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二十年代对中国未来的预言 （岳健国）
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摘录） （张灏）
罗素二十年代对中国未来的预言
作者：岳健国
臭皮匠转贴
伯特兰·罗素，英国哲学家，是20世纪声誉卓著、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之一，
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20年，他来到中国作了一年的讲学，对中国文
化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性格特征、行为习惯等作了大量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他以自己特有的睿智、远见和洞察力，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文明作了深层的分
析、透视，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评析了中西文明的特征、优劣和价值。
他当时在中国各地的演讲以及回国后不久就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后来结集
为《东西方文明比较》），受到我国进步人士的热情欢迎和赞赏。孙中山先生
称他是“唯一了解中国的外国人”。
在《东西方文明比较》中的《中国人的性格》一节中，罗素认为中华民族是世
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具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挠的坚强毅力以
及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他认为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性格品质上的明显差别
表现在：西方人生性好战喜欢竞争，中国人气质平和，安于现状；西方人爱权，
中国人爱钱；西方人重视人际交往的直率，中国人讲究人际交往的客套；西方
人办事倾向彻底，中国人办事喜欢妥协；西方人崇尚变革，中国人易于保守；
西方文明的显著优点是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突出优点是对生活目标有一个
正确的态度；中国人可以从西方人那里学习不可缺少的讲究效率的品质，而西
方人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学习善于沉思的明智。
在本世纪20年代，也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年代，罗素对未来中国的走向作了
许多天才的预言，现列举以下几段。
“他们很可能会超过我们！”
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一节中写道：
“……中国的学生很能干而且特别勤奋，中、高等教育苦于缺少资金，缺
少图书馆，但不缺乏最优秀的人才资源。尽管迄今为止中国文明在科学方面有
缺陷，但它从来没有包含任何敌视科学的东西。……我敢断言：假若中国人有
一个稳定的政府和充裕的资金，那么在未来30年内，他们将会在科学上创造出
引人注目的成就，他们很可能会超过我们，因为他们具有勤奋向上的精神，具
有民族复兴的热情。”
我们到了1949年才有了一个稳定的政府，关于拥有充裕的教育资金，现在
恐怕还没完全做到，但中国确实已在科学上创造出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中国应不应学习西方？怎样学习西方？
罗素在《中国人的性格》一节中说：“古老的中国本土文化与艺术已不像
过去那样具有生机，孔子的儒教已不再能满足现代中国人的需求了。凡受过欧
美教育的中国人都认识到，他们需要外来的新因素来振兴他们的传统文化，因
而，他们开始转向西方文明，渴望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新的活力。但是，他们
并不希望创建一种类似我们的文明。他们希望开拓一条更为理想的文明之路。
假如中国人不被煽动尚武精神，那他们一定会创造出一种更加灿烂的文明。这
种新文明将比我们西方人现在所能创造出的任何文明更令人神往。”
罗素在《中国人的文化问题》一节中又说：“我相信，假若中国人能自由
地从我们西方吸收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坏因素对他们的影
响，那么中国人完全能够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的发展，并能
结出一种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优点珠联璧合的灿烂成果！”
中国人应不应向西方学习，应该怎样学习西方，中国人自己争论、探索了
半个世纪，现在我们似乎已找到了正确的办法，而这种办法20年代罗素就已经
提出并说得非常清楚了。罗素提到的“尚武”精神，是指当时的日本而言的。
他认为日本人在学习西方优点的同时，也学会了西方的好战、好侵略的缺点，
他认为这种东西不利于中国创造新文明。几十年的实践表明，中国人没有向西
方人学习这种“尚武”精神，当然也不会重蹈日本成为战败国的覆辙。中国人
正像罗素预言的那样，正在开辟一种更加灿烂的不同于西方的新文明。
假如中国人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
“中国理所当然地实行变革！”罗素肯定地写道。他又在《中西文明比较》
一节中说：“……中国人认为维护自我和支配他人是罪恶的，中国人几乎没有
西方白种人那种对其他民族的的人民实行集权统治的欲望。……中国在世界上
的衰弱，在很大程度上归于中国人的美德。中国人本质上有一种宽容和友好的
态度，他们表现出谦恭有礼，并希望别人礼尚往来。假如中国人选择另一种行
为方式，他们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改变了中国人的某些行为方式，但大规模地改变中
国人的行为方式却是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中国人经济发
展、文化繁荣，进入现代文明国家行列之后，仍保持一腔宽容友好的和平心态，
反对战争，保卫和平，那中国肯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因为中国没有
资本主义国家总想支配他人的缺陷。
罗素最天才的预言
罗素在《中国人的性格》一节中写道：“中国只要在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的
同时结合移民和大规模的控制生育，是永远可以消除饥荒的。”他这里提出的
计划生育观念，比马寅初“人口论”中的计划生育观点早了几十年。
在同一节中罗素又写道：“中国人民日常生活中除了有点懒散和缺乏激情
外，大凡聪明能干而又多心多疑。但是，这只是他们性格的一方面。在另一方
面，中国人又很会狂热激动，而且常常是一种集体的狂热激动。……正是中国
人性格中的这种因素使他们变得不可捉摸，甚至对中国人的将来也难以预料。
你可以想象他们中一部分人会变成积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勇敢无畏的抗日
救国者、狂热的基督教徒或狂热地献身于某个最终宣称自己为绝对统治者的领
袖。……”
罗素的这些言论都写于1925年以前，他能预料到中国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态度，预料到中国可能会发生的抗日战争，预料到没有外国人奴役的、以毛
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命运主宰者的诞生！
（摘自《炎黄春秋》1998年第3期）
回页首
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摘录）
作者：张灏
臭皮匠转帖）
这是一篇在二月份历史月刊的文章，全文甚长，我只能略做摘录，不过也是相
当长的摘录，希望不会扭曲原意。——臭皮匠）
今天在这个世纪交替之际，海峡两岸是一片改革的声音，我们很容易忘记
这种声音是近二十年才响亮起来的。在这以前，改革的声音是很微弱的，长时
期笼罩著中国的是革命的声音。回顾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谁也不能否认中国
人在这世纪的大部份时间是花在所谓的『革命的道路』上。同时谁也不能否认
这是一条极具悲据性的道路，中国人，特别是知识份子，是如何走上这条革命
的思想道路而没有走上改革的道路？这就是我要讨论的问题。
这条革命道路的起点是相当漫长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激化的过程。这激化的起点就是转型时代初期出现的思
想气氛或心态，我们称之为历史的理想主义。它的最大特色是摆脱了传统的循
环史观而接受了主要来自西方的单向直线发展史观，认为历史是由过去通往理
想的未来做有目的性的发展。於是出现了理想主义的三段架构：一方面是对当
前现实状况的悲观，另一方面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乐观期待，二者之间是由悲
观的现实通向理想的未来的途径。这就是我所谓的历史理想主义心态。在这种
心态笼罩之下，当时知识分子的关怀自然集中在如何由悲观的现实走向理想的
未来。这个途径的问题就是中国现代改革与革命之论争的起始点。而革命占了
优势，形成激化的理想主义心态。
这条革命的思想道路是极漫长的。大致说来，它的起始点可以推到整整一
百年以前。一八九五年前後，也就是我所谓的转型时代初期（一八九五至一九
二零初）。一八九五以前只有改革的的声音，之後则分化成改革与革命两个阵
营。革命思潮日渐散布，中国思想界出现激化的现象，五四年後期及二十年代
初已相当普遍，到了二十至四十年代思想界的革命倾向则大规模左倾。
思想激化的原因有好几层：首先就思想层面而言，一八九五年以後所谓的
西学开始大规模的输入，如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以及无政府
主义、社会主义。其次就非思想的层面的因素而言，可分三点。
一、最显著的当然是当时空前的政治危机。一方面帝国主主义的侵略在一
八九五年以後由慢性的蚕食剥削，突然升高到领土的掠夺，同时国内的政局也
急转直下，传统政治秩序陷入分崩瓦解。
二、一连串现实政治改革的失败，如自强运动及维新运动。
三、文化秩序的基础也在西方文化冲击下逐渐瓦解，形成文化取向危机。
传统的世界观与价值规范都已动摇而失去旧有的文化功能，无法把当时政治与
社会危机所引发的各种激情和感触加以绳范、输导与化解。
最後则必须考虑现代知识份子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的出
现大约是一八九五年後的转型时期，他们主要是从仕绅阶级分化出来。中国传
统仕绅阶层是造成社会政治的一个基本稳定力量，这其间的枢纽就是传统考试
制度，他们上可以晋身中央权力结构，下可以以乡绅的地位进入地方权力结构，
因此他们的政治社会立场常常是保守的，是支持现存政治社会秩序的。一九零
五年科考废除，知识份子的政治社会地位被边缘化。其地位形成困境，一方面
他们仍拥有文化思想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们失去以前拥有的政治社会地位与
影响力，这种不平衡，自然造成一种失落感，无形中促使他们对现存政治社会
秩序时有激愤不平的感觉，也因而无形中促使他们的思想激化。
在这激进的理想主义的核心是一种两极心态。一种是纵式的对立，指现实
的黑暗与未来的光明是一无法由缓进过渡的对立与鸿沟，只有以断然的急进和
暴烈行动才能飞跨这鸿沟。另一是横式的对立，那就是现今的世界是两种势力
对峙做生死斗争，即强权(如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与公理的斗争。斗争的结果
势必是公理克服强权，从而扫除现实世界的黑暗，使人类跃向光明。这种两极
心态从五四起便在中国的思想空气里激荡、散布。
与两极心态相并激化的观念可再提出两组。
重要的是？在转型时代，由初期到末期，积极型的乌托邦思想日趋重要。
在辛亥革命前，这些思想尚只限於少数激进份子(如无政府主义)。五四时代开
始进入知识阶层的主流，有著广泛的影响。李大钊的思想最能代表这种积极型
的乌托邦思想。他认为世界在当时进入一个『新纪元』，他说：『一九一四年
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
好比做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後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
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化、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
界大不相同，彷佛隔几个世纪一样。』是在这种气氛之下，他和当时许多青年
知识份子从事各种结社组织，团体运动如新村运动、工读互助团等。他们的信
念可以恽代英为代表，他强调在当时努力推动社会改革的重要，他说：『从根
本上用功，则黄金世界，弹指现矣。』这就是他所谓的『未来之梦』，这个梦
也就是『大同之梦』·这种积极型的『大同之梦』自然也是对当时思想激化的
一个重要推动力。
二、中国知识份子心目中的未来理想社会，不论是民族国家或是乌托邦的
大同社会，都常常是以民主为内涵，而民主这个观念在一八九五年以的後的转
型时代也有激化的趋势，反映在民主观念发展的两方面。首先，在转型时代有
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认为民主不但是中国未来的政治社会的远景和发展趋
势,而且也是当前时代横扫世界不可抗拒的浪潮。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只有一
条路可以走，就是立刻投入这浪潮，接受民主的洗礼。从转型时代初期的邹容、
陈天华到五四时代的《新潮杂志》，这种对民主迫不及待的热望是愈来愈强烈，
很能表现那时代思想的激化。但这激化不但表现於人们对民主发展的急切期待，
也表现了人们对民主观念内涵的认识。当时人的民主观念是什麽？让我在讨论
这个问题以前，先简单说明一下西方近现代对民主的基本观念。大约而言，这
基本观念可以分为两型。一种是『共和主义的民主观(republicanism)』,他是
以古代希腊、罗马的城邦政治为典型而突出的一个理念，那就是以人们参政为
民主的主要涵义，并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德性──公德只有透过政治参与才能
实现。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民主观(leberal democracy)』,它是以个人主义
与天赋人权的观念为前提，而特别强调西方自由主义的一重要观念，那就是民
主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个人与社团的具体权益，以免於政府与其他人的侵犯与压
制。这里我要指出的是：从转型时代开始，中国知识份子对民主的认识是偏重
於共和主义。
重要的是：转型时代的共和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两种趋势。一是直
接民主的观念，认为民主就是主权在民，主权在民表现於人民参政，而人民参
政最好的方式是不假人民的代表，不透过代议政体而由人民直接投入政治，参
与选举立法与政治决策，这种直接民主观在转型时代後期逐渐流行，主要是辛
亥革命以後所建立的民主代议制，由於当时军阀政客的糟蹋,信誉破产(当时的
议员有猪仔议员之称，可见一斑)。一般人不信任民主代议制,要跳越代议制度
而实行直接民主。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中谈的直接民主就很反映这个趋势。
其实当时不只是他有这个观念，就是五四的知识份子，如李大钊、陈独秀也很
有这方面的倾向。
共和主义的另一个趋势就是强调民主的精神以别於民主的形式和制度，认
为民主能否实现，主要靠人民的精神而不靠外在的形式和制度。中国这两组思
想来自历史的理想主义里面的两个基本成份：
群体意识和个人的自我观念。他们经过激化以後，产生一些观念，常常以
两极心态为核心，在五四以後的思想空气里回旋扩散，形成那时代所谓的『革
命思潮』。因此要了解当时日益高涨的革命思潮与这思潮後面的激进理想主义
心态，我们必须对这两组激化的思想做一些根本的说明。
一八九五年以後，『群』这个观念突然在中国士大夫圈中开始变得很重要。
它代表当时的人意识到中国在未来需要一新的政治社会组织和秩序。值得注意
的是：这个群体意识从开始就有一激化的趋势，大约表现在下面两种思想发展：
一、前瞻意识中的未来政治社会秩序是两层的。
A、民族主义:最显著的一层当然是由民族主义所投射的国家富强观念。民
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是以两种型式出现的，一种是激进的，一种是保守的。在
转型时代，民族主义常常以激进的形式出现。所谓激进形式是认为：为了民族
的生存、国家的富强，中国应该不计代价地去改变现存的政治社会秩序与文化
传统。这自然是刺激思想激化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
B、乌托邦主义?不可忘记的是中国知识份子瞩目未来，不仅期盼民族主义，
他们时而也期盼一个大同社会，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这是历史学者常常
不注意的一面，但却是很重要的一面，其重要性不下於民族主义。不论是转型
时代初期的改革思想与革命思想，或者五四时代的思想，都有这一面。
大约而言，这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可分为两类：积极型与消极型。消极型的
乌托邦主义相信乌托邦理想是随著历史的演进逐渐实现，有乌托邦信仰的人自
己并不能立刻积极地去推动，促成其尽快实现（例如康有为、胡适）。积极型
的乌托邦主义相信有这种信仰的人应该以积极的行动去推动历史，尽快促成其
实现，而不该消极地静候历史，遵循其固有的次序节奏,做缓慢的演进(以邹容
为例)。知识份子从接受民主开始?就常常认为民主主要是人心中的理想何认识，
制度只是这些观念的表现形式。在转型时代後期，也就是民国初年以後，这种
民主观念日益增强，主要的背景也是当时人对民国初年的共和政体不满，认为
它只有外在的形式，而无实质的功能。民主制度如议会、政党、选举仅是军阀
政客玩弄政治的工具，虚有其表。因此当时有不少拥护民主的人，唱出民主的
实质是精神而非制度的论调。他们强调民主的实现主要靠人民的意志和精神，
必须人民经过一番精神的自觉和觉悟，把人民放在政治上当家作主的意志与决
心表现出来才是民主。
总之，转型时代後期大家对民主共和的认识有两种趋势：强调直接民主与
强调民主实质在於精神而不在於制度。这两种趋势在五四前後汇合起来形成当
时一个极为流行的民主观念──全民政治(populism)。所谓全民政治，简单的
说就是以直接民主去表现全体人民的意志与发挥人民的精神，从而实现主权在
民的理想，这是一种浪漫型的民主思想。因为浪漫型的全民主义很容易变成先
知型的全民主义。这是当时中国革命思潮中很重要的一环，值得在此稍作深入
的介绍。按照全民主义的构想，民主就是全体人民意志与精神的表现，但是人
民的总体意志（也就是西方思想家卢骚所谓的general will），在任何社会里
都是一个很空泛而难以抓摸的东西，因为人民不可避免地形成不同的阶级和社
群，各有不同的社会立场与利益观点，如何来找到他们的共同意志本来就是很
难的事。何况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里,大多数人民是没有受过教育,文化水平很
低，要在这样广大而复杂的人民群众里集合一个共同意志更是难乎其难。中国
现代接受民主观念的知识份子也并非不知道这其中的困难，因此从转型时代初
年的梁启超、严复到五四的陈独秀,一方面要宣扬西方的民主观念,另一方面也
深知人民的教育与文化水平落後，因此同时强调他们自己有梁启超所谓的『先
知觉後』的使命去教育人民，要提高他们所谓的『民智和民德』。这种『先知
觉後』的使命感是一菁英领导的心态，是与他们的全民主义的理想相抵触的，
因此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思想困境。
面对这种困境，浪漫型的全民主义很容易发展为先知型的全民主义。因为
要解决这个思想困境，一些知识份子很自然有这样的想法：既然全体人民的总
体意志与精神难以捉摸，只有以少数先知先觉的菁英的理想做为他们的总体意
志，认为他们的理想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即时人民一时不能了解与认
同这些理想也没有关系，甚至在必要时可以强迫他们接受这些理想。顺著这个
想法推下去，很自然达到以开明专制来领导全民的观念，这就是先知型的全民
主义，已离马列主义的『民主集中』观念很近了。从这条思想发展来看，全民
主义式的民主观很显然的是群体意识激化的一大因素。
与两极心态相并而来的不仅是一些激化的群体意识，同时也有一些激化的
个人观念。最能反映当时这方面的激化思想是一种个人自觉的意识，所谓自觉
意识是指转型时代的一个很普遍的感觉：随著新时代的来到，中国人不但应该
有新的国家和社会，也应该有新的人格，一种现代『新人』与新时代配合。从
转型时代初期的梁启超提出『新民』观念到五四时代的《新青年》观念，都是
反映当时时代感里的个人自觉意识。
这份自觉意识大约包括两个成份：一是由西方传进来的自由观念，由於这
个观念的散布，当时一般人都觉得，现代新人应该讲自由，服膺自由的理念。
但当时中国所认识的自由观念却与西方的自由观念颇有距离，而呈现一些特徵。
这些特徵中最突出、同时最反映激化趋势的是，自由观念被群体意识所渗透而
时有群体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於自由观念的两方面：一方面是当时人常
常谈的个人参政自由，你若追问个人参政的意义何在？答案多半是参政自由可
以增加个人对国家的向心力，从而促进国家社会的富强。足见在个人参政的观
念後面常常隐藏著一些集体主义的倾向。另一方面是当时人重视的精神自由观，
把个人自由与人格独立、自尊、自任、自立这些观念混为一谈。这里需要指出
的是：在精神自由与这些相关的概念後面，常常是来自儒家传统的双层自我的
观念。用传统的话说，就是『大我』、『小我』之分。用一位五四知识份子的
话，就是『精神我』和『躯体我』之分。精神自由就是凸显精神我，或大我的
中心地位与统御小我与躯体我的功能。而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所谓精神我或者
大我，常常与社会整体不是等同，至少也是紧密地衔接在一起；换言之，精神
自由落实地讲，常常就是群体应该放在第一位而个人应该放在第二位的意思。
这自然也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倾向。因此，转型时代的自由观念与我前面讲的全
民主义的直接民主观念，互相搭配，相辅相成，是把当时群体意识与个人自觉
意识推向激化的一大动力。
这种革命思潮，以激进的理想主义心态为基础，变成马列主义在五四後期
进入中国的踏脚石，也形成中国共产主义散布的思想媒介。而且在中国共产主
义的思想里，凡是与激进理想主义心态接近的马列主义观念，如斗争、演进史
观等，就被收入毛版的中共思想核心。凡是与这激进理想主义心态不接近的，
就常常只有边缘性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思想里，革命这个观念是
含有极强的宗教性，认为他们的革命思想是『天之经，地之义』，是符合客观
历史发展真理的。
总之，只有从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宗教性，才能解释他们的革命观念
所产生的强烈而持久的魅力，才能解释在革命的道路上所掀起的长时期的狂热
与激情。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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