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义和团资料文摘 由 新观察库存 于 December 06, 1998 01:35:37:
送交者: 嘉星故人 于 November 16, 1998 04:11:38:[新观察]
近代史·义和团·中国（一）
回顾中国近代史，是一出一步三回首的“曲折”前进的心酸史，一个昔日
的天朝上国在从高高在上的“居天地之中”国沦落为“次等殖民地”的过程中
艰难的摆脱儒家传统文化的僵硬保守的专制桎梏缓慢地过渡到现代文明的血泪
史。
当1840年英国的野蛮的 “文明” 侵略者开始以武力向中国推销其无耻的
鸦片贸易起，大清国就一直受到外国海盗们的厚颜敲诈，由于这些强盗们拥有
威力无比的现代杀人工具和组织先进的现代军队，大清国政府治下处养尊优的
八旗子弟兵和疲懒绿营无力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以维护大清国的脸面，于是
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签订，一块又一块的国土被割让。
这里不得不提到日本在同样受到欧美各国坚船利炮的威胁时采取的不同反
应，日本人几乎立即的在文化上向相比之下显得“优等”的西洋文明全面“投
降”，当大和民族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上全面西化，甚至于将西方文明
“武装到牙齿”的时候，它的东亚近邻们才感受这个东洋新“鬼子”的脱亚入
欧是何等的可怖。
相比之下，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在文化上进行着最为顽强的对西方文明侵蚀
的抵抗，战争失败了，签订羞辱的丧权条约，割地赔款，事后反省，是强盗们
的“船坚炮利”，于是就有“师夷长技以制夷”，有了洋务派。但是这个洋务
派的最“西化”主张，也不过在于向洋人学习其军事技艺和器械制造等奇淫巧
技上，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所说：“中国学术精致，纲常名教，以及经世
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其礼教政俗，已不免于
夷狄之陋，学术义理之微，则非彼所能梦见矣。”，代表了洋务派对西方文明
的普遍看法。然而，即令是这个骨子里发着“中体西用”的美梦的洋务派，亦
不能得到当时士大夫官绅阶层中大多数人的支持，当时清政府派遣出洋考察者，
被沿途迎送的地方官员讥之为“一群汉奸”（《清朝野史大观》卷四《清流党
之外交观》），当时这些以坚守传统文化为己任的“清议派”，随着洋务运动
的各种弊病显露而逾加强大，等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洋务运动终告失败，清
政府遂为保守势力把持，洋务派大员纷纷被外放各地。
当洋务派苦心经营的西式军队在中法、中日战争中一败涂地后，以康有为
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已经确定，仅仅靠洋务派的技术决定论并不能使中国复兴
必须效法日本，进行更多的改革，比如进行政治上的变革。尽管康有为的的运
动最终目标可以归结为“保国、保教、保种”而变法，但在上层社会中得到的
支持比洋务派所得到的支持更少，一旦涉及政治体制的任何变更，连当初对康
氏表示出一定支持的张之洞之流的开明洋务派也开始不以为然。张之洞认为，
保国，就要保清朝，对于张之洞来说，中国完全等同于具体的清王朝的皇室，
保中国就是要保清朝，康梁那样只讲忠于中国而不具体地讲忠于清朝的变法，
是属于本末倒置的异端行径。
在百日维新之中，除了皇帝和为数甚少的官员外，维新派几乎没能得到更
多的支持，而他们对抗的，则是整个的中国官场，整个的政治体制。
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在“洋人”帮助下，康梁等逃到国外，慈禧太后重新
掌政，清政府中的传统保守势力空前强大。
这样，在新世纪启始的第一年，清政府中的开明势力已经消失殆尽，激进
的维新派潜逃海外，温和的洋务派分散在江南及华南各地，对外战争挫败所带
来的排外情绪充满了朝野，而最高掌权人慈禧太后，则由于外国对维新派的支
持而怀恨在心。
光绪四年（1878年），曾纪泽奏言：“办洋务的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
中国人不明时势。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为济，断
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当时四十
五岁的慈禧答曰：“可不是么？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
你方才的话说得很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曾纪泽遗集
，《曾纪泽日记·光绪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然而这些年来洋务运动的失败
维新运动的变政，已令慈禧对自强运动不再抱有任何信心，也亦失去原先的理
性看法。
当对所有的理性的与现实的反抗外国侵凌的办法都绝望的时候，正统而保
守的士大夫们，开始醉心于适时出现的义和团所宣扬的那种“精神胜利法”
就义和团本身而言，它的主张是多变的，但无论是“扶清”还是“扫清”
其“灭洋”的主张并未有过改变，可以说，义和团的核心思想就是“灭洋”。
导致义和团“灭洋” 思想的产生， 一方面于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侵凌有关系
（这些在中国的教科书中已有详尽的揭露），而更直接的则在于当地外国教会
的传教活动对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社会制度造成的破坏所引起的文化冲
突。人们一旦加入教会，就从传统的家族团体中分离出来，不再进行祖先崇拜
亦不再支付原先的社会活动的各种费用，严重割裂了传统与社会和谐。另一方
面，由于传教士拥有随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各种特权，随意干预教徒的讼案，
插手中国内务，这不仅破坏了当地官员的管治权威，更严重的是伤害和激怒了
非教徒的平民，令人民仇视洋人洋教，引发民教冲突。当时的许多教案，即是
源于外国传教士依仗特权欺压本地官民所造成的。而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会，
在吸收教徒的过程中，采用的利诱方式，致使加入教会的并非都是虔诚的信徒，
相反，却有很多奸妫蒙混入教，假借教会的特权为非作歹，令普通百姓对教会
更添憎恨之情。
“排外情绪不仅充满朝廷，也渗入到学者、官员、绅士以及一般老百姓中。
半个世纪的外国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外国公
使、领事和咄咄逼人的传教士及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日益增长
的不平之感，再加上一些更大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因素，酿成
了一场广泛的排外运动。”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中文版，p140-14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他们（义和团）打击的主要目标一是侵略中国，欺压中国人民的洋鬼子。
在运动初期，主要是打击在山东农村作恶多端的教会势力，‘凡天主教堂，思
尽烧毁，天主教士，思尽杀灭’随着运动的发展，······最后变为仇视
一切洋人。他们号召将几十年来，在中国到处横行的洋人‘三月之中都杀尽，
中原不允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号召‘男学义和女红
灯，杀尽洋人海宇澄，待到枪刀无用日，试看霞蔚并云蒸’。二是给他们千百
年来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带来破坏性影响的外来事物。首先是在各地兴起烧教堂
事件。教堂是传教士为非作歹的据点，也是教民依为后台邪恶势力的象征，故
首先成了打击对象。其次是铁路电线杆，多因身受其害。······老百姓
受到的损害和凌辱，使他们感到‘铁路、电线皆洋人借以祸中国’，‘遂焚铁
路，毁电杆’，甚至想到‘毁坏海中的火轮船’，以及一切外来的商品。三是
不合传统的外国宗教文化，甚至憎恨洋学堂。四是跟洋人有关系的教民、二毛
子等亦在打击之列。”
（《义和团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p80-p81）
近代史·义和团·中国（二）
送交者: 嘉星故人 于 November 16, 1998 04:13:02:[新观察]
回答: 近代史·义和团·中国（一） 由 嘉星故人 于 November 16, 1998 04:11:38:
近代史·义和团·中国（二）
1899年12月，由于外国的压力，清政府不得不把怂恿义和团的山东巡抚毓
贤撤换，由袁世凯接任，清廷要求袁世凯不要惩处拳民，但袁世凯拒绝执行，
成功地将山东的义和团镇压下去。清政府担心袁的残酷镇压会“激成大祸”，
于1900年1月10日颁布上谕， 默认了义和拳为“自卫身家”、“互保闾里”的
合法组织；至4月7日，清政府又颁发一道上谕，接受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
号，这意味着义和团正式成为清政府承认的合法组织。此后，义和团发展异常
迅速，几个月间席卷直隶和京津地区，波及山西、河南、内蒙、东北等地，整
个中国北部都陷入义和团的“灭洋”风潮之中，而拳民们则越来越大胆地毁坏
铁路和电线，把这些东西当作外国人奴役中国的象征。有学者估计当时有近百
万人参加了义和团，声势十分浩大。
面临越来越高涨的排外浪潮， 外国使节于5月28日从大沽口外的舰只上调
来军队保护使馆。6月1日和6月3日，第一批队伍到达北京，其中俄、英、法各
75人，美国50人，意大利40人，日本25人，而按总理衙门的限定，每个使馆只
允许有30名卫队。
5月29日， 清政府再度降旨嘉许，拳民受到鼓励之余，便在6月3日切断了
京津铁路。 从4月初起，掌管铁路电报的铁路及轮船招商局督办盛宣怀便开始
催促直隶总督裕禄派兵保护铁路和外国人，并且开始直接向总理衙门请求进行
保护。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亦有同样的主张，要求镇压这类活动，但均未被接
纳。当时，两广总督李鸿章断言：时事“似非外臣所能匡救”。并将总税务司
赫德的来电转奏慈禧，借外人之口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总税务司赫德今
晨来电称：京城局势危险已极，各使馆甚虞被击，均以为中国政府若非仇视外
人，即系无力保护，倘稍不测，或局面无速转机，各国必定并力大举。中国危
亡即在旦夕，应请中堂电奏皇太后，务须将各使馆保护万全，并宣明凡有臣工
仇视洋人之条陈，朝廷必不为所摇惑云云。事关紧急，不敢壅于上闻。请速代
奏。 鸿章。”。而盛宣怀则在6月14日转给张之洞及两江总督刘坤一一封山东
巡抚袁世凯的电报并要求二人采取行动：“袁慰帅电：‘津京洋兵现已有八千
上下，闻仍有万人续到，大局不堪设想，望随时教我，岘香两帅有何善策’云。
各国正在筹议，如两公再不设策，危殆即在旦夕，可胜痛哭。”次日，二人联
名致电总理衙门：“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
睫。此实宗社安危所系，不敢不披沥上陈，拟恳明降谕旨，定计主剿。···
···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
局溃烂，悔不可追。”
5月30日，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赵舒翘上奏，称：“拳会蔓延，诛不胜诛，
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愤
为公义， 缓急可待，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至6月20日，清政府终确立对义
和团“抚而用之”的方针。由此，义和团树起“奉旨灭洋”的旗号，除山东以
外，大部分义和团向清政府挂了号，表示接受其统率。而北京的义和团竟成了
朝廷虎神营的基本队伍，而京津等地的义和团还得到朝廷拨给武器和给养。
在英国公使的请求下， 天津的西摩尔上将派出一支有2100人的联军在6月
10日乘火车离津去京，但因义和团和清军的阻截而未能到达，于中途退回。同
时，京津两地的电线被切断，北京的外国人顿时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被清兵杀害。
6月13日， 清廷声明，各国公使已受充分保护，在北京无需驻扎更多的外
国军队。
6月13日起，大批拳民云集北京，放火烧教堂和外国人寓所，杀中国教民。
“凡家藏洋书、洋图者，戴洋眼镜都皆被当作‘二毛子’‘汉奸’予以捕杀和
严惩。”
6月20日， 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射击者称是奉端王载漪之命：“凡遇外
人杀之，可以求偿。”
从6月16日起到6月19日，清廷连续召开四次廷议，讨论与各国开战事宜，
袁昶、许景澄、联元、立山、徐用仪等人反对策划袭击外国人，指出拳民所称
枪炮不入不可信，“力言拳匪不可恃，外衅不可开，杀使臣悖公法”。太后反
驳：“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积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
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载漪也说：“义民掳忠愤以卫国家，不因而用
之以雪国耻，乃目为乱民而诛之，人心一失，将何以为国？”而另一些温和派
如王文韶等也认为“外衅不可开，使臣尤宜保护”，但给端王呵斥后便“汗流
浃背，附首不敢再言”，如时人论之：“庆亲王奕匡、武英殿大学士荣禄、协
办大学士王文韶，恶匪党而不敢言”。光绪帝也指出：在“中国积衰”的情况
下，企图以团民与八国同时开战，实为“以民命为儿戏”，然而，却没有多少
人理会这位失势皇帝的话。
不久，传来了法国总领事要求中国军队交出大沽口的照会和荣禄与洋人接
仗获胜（事实上， 大沽炮台于6月17日为联军所陷）的假奏报，终于，慈禧太
后决定与八国开战，“与其苟且图存，贻盖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时为1900年6月21日。
（注：关于慈禧太后宣战，有称是由于慈禧太后收到列强发出命其归政光
绪帝的照会促成，现经史学家考证，事实上并不存在此事及此照会，其中证据
之一《景善日记》已确定为西人所伪作）
当时，载漪向太后进言：“夷兵所恃者火器，神拳复能制之，此天赞我也。
”他还与刚毅联衔上疏：“义民可恃，其术甚神，雪耻强中国，在此一举。”
并提出一套歼灭洋人的绝妙方案：立即派兵围攻各国使馆，将使馆洋人全部歼
而灭之，天下自然太平。
可悲的是， 宣战后， 清军与义和团即如其所愿，开始围攻使馆，却遭到
450名卫队、475名平民（包括12名外交使节）和2300名中国教民在使馆区的顽
强抵抗。
这时的北京，正在进行这一次千古未有的奇闻。史称：“上书言神怪者以
百数” ，当时，“朝贵崇奉（ 义和团）者，十之八九”，从王公贵族的府邸
到中央政府各官署，都延请义和团为其设坛焚香，以求义和团神术保佑。
大学士徐桐，献策请慈禧太后焚香跪请骊山老母下凡，以尽灭洋人，并向
义和团大师兄赠送对联：“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
孝节廉，祗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
商贾，于今怨愤能消。”御史徐道昆郑重奏称：“洪钧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
夷船当尽没。 ” ；同为御史的陈嘉也自称：得“关壮缪帛书”，该帛书预言
“夷当自灭”；翰林编修官萧荣爵上言：“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将假手义
民尽灭之，机不可失”；吏部尚书启秀上奏坚决请示太后杀尽各国公使：“使
臣不除，必为后患。”并报告朝廷，五台山和尚普济有神兵十万，建议朝廷立
即召见普济以“会歼逆夷”。
而在普遍流传的则是，只需焚香念咒，可以刀枪不入，可以使洋人枪炮不
响， 可以使教堂立即起火；练过义和拳的孩童，只须用红头绳一根，就 可以
把高大的教堂奇迹般地拽倒；练过“红灯照”法术的少女，一手摇扇一手挥动
红手帕，便可高升于空中，可以从空中掷火，焚烧洋人居室，可以从空中盗去
洋人大炮中的螺丝钉，还可以从高空中保护义和团与洋人打仗。还盛传，已有
数十位“红灯照”女将，分赴西洋各国，去焚烧该国洋人房舍。外洋十八国中
其中十六国已被其所灭。而义和团老师只须用法术点化，洋鬼子们就会象中了
邪一样自相残杀。据说，有人还曾亲见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在洋人楼下，从腰中
掏出青钱一把，向上一掷，洋鬼子的头颅便纷纷从洋楼上坠下。这种传说到极
盛之时，传言玉皇大帝已经勒命关公为先锋，二郎神为合后，增财神督粮，赵
子龙、马孟起、黄汉升、尉迟敬德，秦叔宝、杨继业、常遇春、胡大海等人皆
受命下凡前来会师，而义和团则在街上到处设立坛场，坛上竖立大旗，旗上大
书“天兵天将，扶清灭洋”。而“官无论大小，民无论男妇，大概信者十分之
八，不信者十分之二。”（以上资料出自《庚子国变记》、《义和团》）
此之所谓：“（义和团）以保清灭洋为名，朝野上下，多深信之，喜相告
曰扫平洋人，扶持中国，在此一举。而今而后，海内扫平，升平有日矣！”
近代史·义和团·中国（三）
送交者: 嘉星故人 于 November 16, 1998 04:14:21:[新观察]
回答: 近代史·义和团·中国（二） 由 嘉星故人 于 November 16, 1998 04:13:02:
近代史·义和团·中国（三）
6月21日， 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收到北洋大臣荣禄的告急密电：“北
地臣民皆以受外人欺凌，至于极处。今既出此义团，皆以天之所使为辞。臣区
区力陈利害，皆不能挽回一二。····诸王贝勒、群臣入对，皆众口一词。
且两宫诸王邸左右，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皆大半，都中万人，来去如蝗，
万难收拾，虽二宫圣明在上，亦万难扭众。····而是日，又为神机营兵将
德国公使击毙，从此则事局又变。”
立刻的， 李鸿章公开宣布：“廿五矫诏（即6月21日清廷所颁之宣战诏）
粤断不奉，所谓乱命也”。并要盛宣怀迅速将他的意见转告刘坤一、张之洞。
6月26日， 张之洞、刘坤一接受盛宣怀的建议，联衔会奏，以“一国焉能
敌各国”和沿海一带并无“拳民之党可招”为由，拒绝执行“宣战”上谕，并
授权上海道余联沅和盛宣怀与各国驻上海总领事进行紧急会商， “迅速妥议
（互保）办法”。
早在6月17日， 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法磊斯，向张之洞转告英国政府愿对镇
压“变乱”提供“军事援助”，张之洞“对于英国愿意提供军事援助，表示感
谢，但是他不肯接受，因为英国军队一到，别国的军队也就跟着来，那好比火
上加油，后果如何，他就不能负责了。”并说“他（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
坤一）同心协力，决意维持秩序，保护洋人。”明确地拒绝了英国派军队的要
求。并于次日，照会法磊斯，请其转告英国政府：“此时长江一带，弹压痞匪，
尚不须外人相助。若英水师遽进长江相助，不惟无益，且内恐百姓惊扰，外恐
他国效尤，更致不可收拾。”其时长江流域时局正如张之洞所言：“力任保护
洋商教士之责，以杜籍口窥视为。近沪电屡云英水师欲据长江，若我不保护，
东南大局去矣。”
其后公布的《东南保护约款》 9条及《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10款，保
证“严拿匪徒”和切实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洋商教士的“人命产业”，但却定
明：列强不向长江增派军舰；已有的外国兵轮水手不登岸；各国兵舰不得靠近
吴淞及长江各炮台；外国舰只不准在上海制造局等要地游弋、驻泊；各洋人不
可到内地未经设防之区，等等。由于此东南自保方案严重阻碍了列强假借籍口
的侵入长江流域的企图，未能得到列强的签字同意，但却得到两江、湖广、闽
浙、蜀、鲁、豫、陕等督抚的支持或赞同，导致除华北京津及东北等地义和团
猖盛之地实际上有与列强作战外，中国其它地区并未响应清政府的“宣战”诏
令而保持和平的奇特局面。
7月14日， 天津陷落。清政府向英国公使递交照会，要求使馆中的外国人
员暂时移居总理衙门，以便安排他们回国，两天后，清政府更去信表示愿对使
馆进行保护。19日，总理衙门再次表示愿意武装护送外国使节去天津，但外国
使节们觉得总理衙门并不能保护他们的安全，宁愿留在使馆区等待联军的救援。
从7月14日到7月26日，对使馆区的进攻暂时中止。
7月26日，70高龄“生平以灭洋仇教自任”的李秉衡率领200名亲兵到达北
京勤王。
7月28日、8月11日，清政府处决掉反对开战的五大臣：户部尚书立山、兵
部尚书徐用仪、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联元、袁昶。在山东拒绝宣战的袁世凯
哀叹：大局已经无望。
7月底，17万俄国军队分兵七路，入侵东北。
8月4日， 接近2万人的八国联军由天津向北京进犯，其中日本军占了将近
一半。
8月7日，慈禧太后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与八国联军谈判。
8月11日， 由各地临时纠集的勤王部队在北京东面的武清溃败，无法指挥
各部统一作战抵抗八国联军的李秉衡自杀殉国。
8月14日，八国联军进入北京。
8月15日凌晨， 慈禧太后化妆成村妇，带着光绪帝与亲信臣仆，仓皇逃往
太原。并下诏，“痛剿”义和团，要“严行查办，务尽根株”。
10月1日，俄军占领盛京（沈阳），满洲大部落入俄国之手。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庆亲王和十一国代表签署《辛丑各国和约》。
9月17日，八国联军撤出北京。
1902年1月7日，清政府还都北京。
8月15日，清政府收回天津。
1901年1月29日， 慈禧太后颁布“维新变法”，推行“新政”。“百日维
新”之时康梁所倡的新法，几乎全部恢复，而且比康梁所推行的新法，更为广
泛和深入。
现在回过头来重看义和团运动，其中神秘的面纱已经揭开，教科书里所言
的伟大亦不复存在， 现实是残酷的， 义和团运动给中国带来的是奇耻大辱的
《辛丑条约》，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又一次凌辱和掠夺。
义和团是爱国的，然而，这种爱国，只能是一种悲剧，一个民族的悲剧。
这种爱国，是不可能使中国强大的，也不可能真正把外国侵略者赶出中国。
除了日本军短暂的占领过厦门一段时间外，不实行清政府“宣战”命令的地区
基本上都没有受到外国军队的入侵，即使是日军的占领，也由于没有任何可以
支持的理由，得不到各方的认可，终告失败。而义和团最盛的京津地区，则被
大批外国军队占领（占领北京后，仍有大批联军开进华北），最终不得不签署
丧权辱国的条约。而更为不幸的是在东北，早已虎视眈眈俄国军队终于找到借
口派出十几万大军侵占我东北各省，并在稍后的几年在与日本的战争中失败，
被日本轻易夺取了东北的控制权，埋下了日本入侵中国的锲子。虽说日本的狼
子野心早已存在，但义和团的动乱，不能说不是一种契机，为日本的北进政策
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遇。
我们无法想象，如果东南各省追随清政府的“宣战”指示，中国会变成怎
样，九十八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庆幸这种最坏的情形并无出现。
义和团运动之后，走投无路的清政府终于要走上它当初所惧恨的“维新”
的道路。然而，此时的中国，有学识的维新派已尽出走国外，后起的革命派与
清廷不共戴天，国内唯一维护清政府的洋务派诸公已经垂垂老矣，如一日本人
所说：“反复读之（指清政府‘国政维新的上谕’），虽觉得文意整然可观，
维新鸿业似由此有望，但仔细对比中国实情以卜之，终将属虚辞具文，其不能
实行，洞若观火。中国今日之衰败在于有治法而无治人。虽有如此之良法美意，
而朝官疆吏中无一认真办事之才，国政何由得举？”
纵观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在外敌的威胁之下，数次寻求强国之
路，先有洋务派之“中体西用”，企图不通过触及政治、社会等层面的改革，
而只以学习西方的“皮毛”之技术来强国，却在这个腐朽透顶的专制体制下变
了质，彻底失败，而当康梁等人提出针对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革来改变中国
的落后面貌的时候，遭到传统专制制度的猛烈反击，迅速地被镇压下去。十九
世纪的两次理性强国梦，一遭传统制度下的腐朽所害，一为传统制度下之专制
思想所不容，始终逃不出失败的厄运。
待到这两次理性的变革遭受同一命运后，却又有义和团来发这一躺在传统
文化的梦噫里的破虏美梦，这怎能不让人心酸？
待到二十一世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时候，回首这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历史，
对比这个二十世纪的风雨中国，仍旧是逃不这个传统专制主义下的桎梏，难道
在下个世纪里还要发生这复使后人复哀后人的悲剧吗？
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不必提心掉胆着咀嚼着当年张之洞对康梁的抨击：中
国完全等同于具体的清王朝的皇室，保中国就是要保清朝，康梁那样只讲忠于
中国而不具体地讲忠于清朝的变法，是属于本末倒置的异端行径。
或者类似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