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顾准生平与学术思想(2) 由 新观察库存 于 December 02, 1998 06:49:16:
顾准生平与学术思想(3)
送交者: 自由的风 于 November 22, 1998 00:51:04:[新观察]
对于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是直接从氏族民主演变过来的这一论点，作者是
深有怀疑的。他提出如下的问题：“一切民族都经历过原始公社阶段，氏族民
主是原始公社的共同特征，我国当然也不例外，那么为什么我国古代史中找不
到一点城邦影子呢？埃及。两河流域。以色列和叙利亚。印度、波斯等等的历
史，我们发现在那里也同样找不到什么城邦制度的影子。”，。共同之处是有
的，它们都存在过神授王权，有一个身兼军事领袖和最高祭司，或者用我国史
籍的语言来说，叫做‘国之大事，唯把与戎’的最高统治者，即君主。他的权
力是绝对的，人民是他的‘臣民’。这种王权起源于部落王。原始公社性质的
部落的王，也许是氏族民主制度下的民选军事领袖。因为那在遥远的古代，不
可能见于史籍。……这种‘杀人盈野。杀人盈城’的征服业绩被渲染为神的业
绩，在征服中建立起的王权也被渲染为神授的王权。王权所依靠的是军事力量。
但唯有手执宝剑的王同时又是‘受命于天’的王，他才具有精神上的权威，王
权才世袭得下去。王权是神授的，所以我国周代的王称为天王，他是‘天子’
——‘天的儿子’。古代东方诸国各有、不同的宗教，王权神授所用的说法五
花八门，各尽其妙，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第83页），作者列举史实证
明：远古希腊一样存在过“神授王权”，城邦制度是“神授王权”在一种特殊
环境下演变出来的东西，它并不是直接从氏族民主递擅过来的。
上世纪末开始的考古发掘，及其后长时期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辛勤研究，
使得远古时代的希腊史的面貌彻底更新·了。考古发掘把英雄传说中的特洛伊
古城（即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叙述的以木马计取胜的那次战役故事的发生
地）发掘出来了，把亚该亚人的“万民之王”亚加米农（特洛伊战役中一方的
统帅）的都城迈锡尼发掘出来了，把传说中的克里特的克诺索斯王的宏伟的宫
殿发掘出来了。这些地下发现的图版。壁画。以及许多文物，使人们无法相信，
这些巴息疏斯（王）是氏族民主制度下的民选军事领袖，人们不能不肯定，他
们朴“东方专制主义”的诸王一样，是“受命于天”，统治剥削大批劳动人民
的“王”。
史学界发现，希腊文明开始于克里特（位于地中海北侧。希腊半岛之南的
一个岛屿），它从克里特传播到大陆希腊，其中心是迈锡尼（位于伯罗奔尼撤
半岛的东北部）。克里特文明一直可以推溯到公元前3000年，其极盛时期在公
元前1600年。“公元前二千年，克里特已经有了如下的手工业者：武器匠。木
匠、铁匠、皮革匠。制壶匠。青铜器匠。搂刻匠。象牙技师。画家。雕塑家等
等。”①于此可见，公元前二千年的克里特已经达到何等的文明程度。
到公元前14世纪，克里特衰落了，迈锡尼兴盛起来了。14世纪初期，迈锡
尼的王宫和卫城改建得规模宏大，城市不仅是王宫所在地，而且成了政治经济
中心，聚居着王廷的文武人员。工匠和奴隶。王宫建筑宽广，有好几层楼。用
巨石建筑的城垣，狮子门和豪华的圆家，都是那个时代的建筑物。”当时的迈
锡尼“统治着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阿提卡（雅典）。①塞尔格耶夫：（古希
腊史）。彼奥提亚。优卑亚岛。爱琴那岛，它扩大及于特萨利亚。爱奥尼亚诸
岛屿，埃托利亚（中部希腊科林斯北侧）。克里特这时也许倒转来向锡尼纳贡
了。（第91页）公元前12世纪特洛伊战争之后，迈锡尼王朝急剧衰落了，多里
安人（北方的希腊人，原在今希腊东北和保加利亚南部）的入侵，不仅使希腊
大陆上相对统一的局面从此破坏。更重要的是大大推进了迈锡尼时代早已开始
的海外殖民。“远古的灿烂的希腊文明中心东移了。而那里是希腊城邦制度的
发源之地。”（第100页）有趣的是，城邦的发育和城邦制度的发展是在小亚
细亚，然后又回到了希腊半岛本上，兜了一个圈子／小亚细亚诸殖民城邦，开
始时似乎都有国王，这是因为他们在新地方建立新国家所能效法的楷模，还只
能是他们所熟悉的旧制度，另一方面，也因为有些城邦开始时希腊人还居少数，
要等到本土移民逐渐增加上来，和当地人民逐步同化的时候，这些城邦人才彻
底“希腊化了”“但是一旦这些城邦希腊化了，王政就有名无实，实际上成了
贵族阶级统治了。（第117页）
发生在希腊城邦的贵族政治和我国春秋时代的“世卿政治”有什么异同之
处？作者作了对比之后说：春秋时代的“世卿政治”当然是贵族政治，但不是
组成为一个阶级的贵族用“法治”来行使的政治统治，它是几个贵族世裔或贵
族中杰出人物的“人治”；同时，“世卿政治”下。国君仍然保持着至尊的地
位，至少理论上可以随时亲掌政权。这种“世卿政治”，在中国史上是以“三
家分晋”。“田氏代齐”，然后通过激烈的兼并和法家的政治改革成立中央集
权的专制主义皇朝而最终结束了的。希腊的贵族政治性质与此不同，历史上说，
它是王政和民主政治之间的过渡阶段。历史条件不同，发展的道路自然就不一
样了。（第122页）“公元前7世纪以前小亚细亚这个中心，不仅发展出来了新
政制——城邦制度，发展出来了兴盛的海上贸易和城市手工业，也发展出来了
新的文化。”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诗人。文艺家。哲学家、数学家，医学家。
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学术上的创造发明总要有长期的积累，公元前6世纪以后，
小亚细亚诸城邦思想家和学者辈出，正证明了前一个时期小亚细亚这个文明中
心在历史上所起的伟大作用。“公元前7世纪起，希腊文明的中心，又从小亚
细亚移回希腊本上了。古典时期希腊史上几次著名的历史事变，如希波战争、
伯罗奔尼撒战争等中心都在希腊本上。发源于小亚细亚的新文化。新政制，开
花结果却在希腊本土。小亚细亚城邦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了”。（第125页）
作者特别关注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既然希腊同样存在过神授王权时期，那
么她的城邦民主制度又是怎样从王政演变过来的呢？城邦经济的发展，促进了
社会阶级关系剧烈变化，城邦建立之初所征服的本地居民，原来是依附民或农
奴身份，在漫长的世代中，他们在语言风尚上希腊化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以及人力的缺乏，必定使他们上升到了自由民的地位。这些自由民，连同希腊
本上来的新移民，构成城邦的非贵族的平民大众，他们是心怀不满的潜在的民
主主义者，”在希腊本上，非贵族的平民大众，是僭主推翻贵族寡头政体所依
靠的力量；他们以后也推翻僭主，建立了民主政体。（第24页）从王政到民主
政治，一般都经过贵族政治或僭主政体作为过渡。“希腊城邦的贵族政治，并
不是杰出的一二个贵族的‘人治’，它是合议制的，它会发展出一套贵族这个
阶级内部的民主惯例。从而必然逐步建立起一套规章制度，这就是法律和法典
的渊源，总之，这是‘法治…。（第121页）
“希腊诸邦的内外环境极不相同，各邦统治阶级对付新形势所采取的政策
也不同，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各邦历史演变也就多种多样。在希腊本土，同
属多里安人的国家，科林斯。麦加拉。西息温在新形势下大举移民海外，发展
工商业，使得它们内部发生剧烈的政治变革，于是兴起僭主，推翻贵族，解放
农奴；斯巴达则征服美塞尼亚，扩大了农奴数量，加强了对农奴的镇压，为此
建立了公民中严格的军营生活，从此以后，长期内经济和艺术文化的发展，是
和斯巴达无缘的。她的‘战士——公民’的特权公民的‘民主’制度，则九百
年间保持不变。又如特萨利亚，她的四周是高山，贵族役使农奴耕牧于广漠平
原之中，希腊世界的沸腾的经济生活与剧烈的政治变革对她影响微弱。”（第
154页）这就是希腊诸邦在公元前8世纪到6世纪之间历史演变过程的多样化。
僭主，含有篡夺者或悟窃者的意思，是不合法的王，是事实上的专制君主，
但是都不称王，而用一些“终身执政官”。“全权将军”等等以示谦逊的称号。
“这种个人专制的政体，是一些个人野心家专利用贵族寡头政体面临新形势下
的无能。纠集心怀不满的平民群众，组织个人卫队。毁弃当时的宪法或惯·例，
夺承政权而形成的，他们在夺取政权后，实行一些有利于平民的政策，然而政
权则不向平民开放。就城邦制的一般演变规律来说，潜主的暴力推翻根深蒂固
的贵族寡头政体，是走向‘主权在民’的一种过渡形态，也算还是必要的过渡
形态／“潜主所取代的政权，大体上是贵族寡头政体所依赖的力量，是无法忍
受经济上惨遭剥削和政治上绝对无权的农奴或平民。他们当政以后念念不忘的
固然是一己的或家庭的私利，可是为此他们就必须采取牺牲贵族。有利平民的
政策。因为如果平民政治上成熟了，他们就无需依靠悟主来贯彻他们的意志，
他们可以自己起来革命，建立民主政体；或者，至少利用平民意志的贵族，已
经不能建立悟主政体，只能在民主政体的框架中获得一己的领导权了。正因为
两个彼此敌对的阶级，一个已经统治不下去，一个还未成熟到可以统治，两个
阶级之间的斗争胜负不决，行将两败俱伤，于是才出现凌驾于两个阶级之上的
僭主专制政体，用强力来把社会维持下去。公元前7至6世纪的普遍状况是，继
潜主政体以后，出现了普遍的民主政治时代，僭主政体所起的，正从贵族寡头
专政到民主政治的过渡作用。（第187～188）作者在这里强调指出，潜主政治
这种历史现象只发生在希腊，是希腊城邦特殊条件下的产物。
潜主既然是采取不正当的手段以篡夺、窃取政权，当然要讲究一些“僭术
”，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有几则论“潜术”的，颇有
深意。不妨录之如下：“相传……潜主司拉绪布卢（米利都）曾遣人间计于另
一邦（科林斯）的潜主伯利安德。伯利安德正站在黍田之间，对使者默然不作
答，而以手杖击落高而且大的黍穗，直到黍穗四顾齐平而止。使者不懂他的用
意，就这样去回报主人，司拉绪布听到了，知道伯利安德是在劝他芟刈邦内特
出的人。”①“（僭主）还须禁止会餐。结党。教育以及性质相类似的其他事
情——这也就是说凡是一些足以使民众产生互信和足以培养人们志气的活动，
全都应加预防。此此，潜主也须禁止文化研究及类似目的的各种会社。总之，
他应该用种种手段使每一个人和其他的人好象陌生人一样。……潜主还要使住
在城内的人民时常集合于公共场所，时常集合在他的宫门之前。
这样潜主既可以借以窥察人民的言行，也可由此使大家习惯于奴颜婢膝的
风尚。②“僭主的习惯就是永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①亚里士多
德：《政治学）第155页。②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292页。
人们，在他看来，这些品质专属于主上，如果他人也自恃其尊严而独立行
事，这就触犯了他的尊严和自由；因此悟主都厌恶这些妨碍他的权威的人们，
僭主还有宁愿以外邦人为伴侣而不愿交接本国公民的习性。）他们感到外邦人
对他们毫无敌意，而公民都抱有对抗的情绪。①“返观我国古代的历史，对照
起来，不仅‘战国时代’三分晋国的韩、赵、魏是潜主，取代姜齐的田成子是
潜主，崛起草莽的刘邦也是悟主，然而两千多年来的我国历史虽有直书弑君的
传统，虽有正统与非正统之争，却从来没有潜主这个概念。一切开国皇帝，无
论是在农民暴动中崛起的刘邦。朱元璋，无论是欺凌孤儿寡妇的赵匡胤，无论
是挟天子以令诸候。终于达成‘我其为周文王乎’的曹操，都是‘奉天承运”
的天子。其实，往上推溯，被孔丘捧到天上的文武周公的道统，从殷商‘传统’
的观念来看，又何尝不是潜主？”（第184一185页）
希腊的潜主既然夺得了政权，为什么不象我国和东方国家，进一步称王或
称帝，却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成为转化为民主政治的过渡形式？作者为我们作
了分析：“城邦大小，不像领土国家那样，可以在王国中央建成一个住居着王
室及朝廷以及为王室及其朝廷服务的形形色色人员的王都，这样一个王都，唯
有广大领土的国家才供养得起。同样，也唯有有这样一个王都，王权才能用辉
煌的宫殿。神庙、仪仗、御林军装饰起来；又唯有这些装饰，‘奉天承运’的
谎言才能发生效力。墓尔小邦的希腊城邦，僭主周围虽然围绕着一批雇佣卫队。
顾问和战友，但规模究竟有限。而他们兴起的时候，又值希腊古代王权传统已
被航海。贸易，神人同形的宗教，人文主义的文艺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第294～295页所摧毁。贵族阶级亦即知识阶级充满着一种‘玩世不恭’的不信
神的精神的时候，要把他们属于他们济辈的，只因为手段高明，获得了政权的
僭主尊为神佑的王是绝对办不到的，于是这些事实上的专制君主，只能是僭夺
者和篡窃者的僭主了。”（第185页）
为了把僭主政治这一仅仅发生在古代希腊史上的特殊的历史现象和它的历
史作用比较彻底地弄清楚，顾准确实作了一些穷究的功夫。1973年6月，他专
门从英国历史学家格罗脱的著作《希腊史》（共12卷）中选择了其中的一章《
希腊的潜主政治》（收入《文集》时篇名为《僭主政治与民主》），并为之写
了跋，寄给了我，使我和《文集》的读者确实受惠不少。
公元前7至6世纪的200多年间，正好是我们的春秋时代。在这期间，希腊
史则是以贵族向寡头和僭主政治为中介，从王政时代过渡到希波战争后雅典民
主的全盛时代。在我国，恰好在同一时期，则是从“礼乐征伐”所出的天王，
加上宗法封建的西周制度，过渡到七雄并立，法家兴起，以至秦汉统一这么一
个过渡时代，我们向专制主义变，希腊向民主主义变，希腊以外的整个世界（
也许要把罗马。拉丁世界，迎大基。日耳曼蛮族除外）与中国几乎事同一律；
2000多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这种基调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因此，我们似乎可以
这样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两条不同的道路从这时就开始了。希腊城邦制度的
全部优点和弱点，在希波战争（公元前６世纪）中充分显露出来了。作者以其
冷峻而饱含感情的语言作了如下分析：“希腊文明本身也渊源于这些古老的东
方文明，因为它从头到尾是海上文明，一连串历史事变叉促使它发展起来了一
种自治自给的城邦制度，这种城邦制度在可称为偶然的历史条件下——小亚细
亚内陆在赫梯（王国）崩溃后长时期内没有出现强大的王国——居然获得了充
分发展所必要的几百年时间和空凤它不仅在海外巩固了，希腊本土也城邦化了。
自治自给的，个人创造能力有充分发展余地的城邦制度，在这几个世纪中，在
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方各个方面，充分吸收了东方古文明
的遗产，力”以消化，力，以改造，并以跃进的速度“，以提高。公元前６世
纪波斯被征服以前，事实上希腊文明已经高于‘东方’文明。然而自治自给的
城邦制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个人主义和城邦本位主义，使它在强大的外
敌侵犯面前显得一盘散沙，使它宁愿各另崛从于大帝国成为它的藩属，无法团
结起来夕）御强敌，并在对夕）战争中谋求民族统一。其结果，藩属帝国的那
些城邦，还势必要派兵出战，在帝国的旗帜下，向本民族的其他城邦战斗，有
的城邦的潜主还成为王国的驸马。波斯兴起后，只有避难移民，却没有团结抗
战的打算”（第200一201页）。但是，希腊城邦终于觉醒了。在以雅典，斯巴
达为核心的团结奋战下，强大的波斯入侵结果终于以彻底失败告终。
作者继续写道：“这次战争的结果，充分证明了创造和展的希腊文明优于
停滞不前的东方文明，也证明了城邦制度然会在各城邦之间造成不团结，然而
城邦内部民主制度，不仅在和平生活中发展了各个人的创造能力，在危急存亡
关头也把千万人民团结成一个人，对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一旦夕）敌侵犯使这
些城邦结集起来成为坚定的抗敌同盟，就完全可以战胜在专制主义经济驱迫下
的，貌似强大，实际上是离心离德的帝国军队。希波战争胜利以后，创造的而
不是墨守成规的希腊文明从此跃进得更快，‘古典时期’的希腊，是人类文明
极其光辉灿烂的阶段，对后来历史的积极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然而城邦希腊没有在希波战争中克服它制度上固有的致命弱点，这种弱
点，在此后105年的历史演变中，最后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城邦希腊的消亡……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作者写到这里，来信告诉我，他“卡壳”了。在他写给
我的一份笔记中还可以找到这样的痕迹：“你还记得，两个月前，我跟你说过
我的‘迷惑’。我写《希腊城邦制度》，本来是有感于在希腊那种小邦林立，
相互竞争中，个人创造性发挥到了顶点，创造出灿烂的希腊文明，其中关于哲
学、科学。文学的，至今我们还深受其惠。所以要写，是想歌颂它。可是写着
写着，对于林立小邦之间的自相残杀，甚至不惜勾引希腊文明历来的大敌波斯，
而且这个波斯帝国，此时已经奄奄一息，而希腊则纵然在自相残杀，还是方兴
未艾——对这种不顾大体实在受不了，不知道该歌颂不，有点迷惆起来了。”
（第207页）那么，迷惆和卡壳后来又是怎样解决的呢？作者同一篇笔记中说：
“在早期文明历史中，文明的创造和繁荣大都起于林立小邦的局面下的某些邦
之中。然而要使这些珍贵的人类精神财产大规模地传播开去，军事征服，以及
军事领袖的独裁政制——亦即君主政制是不可缺少的。”“作了这样考虑之后，
我对小邦林立的迷信是批判掉了，然而我还是厌恶大一统的迷信，至于把独裁
看作福音，我更嗤之以鼻。”（第209页）
城邦的根本精神是自治自给，是完全的主权和完全的独立，充分体现“主
权在民”和“轮番为治”的特色。作者对这种直接民主制无疑是十分倾心和赞
佩的，但他也一再提醒我们，这种直接民主制只有在小国寡民的条件下才有可
能。他认为，在区域辽阔的国家里，若利用“直接民主”的口号，挂苏维埃式
的。代表大会式的。一党制的民主的招牌，来掩盖“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
对全国人民实行领导的国家，说干脆点，独栽国家，别的结果是不可能有的。
这里，应当提到斯巴达了。斯巴达不是严格意义下的城邦，它在古希腊史
中是一个变例。斯巴达位于希腊半岛南部，在征服其临近地区美塞尼西以后，
被征服的人民～直处于称为黑劳士的农奴地位。为了防止“叛乱”，保持征服
所建立的秩序，黑劳士永远处于严厉的监视之下。斯巴达的男人从小就处于严
峻的军营生活之中。一切艺术文化会松驰这种恒久的警惕和严峻的军营生活，
于是斯巴达人从此就不要艺术文化了。斯巴达还有一个奇特的规矩，新生婴儿
要送给长老，经过检查，若认为不适宜让他生存，就抛到泰革托斯山峡的弃婴
场。强健的可能成长为良好战士的婴儿才允许养育成人。青年人终年不穿鞋，
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团队里，从事锻炼。运动和学习语文。少年人和青年人都必
须奉命去作苦工，并且必须绝无抗拒之意，绝无怨言地去完成。成年公民每人
领受一分份地，由黑劳士耕种，交纳实物贡献。公民不得从事生产劳动，他们
必须参加公餐，不论贫富都吃一样的东西，每人交纳定量产物给公共食堂供公
餐之用。全部公民都是战士，平时都生活在按军事编制的集体里，军事操练一
直不断。他们还相应地建立起来一套集体主义的，不怕个人牺牲，惟军事荣誉
重于生命的精神进行训练的制度，希波战争中防守温泉关的斯巴达王李奥尼达
部下300名战士全部战死。其中有两个因患病得李奥尼达允许离队，一人闻警
返队战死，一个生还本国，受到全民蔑视，以后在普拉提亚战役中奋勇作战，
才洗雪了污名。斯巴达的全权公民最多的时候不过一万人，到公元前5世纪时，
不到六千人。边区居民从军组成辅助部队。黑劳士也要从军，任军中杂役。期
巴达的重装步兵，是整个希腊世界最精锐的军事力量。
雅典和斯巴达始终是希腊的两个中心。希波战争就是以雅典和斯已达为核
心，团结整个希腊各城邦共同奋斗，才战胜强大的波斯帝国的。雅典民主引起
了世世代代民主主义者的仰慕，同样，斯巴达精神也是后人仰慕的对象。它的
尚武精神，它的平等人公社，它们看来是“共产主义”的平等主义的生活方式，
都使得她在古典希腊时代的政治生活中起重要的以至支配的作用。
作者曾慨叹过：“1918年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建立的坚决的共产主义团体称
为“斯巴达团”，我对这位崇高的人是尊敬的，可惜他不理解马克思。”（第
２５８页）对于斯巴达体系，作者自己承认“怀有复杂矛盾的感情。”他说：
“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我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深深体
会，这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
的历史表明，借寡头政体，严酷纪律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
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
其外而败絮其中；相反，还因为它必定需要砍掉长得过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
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它又不精心选种，不断向上，却相反要高的向低
的看齐——所以，斯巴达除掉历史的声名而外，它自己在文化和学术上什么也
没有留下，甚至歌颂它伟大的著作，还要雅典人来写。”（第256～257页）这
样的评价，应当说并非完全出自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