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牛棚杂忆》自序－季羡林 由 新观察库存 于 December 06, 1998 10:53:36:
《牛棚杂忆》（1）缘起
送交者: 自由的风于 November 14, 1998 07:09:58:[新观察]
《牛棚杂忆》季羡林
１．缘起
“牛棚”这个词儿，大家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它是否就是法定名称，却谁也说不清楚。我们现在一切讲“法治”。
讲“法治”，必先正名。但是“牛棚”的名怎么正呢？牛棚的创建本身就是同
法“对着干的”。现在想用法来正名，岂不是南辕而北辙吗？
在北大，牛棚这个词儿并不流行。我们这里的“官方”叫做“劳改大院”
，有时通俗化称之为“黑帮大院”，含义完全是一样的。但是后者更生动，更
具体，因而在老百姓嘴里就流行了起来。顾名思义，“黑帮”不是“白帮”。
他们是专在暗中干“坏事”的，是同“革命司令部”唱反调的。这一帮家伙被
关押的地方就叫做“黑帮大院”。
“童子何知，躬逢胜饯！＂我三生有幸，也住进了大院，——从语言学上
来讲，这里的“住”字应该作被动式——而且一住就是八九个月。要说里面很
舒服，那不是事实。但是，像十年浩劫这样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空前
的——我但愿它也绝后———“人生不满百”，我居然躬与其盛，这真是千载
难逢的机会，我不得不感谢苍天，特别对我垂青、加佑，以至于感激涕零了。
不然的话，想找这样的机会，真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我不但赶上这个时机，
而且能住进大院。试想，现在还会有人为我建院，派人日夜守护，使我得到绝
对的安全吗？
我也算是一个研究佛教的人。我既研究佛教的历史，也搞点佛教的义理。
但是最使我感兴趣的却不是这些堂而皇之的佛教理论，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
些迷信玩意儿，特别是对地狱的描绘。这在正经的佛典中可以找到，在老百姓
的口头传说中更是说得活灵活现。这是中印两国老百姓集中了他们从官儿们那
里受到的折磨与酷刑，经过提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形成的，是人
类幻想不可多得的杰作。谁听了地狱的故事不感到毛骨谏然。毛发直竖呢？
我曾有志于研究比较地狱学久矣占积几十载寒暑探讨的经验，深知西方地
狱实在有点太简单。太幼稚。太单调。大没有水平。不信你去读一读但丁的《
神曲》。
那里有对地狱的描绘。但丁的诗句如黄钟大吕；但是诗句所描绘的地狱，
却实在不敢恭维，一点想像力都没有，过于简单，过于表面。读了只能让人觉
得好笑。回观印度的地狱则真正是博大精深。再加上中国人的扩大与渲染，地
狱简直如七宝楼台，令人目眩神驰。读过中国《玉历至宝钞》一类描写地狱的
书籍的人，看到里面的刀山火海，油锅大锯，再配上一个牛头，一个马面，角
色齐全，道具无缺，谁能不五体投地地钦佩呢？东方文明超过西方文明；东方
人民的智慧超过西方人民的智慧，于斯可见。
我非常佩服老百姓的幻想力，非常欣赏他们对地狱的描绘。我原以为这些
幻想力和这些描绘已经是至矣尽矣，蔑以复加矣。然而，我在牛棚里呆过以后，
才恍然大悟，“革命小将”在东胜神州大地上，在光天化日之下建造起来甜牛
棚，以及对牛棚的管理措施，还有在牛棚里制造的恐怖气氛，同佛教的地狱比
较起来，远远超过印度的原版。西方的地狱更是瞠手后矣，有如小巫见大巫了。
我怀疑，造牛棚的小将中有跟我学习佛教的学生。
我怀疑，他们不但学习了佛教史和佛教教义，也学习了地狱学。而且理论
联系实际，他们在建造北大的黑帮大院时，由远及近，由里及表，加以应用，
一时成为全国各大学学习的样板。他们真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仅此一点，
就足以证明，我在北大四十年的教学活动，没有白费力量。我虽然自己被请人
瓮中，但衷心欣慰，不能自己了。
犹有进者，这一群革命小将还充分发挥了创新能力。在这个牛棚里确实没
有刀山、油锅、牛头、马面等等。可是，在没有这样的必需的道具下而能制造
出远远超过佛教地狱的恐怖气氛，谁还能吝惜自己的赞赏呢？
在旧地狱里，牛头马面不过根据阎罗王的命令把罪犯用钢叉叉人油锅，叉
上刀山而已。这最多只能折磨犯人的肉体，决没有“触及灵魂”的措施，决没
有“斗私批修”，“狠斗活思想”等等的办法。我们北大的革命（？）小将，
却在他们的“老佛爷”的领导下在大院中开展了马面会让犯人背诵什么佛典，
什么“揭谛，揭谛，波罗揭谛”，背错一个字，立即一记耳光。在每天晚上的
训话，也是旧地狱中决不会有的。每当夜幕降临，犯人们列队候训。恶狠狠的
训斥声，清脆的耳光声，互相应答，融人夜空。院外小土山上，在薄暗中，人
影晃动。
我低头斜眼一瞥，知道是“自由人”在欣赏院内这难得的景观，宛如英国
白金汉宫前面广场上欣赏御林军换岗的盛况。此时我的心情实在不足为外人道
也。
简短截说，牛棚中有很多新的创造发明。里面的生活既丰富多彩，又阴森
刺骨。我们住在里面的人，日日夜夜，分分秒秒，都让神经紧张到最高限度，
让五官的本能发挥到最高限度，处处有荆棘坑坎，时时有横祸飞来。这种生活，
对我来说，是绝对空前的。对门外人来说，是无法想像的。当时在全国进入牛
棚的人虽然没有确切统计，但一定是成千累万。可是同全国人口一比，仍然相
形见细，只不过是小数一端而已。换句话说，能进入牛棚并不容易，是一个非
常难得的机会。人们不是常常号召作家在创作之前要深人生活吗？但是有哪一
个作家心甘情愿地到黑帮大院里来呢？成为黑帮一员，也并不容易，需要具备
的条件还是非常苛刻的。
我是有幸进入牛棚的少数人之一，几乎把老命搭上才取得了一些难得的经
验。我认为，这些经验实在应该写出来的。我自己虽非作家，却也有一些舞笔
弄墨的经验。自己要写，非不可能。但是，我实在不愿意再回忆那一段生活，
一回忆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寒而栗，不去回忆也罢。我有一个渺渺茫茫希望，
希望有哪一位蹲过牛棚的作家，提起如椽大笔，把自己不堪回首的经历，淋漓
尽致地写了出来，一定会开阔全国全世界读者的眼界，为人民立一大功。
可是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东大出太阳，一直盼到今天，虽然读到了个
别人写的文章或书，总还觉得很不过瘾，我想要看到的东西始终没有出现。蹲
过牛棚，有这种经验而又能提笔写的人无虑百千。为什么竟都沉默不语呢？这
样下去，等这一批人一个个遵照自然规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极可宝贵
的，转瞬即逝的经验，也将会随之而消混得无影无踪。对人类全体来说，这是
一个莫大的损失。对有这种经验而没有写出来的人来说，这是犯了一个极大的
错误。最可怕的是，我逐渐发现，十年浩劫过去还不到二十年，人们已经快要
把它完全遗忘了。我同今大的青年，甚至某一些中年人谈起这一场灾难来，他
们往往瞪大了眼睛，满脸疑云，表示出不理解的样子。从他们的眼神中可以看
出来，他们的脑袋里装满了疑问号。他们怀疑，我是在讲“天方夜谭”，我是
故意夸大其辞。他们怀疑，我别有用心。他们不好意思当面驳斥我；但是他们
的眼神却流露出：＂天下哪里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我感到非常悲哀。孤独
与恐惧。
我感到悲哀，是因为我九死一生经历了这一场巨变，到头来竟然得不到一
点了解，得不到一点同情。我并不要别人会全面理解，整体同情。事实上我对
他们讲的只不过是零零碎碎。片片段段。有一些细节我甚至对家人好友都没有
讲过，至今还闷在我的心中。然而，我主观认为，就是那些片段就足以唤起别
人的同情了。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于是我悲哀。
我孤独，是因为我感到，自己已届（上老下毛）（上老下至）之年，在茫
茫大地上，我一个人蹈蹈独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年老的像三秋的树
叶，逐渐飘零。年轻的对我来说像日本人所说的“新人类”那样互不理解。难
道我就怀着这些秘密离开这个世界吗？于是我孤独。
我恐惧，是因为我怕这些千载难得的经验一旦抿灭，以千万人遭受难言的
苦难为代价而换来的经验教训就难以发挥它的“社会效益”了。想再获得这样
的教训恐怕是难之又难了。于是我恐惧。
在悲哀。孤独。恐惧之余，我还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
经过如实地写了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常在这一面镜
子里照一照，会有无限的好处的。它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应当干，什么事情
又不应当干，决没有任何坏处。
就这样，在反反复复考虑之后，我下定决心，自己来写。我在这里先郑重
声明：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我的经历是什么样子，我就写成什
么样子。增之一分则大多，减之一分则太少。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但然处之，
“只等秋风过耳边”。谎言取宠是一个品质问题，非我所能为，亦非我所愿为。
我对自己的记忆力还是有信心的。经过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炼狱的洗礼，“
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现在什么都不怕。如果有人读了我写的东西感到不舒服，
感到好像是揭了自己的疮疤；如果有人想对号人座，那我在这里先说上一声：
悉听尊便。尽管我不一定能写出什么好文章，但是这文章是用血和泪换来的，
我写的不是小说。这一点想能得到读者的谅解与同情。
以上算是缘起。
（自由的风制作）
《牛棚杂忆》2、从社教运动谈起
送交者: 自由的风于 November 15, 1998 22:25:36:[新观察]
2、从社教运动谈起
六十年代前半，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叫做“社会主义教
育运动”的运动。北大又大大地折腾了一番。规律仍然是：这场运动你整我，
下次运动我整你。混战了一阵，然后平静下来，又都奉命到农村去搞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
我于1965年秋天，开完了“国际饭店会议”以后，奉命到了京郊南口村，
担任这个村的社教队的副队长，分工管整党工作。这是一个小小的山村。在铁
道修建以前，是口内外的交通要道。据当地的老百姓告诉我，当年这里十分繁
华，大街上店铺林立，每天晚上卧在大街上的骆驼多达几百头，酒馆里面划拳
行令之声通宵达旦。铁路一修，情况立变，现在已是今非昔比。全村到处可见
断壁颓垣，一片荒凉寂寞，当年盛况只残留在老年人的记忆中了。
村里社教运动进行的情况，我不想在这里谈。我只谈与“文化大革命”有
关的一些情况。这一场“史元前例的”所谓“革命”，来头是很大很大的。这
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用不着我再去细说。它实际上是在1965年冬天开始的，正
是我在南口村的时候。这时候，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
罢官＞》，点起了“革命”的烽火。这一·篇文章鼓其如簧之舌，歪曲事实，
满篇邪理。它据说也是颇有来头的。姚文元不过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出台献艺的
小丑而已。我读到这篇文章就是在南口村。我脑袋里一向缺少政治细胞，虽然
解放后几乎天天学习政治，怎奈我大生愚钝，时时刻刻讲阶级斗争，然而我却
偏偏忽略阶级斗争。我从文章中一点也没有体会出阶级斗争的味道。我一点也
没有感觉出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就是大风暴将要来临的信号。我只
把它当做一篇平常的文章来看待。兼之我又有肚子里藏不住话的缺点（优点？
）。看完了以后，我就信口开河，大发议论，毫无顾忌。我到处扬言：我根本
看不出《海瑞罢官》会同彭德怀有什么瓜葛。我还说，“三家村”里的三位村
长我都认识，有的还可以说是朋友。我同吴呛三十年代初在清华是同学。一九
四六年，我回到北平以后，还曾应他的邀请到清华向学生做过一次报告，在他
家里住过一宿。如此等等，说个没完。我哪里知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同
我一起来南口村搞社教运动的有我的一位高足，出身贫农兼烈属，平常对我毕
恭毕敬，我内定他为我的“接班人”。就是这一个我的“心腹”，把我说的话
都记在心中，等待秋后算账，脸上依然是笑眯眯的。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
”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臭名远扬的“老佛爷”，被关进牛棚。我
的这一位高足看到时机已到，正好落井下石，图得自己捞上一顶小小的乌纱帽，
把此时记住的我说的话，竹筒倒豆子，再加上一点歪曲，倾盆倒到了我的头上，
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计”！我顺便说一句，这一位有一百个理由能
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的贫农兼烈属的子弟，已经溜到欧洲一个小国当洋奴去了。
时间是毫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真相！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我仍然读姚文元的文章。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使用
的深文周纳的逻辑，扑风捉影莫须有的推理，给以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
给人罗织罪名，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样板。这一套荒谬绝伦的东西是否就是姚文
元个人的发明创造，我看未必。他可能也是从来头很大的人那里剽窃来的。无
论如何，这一种歪风影响之恶劣，流毒之深远，实在是窑竹难“数”。它把青
年一代的逻辑思维完全搞混乱了。流风所及，至今未息。
还有一件小事，我必须在这里讲一讲。我们在南口村的社教工作队，不是
来自一个单位。除了北大以外，还有人来自中央广播电台，来自警察总队等单
位。根据上面的规定，我们一律便衣，不对人讲自己的单位。内部情况只有我
们自己明白。我们这一伙来自四面八方的杂牌军队，尽管过去并不认识；但是
萍水相逢，大家都能够团结协作，感情异常融洽。公安总队来了一位姓陈的同
志，他是老公安，年纪还不大，但已有十年的党龄。他有丰富的公安经验，人
也非常随和。我们相处得非常好，几乎是无话不谈。但是，有一件小事却引起
了我的注意：他收到无论什么情，看完之后，总是以火焚之。这同我的习惯正
相反。我有一个好坏难明的习惯：
我不但保留了所有的来信，而且连一张小小的收条等等微未不足道的东西，
都精心保留起来。我这个习惯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呢？我说不清楚，从来也没有
去研究过。
看了陈的行径，我自然大惑不解。特别是过旧历年的时候，公安总队给他
寄来了一张铅印的贺年卡片。这本是官样文章，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陈连
这样一张贺年卡片也不放过，而且一定要用火烧掉，不是撕掉。我实在沉不住
气了，便开始了这样的谈话：
“你为什么要烧掉呢？”
“不留痕迹。”
“撕掉丢在茅坑里不就行了吗？”
“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迹。”
“你过分小心了。”
“不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一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碰
到点子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的兜着走。”
我大吃一惊，这真是闻所未闻。我自己心里估量：
我也会碰到点子上的。我身上毛病不少，小辫子也有的是。有人来抓，并
不困难。但是，我自信，我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也没有加入任何反动组
织，“反革命”这一顶帽子无论如何也是扣不到我头上来的。心里乐滋滋的，
没有再想下去。岂知陈的话真是经验之谈，是从无数事实中提炼出来的真理。
过了没有多久，我自己一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老佛爷”，就被扣上了“反
革命”的帽子。我曾胡诌了两句诗：“甘年一觉燕园梦，赢得反党反社名。”
这是后话，这里就先不谈了。
（自由的风制作）
《牛棚杂忆》3、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送交者: 自由的风于 November 15, 1998 22:27:31:[新观察]
3、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南口村虽然是一个僻远的山村，风景秀丽，居民和善。但是也决非世外桃
源。我们来这里是搞阶级斗争的。虽然极左的那一套年年讲、月月讲、念念不
忘阶级斗争，我并不同意。但是，南口村，正如别的地方一样。决不是没有问
题的，搞一点“阶级斗争”看来也是必要的。我们哪里想到，在我们在这里搞
阶级斗争的同时，全国范围内已经涌起了一场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
这一场风暴的中心是北京，而北京的中心是北京大学。
这一点我们最初是不知道的。我们僻处京郊，埋头社教，对世事距离好像
比较远，对大自然好像是更为接近。一九六六年的春天，同过去任何一个春天
一样，姗姗来迟。山村春来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桃花。杏花。梨花都终
于陆续绽开了膏英，一片粉红雪白，相映成趣，春意盎然了。我们的活动，从
表面上来看，一切照常，一切平静。然而从报纸上来的消息，从外面传进来的
消息，知道一场大的运动正逼近我们。北京大学一向是政治运动的得风气之先
的地方。此时我们虽然不在学校，情形不十分清楚；但是那里正像暴风骤雨前
浓云密布那样，也正在酝酿着什么，我们心里是有底的。只不过是因为身居郊
外，暂时还能得到一点宁静而已。
五月来临，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中央接二连三地发出一些文件，什么“
5.16通知”之类。事情本来已经十分清楚；但是，我上面已经说到，我脑袋里
最缺少政治细胞，缺少阶级斗争那一根弦。我仍然我行我素，在南口村和煦的
阳光中，在繁花如锦的环境里，借然成为井中之蛙，从来没有把这一场暴风雨
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
此时城里的燕园恐怕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从城里回来的人中得知学校里已
经开了锅。两派（或者说不清多少派）之间争辩不休，开始出现了打人的现象。
据说中央派某某大员到北大去，连夜召开大会，想煞住这一股不讲法制。胡作
非为的歪风。听说，在短时间内起了一些作用。但是，过了没有几天，到了五
月二十五日，那位“老佛爷”纠集了哲学系的几个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
宋硕、陆平。彭珊云要干什么？”立即引起了两派人的辩论，有的人赞成，有
的人反对。听说在大饭厅附近，争辩的人围成了圈子，高声嚷嚷，通宵达旦。
不知道有多少圈子，也说不清有多少人参加。好像是一块巨石击破了北大这块
水中天，这里乱了套了。
这一张大字报的详细内容，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立刻就感觉到，这是
校内社教运动的继续，的发展。
在我上面提到的所谓“国际饭店会议”上，反陆平的一派打了一个败仗，
挨了点整。按照我们最近多少年来的运动规律，这一次是被整者又崛起，准备
整别人了。
到了六月一日，忽然听到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那一张大字报，还附上了什
么人的赞美之辞，说这是一张什么“马列主义大字报”。我没有时间，也没有
水平去推敲研究：为什么一张大字报竟会是“马列主义的”？一直到今天，我
仍然没能进化到能理解其中的奥义。反正马列主义就是马列主义，这好像钉子
钉在案板上，铁定元疑了。我们南口村的人当然也议论这一张大字报；可是并
没有形成了壁垒森严的两派；只不过泛泛一谈而已。此时校园内的消息不断地
陆陆续续地传了过来，对我们的心情似乎没有产生多大干扰，我们实在是不了
解真实情况，身处山中，好像听到从远处传来的轻雷，不见雨点，与己元干，
仍然“社教”不已，心中还颇有一点恰然自得的情趣。
北大东语系在南口村参加社教的师生有七八人之多，其中有总支书记，有
系主任，那就是我。按照上面的规定，我们都是被整的对象，因为我们都是“
当权派”。所有的当权派，除了最高层的少数几个天之骄子以外，几乎都是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神秘莫测的中国语言把它缩简为“走资派”）。在南口村，
东语系的走资派和一般教员和学生，相处得非常融洽。因此，我们这两位走资
派“难得糊涂”，宛如睡在甜甜蜜蜜的梦中，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走在
悬崖边上，下临无地，只等有人从背后一推，立即能堕人深涧。而个别推我们
的人此时正毕恭毕敬地围绕在我们身边，摇着秀美的小尾巴，活像一只哈叭狗。
没有想到——其实，如果我们政治嗅觉灵敏的话，是应该想到的——，六
月四日，我们忽然接到学校里不知什么人的命令：立即返校，参加革命。我们
带的东西本来不多，一元书籍，二无细软，儿床被褥，一个脸盆，顺手一卷，
立即成行，挤上了学校派去的大汽车。
住了七八个月的南口村，现在要拜拜了。“客树回看成故乡”，要说一点
留恋都没有，那不是实情。心头也确实漾起了一缕离情别绪。但是，此时有点
兵荒马乱的味道，顾不得细细咀嚼了。别人心里想什么，我不清楚。
我们那一位总支书记，政治细胞比我多，阶级斗争的经验比我丰富。他沉
默不语，也许有点什么预感。但是此时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前途是什么样子。我
虽然心里也有点没底儿，有点哺咕，我也没有时间考虑大多大多。以前从南口
村请假回家时，心里总是兴高采烈的；但是这一次回家，却好像是走向一个terra
incognita（未知的土地）了。
一个多小时以后，我们到了燕园。我原来下意识地期望，会有东语系的教
员和学生来迎接我们，热烈地握手，深情地寒暄，我们毕竟还是总支书记和系
主任，还没有什么人罢我们的官嘛。然而，一进校门，我就大吃一惊：这哪里
还是我们前不久才离开的燕园呀！这简直是一个大庙会。校内林荫大道上，横
七竖八，停满了大。小汽车。自行车更是多如过江之鲫。房前树下。角角落落，
只要有点空隙。就要挤满了自行车。真是洋洋大观，宛如自行车的海洋。至于
校内的人和外面来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万头攒动，人声鼎沸。以大饭厅为中
心，人们成队成团，拥拥挤挤，真好像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我们的车一进
校门，就寸步难行。我们只好下车步行，好像是几点水珠汇人大海的波涛中，
连一点水花都泛不起来了。什么迎接，什么握手，什么寒暄，简直都是想人非
非，都到爪哇国去了。
据说从六月一日起，天天如此。到北大来朝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的人，像潮水般涌进燕园。在“马列主义”信徒们眼中，北大是极其神圣，极
其令人向往的圣地，超过了麦加，超过了那路撒冷，超过了西天灵鹫峰雷音寺。
一次朝拜，可以涤除身体上和灵魂中的一切污浊，一切罪孽。来的人每天有七
八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先是附近学校里的人来，然后是远一点的学校里的人
来，最后是外地许多大学里的人，不远千里，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地赶了来。
本地的市民当然是当仁不让，也挤了进来凑热闹，夹在里面起哄。这比逛天桥
要开心多了。除了人以外，墙上，地上，树上，还布满了大小字报，内容是一
边倒，都是拥护“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人的海洋，大字报的海洋，
五光十色，喧声直上九天。
我在目瞪口呆之余，也挤进了人群。虽然没有迎接，没有欢迎；但也没有
怒斥，没有批斗，没有拳打，没有脚踢。我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混人人海中，
暂且逍遥一番。一同回来的那一位总支书记，处境却不美妙。一下车，他就被
革命小将“接”走，或者“劫”走。接到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是钦定的“
走资派”，罪有应得。从此以后，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我就没有再见到他。
我在外文楼外的大墙上，看到了一大批给他贴的大字报，称他为“牧羊书记”，
极尽诬蔑。造谣。
无中生有。人身攻击之能事。说他是“陆平的黑班底”，保皇派，走资本
主义道路的骁将，急先锋。陆平的日子当然更为难过。他是马列主义大字报上
点了名的人，是祸首罪魁，是钦犯。他的详细情况，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
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日夜不停地批斗，每天能斗上四十八小时。批斗的
场所一般就在他住的地方。他被簇拥着站在短墙头上，下面群众高呼口号，高
声谩骂。主持批斗的人罗织罪名，信口开河。此时群情‘檄昂”，“义愤”填
膺。对陆平的批斗一时成为北大最吸引人的景观。不管什么人，只要到北大来，
必然来参观一番。而且每个人都有权把陆平从屋子里揪出来批斗，好像旧日戏
园子里点名角的戏一样。
我自己怎样呢？我虽然已经意识到，自己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但是
还没有人来“接”我，我还能住在家里，我还有行动自由。有人给我贴了大字
报，这是应有之义，毫不足怪。幸而大字报也还不多。有一天，我到东语系学
生住的四十楼去看大字报。有一张是给我贴的，内容是批判我的一篇相当流行
的散文：《春满燕园》。在贴大字报的“小将”们心中，春天就象征资本主义；
歌颂春天，就是歌颂资本主义。我当时实在是大惑不解：为什么古今中外的人
士无不欢迎的象征生命昭苏的明媚的春天会单单是资本主义的象征呢？以后十
几年中，我仍然不解；一直到今天，这对我仍然是一团迷雾。我的木脑袋不开
窍，看来今生无望了。我上面说到，姚文元的那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臭文，
深文周纳，说了许多歪理。后来批判“三家村”的《燕山夜话》等著作，在原
来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看来这一套手法是有来头的，至少是经过什么人批准
了的。后来流毒无穷，什么“利用小说反党”等等一系列的“理论”依次出笼，
滔滔者天下皆是矣。我的政治水平，并不比别人高。我也是虔诚信神的人。但
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文章里的春天同资本主义毫不相干。我是真心实意
地歌颂祖国的春天的。因此，我看了那一张大字报，心里真是觉得憋气，不由
自主地哼了一声。这一哼连半秒钟都没有用上，孰料这一哼竟像我在南口村谈
姚文元的文章一样，被什么隐藏在我身后的人录了下来（当时还没有录音机，
是用心眼录下来的）。到了后来，我一跳出来反对他们那一位“老佛爷”，就
成了打向我的一颗重型炮弹。
反正我此时还是一个自由人，可以到处逍遥。这时的燕园比起六月四日来，
其热闹程度又大大地增加了。
那时候，许多边远的省份，受到了千山万水的阻隔，没有能赶到北京来，
朝拜北大这一块“圣地”。现在都赶来了。燕园在平常日子看上去还是比较辽
阔的。但是，在这“八方风雨会燕园”的日子里，却显得极其窄狭，极其渺小。
山边树丛，角角落落，到处都挤满了人。我这渺小的人，更像是大海中一滴水，
太仓中一粒米了。
据我的观察，这一阶段，斗争的矛头是指向所谓“走资派”的。什么叫“
走资派”呢？上至中央人民政府，下至一个小小的科室，只要有一个头头，他
必然就是“走资派”。于是走资派无所不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矣。我政治觉悟
奇低，我在当时一直到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总是虔心敬神，拥护“文化大
革命”的。但是，每一个单位必有一个走资派，我却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每
一个大小头头都成了走资派，我们工作中的成绩是怎样来的呢？反正我这个道
理没有地方可讲，没有人可讲。既然上头认为是这样，“革命小将”也认为是
这样，那就只有这样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可怜我
们虔诚地学习了十几年唯物论和辩证法，到头来成了泡影。唯物主义者应该讲
实事求是。当前的所作所为，是哪一门的实事求是呢？我迷惑不解。
革命小将也决不可轻视。他们有用之不竭的创造力。北大的走资派在脖子
上被挂上了大木牌，上面写着这个走资派的名字。这个天才的发明就出自北大
小将们之手。就像巴黎领导世界时装的新潮流一样，当时的北大确实是领导着
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新潮流。脖子上挂木牌这一个新生事物一经出现，立即
传遍了全国。而且在某一些地方还有了新的发展。挂木牌的钢丝愈来愈细，木
牌的面积则愈来愈大，分量愈来愈重。地心吸力把钢丝吸人“犯人”的肉中，
以致鲜血直流。在这方面北大落后了，流血的场面我还没有看到过。但是。“
批斗”的场面我却看了不少。如果是在屋中，则走资派站在讲台上，低头挂牌
。“革命”群众坐在椅子上。如果是在室外，则走资派站在椅子上，墙头上，
石头上，反正是高一点的地方，以便示众，当然是要低头挂牌。我没有见到过
批斗程序，但批斗程序看来还是有的。首先总是先念语录，然后大喊一声：“
把某某走资派押上来！”于是走资派就被两个或多个戴红袖章的青年学生把手
臂扭到背后，按住脑袋，押上了审判台。此时群众口号震大，还连呼“什么万
岁厂主要发言人走上前去发言进行批斗。发言历数被批斗者的罪状，几乎是百
分之百的造谣诬蔑，最后一定要上纲上到惊人的高度：反党，反社会主义，反
伟大领袖。反正他说什么都是真理，说什么都是法律。革命群众手中的帽子一
大摞，愿“意给“犯人”戴什么，就戴什么，还要问“犯人”承认不承认，稍
一迟疑，立即拳打脚踢，必至“犯人”鼻青脸肿而后己。这种批斗起什么作用
呢？我说不清。是想震慑“犯人”吗？我说不清。参加或参观批斗的人，有的
认真严肃，满脸正义。有的也嘻嘻哈哈。来自五湖四海的到北大来取经朝圣的
人们，有的也乘机发泄一下迫害狂，结果皆大欢喜，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果然来
到了。
这种“先进”的经验被取走，转瞬之间，流溢全国。至于后来流行的“坐
喷气式”，当时还没有见到。这是谁的发明创造呢？没有人研究过，好像至今
也还没有人站出来申请专利。
在北大东语系，此时的批斗对象，一个是我上面谈到的总支书记。帽子是
现成的：走资派。一个是和我同行的老教授。帽子也是现成的：反动学术权威
，另外还加上了一顶：历史反革命。给他们二人贴的大字报都很多，批斗也激
烈而且野蛮。对总支书记的批斗我只见过一次，是在一个专门为贴大字报而搭
起的席棚前面。席棚上贴的都是关于他的大字报，历数“罪状”，什么“牧羊
书记”之类的人身攻击。他站在棚前，低头弯腰。
我不记得他脖子上挂着木牌，只在胸前糊上了一张自纸，上面写着他的名
字，上面用朱笔画了一个叉。这是从司法部门学来的，也许是从旧小说中学来
的。一个犯人被绑赴刑场砍头时，背上就插着一个木牌，写着犯人的名字，上
面画着红叉。此时书记也享受了这种待遇。
批斗当然是激烈的，口号也是响亮的。批斗仪式结束以后，给他背上贴上
一张大字报，勒令“滚回家去！”大字报不许撕下来，否则就要罪上加罪。
对那位教授的首次批斗是在外文楼上大会议室中。
楼道里，从一层起直到二层，都贴满了大字报。还有不少幅漫画，画着这
位教授手执钢刀，朱齿獠牙，点点鲜血从刀口上流了下来，想借此说明他杀人
之多。一霎时，楼内血光闪闪，杀气腾腾。这样的气氛对一个根本不准发言的
老人进行所谓“批斗”，其激烈程度概可想见了。结果是参加批斗的青年学生
群情激昂，真话与假话并举，吐沫与骂声齐飞，空气中溢满了火药味。一只字
纸篓扣到了老教授头上。不知道是哪二位小将把整瓶蓝墨水泼到了他的身上，
他的衣服变成了斑剥陆离的美国军服。老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勒令“滚
蛋”走回家中去的。
到了六月十八日，不知道是哪一位“天才”忽发奇想，要在这一天大规模
地“斗鬼”。地址选在学生宿舍二十九楼东侧一个颇高的台阶上。这一大我没
有敢去参观。因为我还是有一点自知之明的。我这样一座泥菩萨最好是少出头
露面，把尾巴夹紧一点。我坐在家中，听到南边人声鼎沸，口号震天。后来听
人说，截至到那时被揪出来的“鬼”，要一一斗上一遍，扬人民之雄风，振革
命之天声。每一个“鬼”被押上高台，喊上一阵口号，然后一脚把“鬼”踹下
台去，“鬼”们被摔得晕头转向，从地上泥土中爬起来，一瘸一拐，逃回家去。
连六七十岁的老教授和躺在床上的病人，只要被戴上“鬼”的帽子，也毫无例
外地被拖去批斗。他们无法走路，就用抬筐抬去，躺在“斗鬼”台上，挨上一
顿臭骂，临了也是一脚端下高台，再用抬筐抬回家去。听说那一夜，整个燕园
里到处打人，到处骂人，称别人为牛鬼蛇神的真正的牛鬼蛇神疯狂肆虐，灭绝
人性。
从此以后，每年到了六月十八日，必然要“斗鬼”。
我可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后的这一天。我也成了“鬼”，被大斗而特斗。
躬与其盛，千载难遇。此是外话，这里暂且不表了。
（自由的风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