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毁灭──关于文化与民主的反思 （下）
作者：眉间尺(中国大陆)
自由的风转贴
续接（上）
（二）“伟大、光荣、正确”的外衣下面五四运动过去近80年了，我们依
然还在原地踏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为什么如此艰难？
客观上来看，中国缺乏民主传统、封建专制传统却很强大是一个重要原因。
推翻满清以来中国现代史上的两大政治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虽然一个从
西方接受的是资本主义，一个从西方接受的社会主义，但在这个问题上却具有
惊人的相似。它们都被数千年的专制传统束缚着，尽管打出“民主”的旗帜号
召人民，却本能地拒绝民主。在野时民主，上台后专制，民主只成了一面并不
准备实行的招牌。
国民党自孙中山死后，三民主义就成一句空话，直到数十年后蒋经国上台
才有了改变。国民党撤出大陆时，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写了一本总结美国对
华政策的《白皮书》，由于毛泽东的批判，这本书在中国名闻遐迩，但是真看
过的人就很少了。应该承认美国人还是比较客观的，尽管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
原因美国扶蒋反共，但是对腐败专制的蒋介石政权的批评也毫不客气，尤其是
最后讽刺描述了蒋介石官僚们在台湾的大肆搜括。
而中国共产党其实也算不上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毋宁说
它是一个农民党。如果说陈独秀还算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那么毛泽东只能算
是李自成式的草莽英雄。
毛泽东的党表现出浓厚的农民意识。比如，《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
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据海外研究者披露，最初根本没提工人阶级，
现在我们看到文章中对工人阶级革命领导作用的强调不过是以后为了维护毛泽
东“一贯正确”的形象而增加的。类似例子在毛泽东著作中还不止一处。毛泽
东著作在解放后几乎每一次的再版都要重新“修订”，也就是说，对历史再作
一次歪曲篡改。邓小平关于“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说法真是对毛泽东思
想的绝妙讽刺。可以说毛泽东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观其一生，他对马克思主
义始终是貌合神离，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还比不上“修正主义”的水平，
只能算是生吞活剥、断章取义。他使用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掩盖不了他的
农民本色。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典型的土匪理论，跟《沙家浜》中胡传
葵所说“有枪就是草头王”如出一辙；他所谓的“山沟里也能出马克思主义”
更是荒谬，说明他不懂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他
的“农村包围城市”，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那么可以说这算不上“无产
阶级革命”。当年托洛茨基就指出：毛泽东的军队如果长期呆在农村，就会与
农民同化，只代表农民的利益而丧失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IsacDeutsch: The
Prophet OutcastTrotsky)。今天看来不幸而言中。毛泽东的口头禅——“实
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拆穿来看，就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实用主义
的阉割，其中既有农民的务实、狡黠，也有农民的庸俗、浅薄。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及共产党会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呢？这就是问题
的关键。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接受的只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中符合自己需
要的那部分，即平均主义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尽管毛泽东及
其共产党同志们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
一码事）。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反对贫富分化，这迎合
了他们的“等贵贱均贫富”的农民意识；“无产阶级专政”则迎合了东方数千
年的专制传统。注意观察一下世界范围里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地理
分布，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西方国家（如西欧各国）多接受资本主义，
而东方国家（如苏联、东欧与亚洲）多接受社会主义，而这些国家恰恰在文化
上大都是有着长久的专制传统！
农民革命的动机住住是狭隘的，首先是摆脱自身的贫困（这是合理的），
其次是抱着“打天下坐天下”的暴发户心态（正象当前流行的说法：让一部分
人先富起来）。近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杨尚奎夫人的回忆录中提到李先念
早年革命时说的一句话——“革命就是赌博，赌赢了就坐天下”，是这种心态
很有趣的一个注脚（水镜：《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书记夫人的回忆》）。
当然，这位头脑简单的第一书记夫人是把这句话作为先念同志的“革命精神”
的象征而加以颂扬的。
中共热衷于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却将马克思主义中的民主因素弃若
敝履。其实马克思本人的民主情结是相当强烈的。比如，青年马克思鼓吹出版
自由的话就完全可以用于当前：“的确，在有检查制度的国度里，国家享受不
到出版自由，但是有一个国家机关却能享受到，那就是政府。不用说，政府的
公文是享受到充分的出版自由的，……这个问题仅仅是在现在才有了正确的提
法。问题不在于出版自由是否应当存在，因为出版自由向来是存在的。问题在
于出版自由是个别人物的特权呢，还是人类精神的特权。问题在于一面的有权
是否应当成为另一面的无权。‘精神的自由’不比‘反对精神的自由’有更多
的权利吗？……检查官正式实现的那种出版自由，即检查本身，也需要受检查。
除了人民的出版物还有谁能检查政府的出版物呢？”（《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
辩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即使今天看来是错误的，其中仍然包含
了相当高的民主因素，比如他所赞扬的巴黎公社领袖之一、空想共产主义先驱
巴贝夫的口号就是“普选制加公社！”本文无意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批评
共产党，只想实事求是地指出它的本来面目。至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可以说当
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多数预言都是不准确的，或者过时了；但马克思仍
然是一位影响了整个人类的伟大思想家。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深
深扎根于西方的历史传统中。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在西方可以说源远流
长（提出“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就是为了区别于以前的社会主义），比如
说，早期基督教就包含了鲜明的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萌芽，《启示录》以鲜明
浓烈的色彩描绘了一个“千年王国”，在这里没有压迫和剥削，也没有私有财
产，一切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其实自有文字的历史以来，对人类理想社
会的美好憧憬从来就没有熄灭过。这方面艺术的或非艺术的作品汗牛充栋，在
《启示录》之前有古希腊阿里斯多芬的《鸟》,之后又有文艺复兴时期托马斯·
莫尔的《乌托邦》，而中国则有“天下大同”的说法：“大道之行也，天下为
公……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弃者皆有所养。”（《礼
记·礼运》）。这些作品都表达了对压迫和剥削的强烈憎恨，对平等和博爱的
善良愿望。马克思主义继承了以往人类对社会不公的神圣愤慨和对理想社会的
崇高追求，但仍然没有摆脱乌托邦的色彩。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
史上最大的乌托邦。当它抨击人类社会中存在的邪恶与黑暗时，却又指出一条
错误的出路，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是不争的事实，
但却是违反整个人类利益的，因而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只能是暂时的、不正常
的现象，将这种暂时的、不正常的现象固定为一种支配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普
遍规律，只能导致荒诞的后果，因此，赋予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以专政的权利，
就等于以暴易暴，造就一个新的压迫阶级。这与马克思要“消灭阶级、实现无
阶级社会”的良好动机可谓南辕北辙。
对马克思主义当然能够而且也必须加以批判。但是，我们反对毛泽东与共产党
的不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而是他们抛弃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中正确的
和合理的东西，死抱住不放的却是其中错误的和不合理的东西。
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作用如何评价，这是个复杂的问题，这
里不拟多谈，但有一点绝对可以肯定，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史总有一天要重写，
对中华民族的解放，毛泽东及共产党的贡献无疑被夸大和神化了。
实际上，1949年中国的解放仅仅意味着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胜利。在反帝反
殖的意义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华民族的解放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了,宣布“中
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人不管是毛泽东还是蒋都是一样。至于毛泽东及共产党上
台，却不完全是凭他们自己的力量，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复杂的国际形势决定的。
甚至可以说，如果单凭共产党自己，“解放”恐怕还遥遥无期。1945年雅尔塔
会议及其协定是美、苏、英三国对势力范围的一次重新划分，会议规定苏联出
兵对日作战，美国与英国允许苏联势力进入远东。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争
取民族解放的各殖民地国家的命运。各国民族解放斗争就这样被操纵在几个列
强手中。如东欧各国的“解放”与其说是本国人民斗争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几
大列强讨价还价的结果。中国也是如此。艾奇逊的《白皮书》对共产党和国民
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行为同样进行了尖锐的指责，指出两者都在保存实力，准备
日后收拾对方。否则抗日战争不会一抗八年。
抗日战争后，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胜利含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包括毛泽东的
聪明和蒋介石的愚蠢。美国与苏联达成默契，都主张两党以长江为界分治中国，
如果不是蒋介石由于政治上的贪婪和军事上的愚蠢而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毛
泽东及共产党绝不会有机会打过长江的。要是那样的话，今天龟缩在台湾的恐
怕就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了。
为公正起见也应该承认，当时共产党比之腐败的国民党更受人民拥护。这
是艾奇逊也承认的。今日中共宣传说“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在当时倒也并非完
全不对。但是人民没有想到共产党同样会走上专制腐败的道路，统治之残酷超
过历史上任何一代统治者，否则就会是另一种选择。当然，今天共产党是不会
给人民第二次选择的机会的。
农民这一阶级历来具有革命与保守的双重性，当它受压迫时它是革命的、
激进的，而它上升为统治阶级时则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因此，具有浓厚农
民意识的共产党将封建家长制的那一套作法运用于管理自身与国家就不足为奇
了。毛泽东曾让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以汲取李自成失败的教
训。但是共产党仍不可避免地重蹈了李自成政权腐败的复辙。就这点来说，共
产党的胜利只不过是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的现代版，是另一次改朝换代，
并没有真正起到彻底摧毁中国宗法制社会结构的革命作用，没有也不可能完成
反封建的任务。
如果说，中共不管具有多么浓厚的农民意识，毕竟代表过人民的一部分的
话，那么它一旦成为统治者，甚至还没有完全成为统治者，就已开始蜕化变质，
逐渐形成一个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的特权官僚阶层，把自己一党等同于国家，恰
如路易十六所说“朕即国家”；它不再能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甚至是与它
血肉相连的农民阶级。在中国，分配制度完全违背了共产党自己高喊的“按劳
取酬”原则，实际上是“按政治立场取酬”。正象毛泽东在反右时的那句名言
一样：“不举手不给饭吃！”在中共统治下，所谓“社会主义公有制”从来就
没有真正实行过，“公有制”不过是“官有制”罢了。
中共建国近50年来的历史证明：一党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只能是灾难。
一党制必然产生特权官僚阶层，导致极权统治。除了权力所导致的腐败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本身都具有专制性，愈纯粹则愈专
制。基督教统治之下的欧洲遍布宗教火焰法庭，烧死了布鲁诺等人类社会的先
驱；即使宗教改革的先锋加尔文也不例外，他在日内瓦创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
国家，甫一掌权先杀了与自己宗教观点不同的一位朋友；当代凡是政教合一的
国家，如伊朗等伊斯兰国家无一不极端专制恐怖，尤其是那些原教旨主义者。
标榜“无神论”的共产党也有自己的宗教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国家
实际上无异于政教合一的国家。中共高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与伊斯
兰的原教旨主义并无什么不同。因为自认为是人类绝对真理的代表，自然也就
有权利以“真理”的名义消灭“真理的敌人”，而他们是否真的是“绝对真理”
的代表、那些反对他们的人是否真是“真理的敌人”却是难以证实的。因此有
“开放社会之父”之称的美国科学哲学家和社会哲学家波普尔指出：一个合理
的政府不应是以理想主义为目标的政府，而应是一个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己任的
政府（波普尔：《开放社会和它的敌人》）。也就是说，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必
须是中立的，超意识形态的。
如果说一党制在所有共产党国家都导致了灾难的后果，那么在中国则更甚。
在中共的统治下，包上一层“无产阶级专政”外衣的封建专制更加有恃无恐，
中共本身所固有的农民的狭隘自私、对科学文化的本能排斥等等劣根性得以恶
性膨胀。这使得它的统治格外残酷无情，几乎超过了历史上一切统治者，对中
国社会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更大。我们可以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评价中国的“社会
主义”：“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
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
令人感到可笑。……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笔者按：可以代换为“共产党新
贵”）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
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共
产党宣言》）有人说：“腐败不是共产党的专利。”这话只对了一半。腐败确
实不是共产党的专利，但共产党国家比西方民主国家更腐败，中国共产党比欧
洲共产党更腐败。因为在西方民主国家腐败能够得到有效遏止，而在共产党国
家则难以做到这一点。李志绥提到，毛泽东听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
对美国人如此小题大作嗤之以鼻（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要
说“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话，这倒算一条。
任何统治者都不会甘心放弃已攫取到的权力和既得利益，中共更不例外，
因此它反对民主是毫不奇怪的。只是它绝不肯承认这一点，反而要用种种花言
巧语加以掩饰，如“中国国情不适合民主、民主导致动乱、稳定压倒一切、民
主效率低”等等（至于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集中下的民主”等等不值
一驳）欺人之谈。
到底什么是中国的“国情”？不可否认，其中有旧中国留下来的包袱，但
从根本上来说，这个“国情”就是中共自己50年的统治造成的积弊，中共难辞
其咎。只要想想，从1942年延安整风以来，中共已经消灭了多少民族精英！中
共宣传“稳定压倒一切”，可是建国以来何曾稳定过？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
12亿人口的国家，吃饭确实是一个大问题，但是，难道不正是因为中共愚蠢地
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才导致中国人口的爆炸吗？周恩来就曾说过：“批了
一个马寅初，长了两亿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风调雨顺，却饿莩遍地，
人率相食；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使中国“赶超英美”，反而更落后了５０年！
……今天，中共统治的黑暗内幕愈益被揭露出来，事实上，中共的极权统治才
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然而它做错了那么多事却不许人民反对，否则就是破坏
“稳定”，就要镇压甚至屠杀，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不讲理的吗？
中共在宣扬“民主效率低”的时候忘了或者故意不提这样一件事实：在一
党专制下，政治斗争只能采取“宫廷政变”、阴谋流血等不合法的方式，每次
重大的路线斗争都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国家元气大伤，然后重新进行“拨
乱反正”的工作。这样浪费的人民的生命财产难道还不惊人吗？亚洲四小龙的
崛起应该说得助于民主政治的推行，而最近东南亚的金融风暴也正是民主政治
不充分的结果。就算“资产阶级选举”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那么花钱总比流
血好。只有在中共的头脑里，人命才是不值钱的。今天的改革开放是人民用多
少鲜血和生命才换来的,这是无法计算的,是绝不能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的。
这一切无稽之谈只能证明中共在理论上的破产。邓小平"不搞争论"、“摸
着石头过河”之说，在正面意义上是对党内原教旨主义者的某种抵制和搪塞，
在反面意义上则是思想贫乏的证明。今天中共早已丧失了当年的朝气和进取精
神，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回答各种重大的、紧迫的时代问题。面对国内外汹涌
澎湃的批判浪潮，它只有招架之力，没有还手之功，提不出任何深刻的新思想
来对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实用主义、折衷主义的大杂烩而已）。
“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一根打人的大棒，除了用以维持它摇摇欲坠的独裁统治
外，再也不具有任何实质意义。在党官僚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色厉内荏的单
调重复中，分明听得见一种胆怯和心虚。
为了维持自己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中共只得乞灵于民族主义，这是中
共用以号召人民的最后一张王牌。在香港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上，中共
用虚假的“统一”煽动人民的狂热的种族主义情绪，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忘
掉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缓和政治改革的压力和呼声。这是中共愈益法西斯化
的危险兆头，它只会使中共的国际形象更加恶化，而绝不能使西藏问题、台湾
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
（三）走和平演变的道路生存还是毁灭——实现民主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
步。事实证明中共没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
中国的民主运动向何处去，海内外有各种议论，本文不拟赘述，这里只想
指出：开放报禁、党禁，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废除“官有制”而
实行私有制——这些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当前的经济改革虽然是迟到的，但迟
到总比没有好。然而要避免改革的成果被一小撮特权官僚所攫取，首先必须实
行多党制，建立权力制衡的社会机制，真正由人民来选择国家的领导。而政府
本身必须是超党派的、超意识形态的、政治上中立的；军队则必须脱离政治，
走职业化的道路。
用和平的方式还是用暴力的方式实现民主？虽然可以肯定中共本身是民主
运动最大的阻力，但出于理性的考虑，本文不赞成暴力方式。有人提出“打倒
共产党”的激进口号，如果这只意味着剥夺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倒也未尝不
可,但如果意味着消灭共产党的组织,那么这类主张仍然是“阶级斗争”和“暴
力革命”思维的翻版，是用共产党的方式反对共产党，也就是说，用一种暴政
取代另一种暴政。在某种意义上，共产党是打不倒的，因为不管在现实中它的
执政成绩怎样糟糕，它的思想基础中毕竟包含着合理的因素，即自觉站在劳动
人民一边，反对阶级压迫和剥削，这使它能够成为一种普遍社会思潮的代表，
因而在民主制度下有存在的权利。美国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
中也指出：
共产党要求改造旧社会是合理的，在共产党统治下也确实取得了社会的进
步，只是与其巨大代价相比，这种进步太微不足道了。
如果我们持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那么应该看到资本主义也有它的弊病，
社会主义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社会主义更强调平等，其极端化就是“社会主
义大锅饭”；而资本主义则更强调效率，其极端化则是贫富分化。西方不少经
济学家也承认这一点（见美国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因此，今后世
界发展的趋势有可能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逐步合流。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共产党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在
努力顺应历史潮流，推动着民主改革运动。历史上不乏旧统治者在历史潮流的
推动下向好的方向转化的例子。比如天主教，今天它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
要力量，但它也有过烧死布鲁诺的不光彩历史，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矛头首先
就是指向天主教的；南非的德克勒克、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台湾的蒋经国，
都是作为独裁者而率先从执政党内部杀回马枪的；７０年代苏联出兵捷克镇压
“布拉格之春”，也是捷克共产党内出了改革派……可以相信，共产党也是可
以改造的，当然，错误和罪恶必须得到清算，正义必须得到伸张。中共要想不
被人民“打倒”，这是唯一的道路。
党外的民主改革派应在坚持独立斗争的大前提下积极与党内的开明派携手
合作，走“和平演变”的道路。这条道路可能比较漫长，但是对社会的改造最
彻底，对社会的破坏最小,效果更巩固,在当前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民主已成
为人类社会共识的国际大环境下，这条道路是走得通的。暴力的形式也许“立
竿见影”，但因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后患无穷。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被送
上断头台的罗兰夫人说了这样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
之名以行！”民主运动不应再重蹈历史的复辙。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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