀的意图，他并用大量具有说服力的观点来改变这种心态。
陈独秀并非是孤军奋战。其他为《向导周报》九七特刊撰文者也力图证明
中国人民的反帝态度是合法的，并企图不顾一切地消除妨碍这种合法性的心理
障碍。如同陈独秀所清楚地认识到的那样，由于这些障碍中最难对付的大都是
因有义和团的经历而产生的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排外、进而延伸到认为反帝
有点令人厌恶、或者是可耻的、或者是不文明的，所以每位作者的议题便集中
到重新塑造人们对义和团的记忆。
譬如，陈独秀的门生、其在共产主义运动初期的亲密战友彭述之坚决主张：
“我们应该替义和团宣其廿三年来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加之恶名，刷洗中国
一般人头脑中对于义和团运动之根本错误”。而蔡和森以下列评论作为其文章
的结语：义和团贡献给中国国民革命的重要遗产是“排外精神”，他并真诚地
希望那时的国民党会继承这笔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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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陈独秀一样，瞿秋白也反对给义和团贴上“野蛮的排外主义”的标签，
并痛斥那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那些中国人认为，义和团是一小部分无知愚民
造成的，因此他们必须与义和团保护距离，这样做的目的就为了与帝国主义这
个曾导致义和团爆发的重要历史力量调和条下基础。瞿秋白反驳道，鉴于帝国
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使没有义和团运动，外国人也会找到
其他的籍口进攻中国，从《辛丑条约》中攫到特权。因此认为义和团是一场旨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应给予义和团的反抗精神以应有的最高荣誉。
这便是义和团运动的力量之所在。但据瞿秋白看来，义和团也有不少的缺
陷。义和团也有迷信的和反动的思想，它拒绝一切舶来品，反对一切科学文化
的成果。它主张国粹。义和团是一个准宗教性的团体，要求团众对其领袖盲目
的服从。最重要的是，它缺乏一个先进的、有组织的和强大的阶级作为运动的
主导。其结果是义和团的思想反映了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从而导致了排外，
也不能推动运动朝着国内阶级斗争和反抗清王朝斗争的方向发展，并且很容易
被统治阶级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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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篇文章中，瞿秋白笔下的义和团象征具有复杂的特点。他既颂扬义
和团蔑视帝国主义的大无畏精神，又指责它因缺乏阶级觉悟，表现出过于狭隘
的民族主义，而产生与敌人妥协的愿望。瞿秋白的观点与这一时期由共产党人
执笔的许多文章所表露的基本倾向似乎是一致的，即当问题涉及到帝国主义时，
便颂扬义和团；而当讨论到后来被共产党人称之为“封建主义”时，则不必多
加赞美。....................
当共产党人的文论主要集中于对中国这样一个相传已久的民族的危险（帝
国主义），而非集中于社会变革（封建主义）时，这更可能是旨在从义和团的
经验中汲取正面的信息。 譬如，李大钊在其发表1926年3月纪念民族主义者而
非共产主义者孙中山的文章中，提到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
民族革命史” 的一个组成部分。 龙池在纪念《辛丑条约》订立25周年的文章
（该文写于1926年9月， 时值修约运动高潮，其首要目的在于呼唤民族主义情
绪）中更直截了当地定道：“九七纪念又到了，不管帝国主义对义和团如何诬
蔑，不管义和团本身有如何的缺憾，然而他的反抗帝国主义的精神，是永远不
会磨灭，永远值得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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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送交者: 嘉星故人 于 November 19, 1998 05:29:26:[新观察]
回答: 从历史到神话的义和团 由 嘉星故人 于 November 19, 1998 05:27:46:
坚持消极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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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革命与义和团
与二世纪最初数十年的情况相比，文革时期将义和团神话化的做法在许多
方面表现出自己的特点。首先，在内容上有所不同，这是为了适应60年代末、
70年代初中期特定的需要。其次由于历史理解的要求服从政治上正确与否的需
要，神话化了的义和团就彻底取代了历史的义和团，乃至达到了如此的程度。
再其次，文革对义和团所定的神话化的调子在官方控制的出版物上达到了史无
前例的程度，成了政治倾其全力试图以“意识形态”控制社会努力的一个组成
部分。对个人来说，象20年代那样用对对立的方法来神话义和团已不再可能了。
单一的标准强加到所有人的头上。为了支持当时的政治和思想运动，对义和团
采取什么态度，如何评价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成了衡量人们是否坚持
当时党的路线的唯一标准，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了估量人们是否忠于革
命，是否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成了评判人们是否对祖国忠诚的唯
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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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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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一位西方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至少印象是清晰无误的。即要区
分历史的义和团和被神话化了的义和团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对中国历史学
家来说，抛弃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风靡一时的、拙劣的神话化的形式是轻而易
举的。然而，要克服新文化运动将义和团神话化为迷信的做法及20世纪20年代
视其为反帝爱国的神话却是非常困难的。这些神话化源于两种极有影响的、界
定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关注的说法。其一集中于绝对信奉科学理性；其
二强调民族主权及主张征服任何一种乃至所有破坏此种主权的力量（首当其冲
的当为帝国主义）。许多中国历史学家受这些具有压倒性的倾向所迫（也许甚
至对其他方面一无所知），对将义和团运动形容为“迷信的”，或者“反帝爱
国”之类完全神话化的做法，而非具有历史准确性的描述视而不见，其中一点
表明这场运动的一个关键性的缺陷，而另一点则显示这场运动中一种超常的力
量。
我个人的看法是，由于这些词汇过于充斥着二十世纪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诉
求，那就损害了历史学家更为忠实地理解义和团经验所作的探索。将义和团的
民间宗教信仰及实践界定为“迷信”，那就意味着对这些信仰与实践采取一种
基本敌视的态度，致使对义和团本身是如何看待这些信仰与实践及其在义和团
的知识和感情世界中所起的作用作出更深刻的评断，就显得更为困难了。同样
的是，将“反帝爱国”的标签牵强附会地贴在义和团上面则是将各色各样、错
综复杂的动机极端简单化了，从而严重地阻碍了对这些动机作进一步的研究，
而这些动机则促使义和团在各种有影响力的、起因果作用的因素中，帝国主义
（不论其何等重要）不是唯一的因素，而且反抗帝国主义影响的行动也不必定
是由“爱国主义”或“反帝”促成的氛围中就其所为而行。
一个与能说明中国历史学家为何迄今仍认为要使自己从将义和团经验神话
化的解释中彻底解脱出来是如此之难密切相关的理由是，义和团以非常戏剧化
的方式提出了很可能在以往一个世纪的中国史上文化特性中最核心的问题：即
对西方既爱又憎的矛盾心态。教育家蒋梦麟在忆及他童年时对在20世纪之交上
海的西方人的感情最能说明这种心态：“在我的记忆中，外国人既神圣又凶恶，
象千手观音那样有二副面孔，无数双手。一边的手上持一束电光，一艘汽轮船
和一只漂亮的娃娃，而在另一边手中，擎着一条警棍、一把手枪和一小包鸦片。
当人们看他光亮一面时，他是安琪儿，而看他黑暗一面时，他则是魔鬼”。
总而言之，在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既表现为帝国主义，又体现为现代化，
这两方面都同样成为义和团运动的起因和目标。这样，义和团作为历史具有一
种内在的效力，在中国人的精神方面显示出其特殊的功能。当西方被定性为侵
略者和剥削者（魔鬼般的西方）时，义和团对西方的反抗使中国的爱国者深感
满足（如同我们已考察过的20年代时对义和团的神话化），并很容易被冠以赞
美之词。然而，当西方被看成是现代生活的源泉（天使般的西方）时，义和团
那种卢德派式的毁坏西方电报电话设施、铁路和汽轮船的行为，则往往成为造
成严重困境的缘由而遭到严厉的谴责。
倘若作为历史的义和团事件包含着有关20世纪中国文化特性这一悬而未决
的主题的话，那么，相反的情况也是存在的。那即是中国知识分子长期无法就
什么是中国文化的内涵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达成共识（这个问题最近表现在八
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中）。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学家很难对义和团有一致的
看法，也无法确定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了。而且，这并非是一个可能会瞬时
即逝的问题。说中国人需要经历对西方或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那种爱恨交织的情
感毕竟不是不合常情、或者令人诧异的。而且，只要中国人那种既爱又恨的矛
盾心理依然存在，那么，由于其所发挥出的特殊课题，义和团很可能保持其作
为象征和神话源泉的非凡的生命力。
（全文完，邹明德译）
（本文节选自（美）柯文《有争议的往事：作为历史与神话的义和团》，
载于《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p24-p60，齐鲁书
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