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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生平与学术思想(1)
送交者: 自由的风 于 November 22, 1998 00:43:36:[新观察]
顾准生平与学术思想
陈敏之
一
顾准生前，多数读者只知道他是一个会计学家。经济学家，至于他在历史
、哲学、政治等领域中的学术思想，则鲜为人知。这不足怪，因为在他连基本
工作权利都被剥夺殆尽的年代，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一种幸运，哪里还谈得上什
么读书。思考。写作。现在保存下来并得以公开问世的遗作，是在一种十分奇
特的条件下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如果没有1972年冬我在北京寻找
他和同他的晤见，没有1973至1974年这两年间同他频繁的通信以及在通信中进
行的学术讨论（有趣的是1973至1974这两年，他在生活上的处境相对平静，是
一个难得的可以充分利用的空隙），那么，他的这些学术思想大概也无法逃脱
伴随他的躯壳一起离开这个尘世的命运。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几经周折出版，王元化是最早读到此书中的一
位。他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认为此书“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
；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遂，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他对于队1917年
到1967年半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的涌现，都作
了认真的思索，这些经过他深思熟虑概括出来的经验教训，成为他的理论思考
的背景，从而使他这本书成为一部结合实际独具卓识的著作。”“由于作者这
本书的启示，我对自己一向从未怀疑的某些观点发生了动摇，以至要考虑把这
些章节删去或改写。这本书就具有这样强大的思想力量。”“读了这些凝聚着
智慧和心血的文字，不得不使人为之感动。他的这些笔记是在十年浩劫的那些
黑暗日子里写的，没有鼓励，没有关心，也没有写作的起码权利和条件，也许
今天写出来，明天就会湮没无闻，甚至招来横祸，这是怎样的毅力！”陈修良
在以《坎坷的一生的思想家顾准》为题的文章（见《上海滩》1994年第6期）
中说：“上海，为现代中国奉献了一大批杰出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思想先驱，但
是，集革命家和思想先驱于一身的人物毕竟是少数，他们是特别出类拔革的勇
士。我想，我们的老战友顾准应该是脐身这一行列而无愧的。”对于顾准的为
人和他的思想的评价，我，作为他的亲兄弟不想再作任何评说，我只想在这里
以简约的文字对他一生的经历和学术观点作一些客观的介绍。
顾准一生的经历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一）1927～1940；（二）1940～1956；（三）1956～1974。
（一）1927～1940 （12～25岁）。
1927年在我国现代史上是十分重要的关键的一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所进行
的第一次反帝反封建大革命在这一年以国共分裂，革命失败而告终，继之而来
的是绵延的十年之久的内战。1927年，顾准还是一个12岁的孩子，稚气未除，
为了挑起维持家庭生活的重担，以中华职业学校；日制商科初中（二年）毕业
的水平，进入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从这7年起，一直到
1940年离开立信，离开上海，前后13年，可以说，他是在立信度过了他的青年
时期。在这14个年头中间，他的成长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为了改善家庭的
经济条件，激励他勤奋地学习和工作，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他终于从一个练习
生成长为会计学专家。教授，有多部会计学著作问世（其中有些未署自己的名
）；另一方面，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正确途径，终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
成为一个忠诚的党的地下工作者。1934年以后，他曾担任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
会上海分会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长，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中共江苏
省委职委书记与文委副书记。
（二）1940～1956（25～41岁）
这16年跨越了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初的7年。
如果说前13年他的工作和生活相对比较稳定，那么这16年中他的工作变动较大，
足迹从苏南而苏北，而延安，然后又回到华东（苏北～山东）；上海解放，随
军进入上海。这16年中，工作有顺利的时候，也有某些颠跪，其中以1952年三
反运动中受到撤职处分，①对他以后的命运影响最大。这一时期他基本上还是
一个实际工作者，担任的职务有：苏南澄锡虞工委书记，专员，江南行政委员
会秘书长，苏北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淮海区财经处副处长；到延安后在中央
党校学习；回到华东后曾任利丰棉业公司负责人，苏中行署货管处长，山东工
商总局副局长，渤海行署副主任，山东省财政厅长。上海解放，任上海市财政
局长兼税务局长，华东财政部副部长。不久，调去北京，曾任建工部财务司司
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 1955年，人中央党校学习。
（三）1956～1974 （41～59岁）
离开中央党校，到了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
（注①关于1952年顾准在三反中受到的撤职的错误处分，见《我知道的顾
准与三反》。）
当时中科院的负责人曾有意要他去经济研究所担任副所长，他坚辞未就。
以后要他去资源综合委员会任副主任，勉强同意了，不过，经他要求，仍兼着
经济所的研究工作。可是，研究工作不过刚开了一个头，厄运再次临头，1958
年戴上了右派帽子，按照规定，开除党籍，下放农村劳动改造。1962年。摘掉
右派帽子后，再次进入经济研究所，作了一些会计研究①。1965年，“文革”
前夕，再次戴上右派帽子。不久，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当然在劫难
逃。从1956年到1974年，在这漫长的18年中，他立志进行的探索。研究，真正
能够利用来写作的时间也不过是他生命的最后短促的两年，而这两年，也是利
用了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存在的某种空隙。如果上帝对他宽容一些，不要过早
地夺走他的生命，那么，他留给我们的思想资料，相信一定会比现在多得多。
综观顾准的一生，说他“一生坎坷”，并非过分。在顾准身上，绝对找不到一
分奴气或媚骨。“少年得志”（指12至25岁。他自称这是他职业向上时期），
也许增强了他的自信；而自信常常表现为傲气。在他和我的通信中，“俾脱”
这个字眼出现过不止一次。这种居高临下，做视一切的气概，在倡导每个人成
为“螺丝钉”、“驯服的工具”的社会里岂能容得；而他又是一个有自己的主
见、心口如一。说话没有遮拦的人；他的性格中的这个致命的弱点，在这个“
史官文化”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国度里，悲剧的命运无可避免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①其研究成果《会计原理》、（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在他死后，
已分别公开出版。）
二
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张劲夫同志《关于顾准同志的一，件重要史实》的
一篇短文。文中所说的“重要史实”，指的是1956年顾准曾向孙冶方提出过对
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问题的看法。这篇短文的结尾说：“这一史实，说明两
个问题：一是顾准曾向冶方指出的看法，在五十年代能提出这样重要的看法是
很难得的；二是冶方对后来印文集时未附上这一后记①，感到欠缺，在临终前
当面叮嘱他的两位学生，尔后再整理出版、文集时，一定要补印这一后记。冶
方的严肃科学态度，在这样一件事上，也反映出他的高尚风格，是令人敬佩的
。，，去年。经济研究所成立40周年，我在应约为《经济研究》（1993年第10
期）写的《从（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谈起》这篇文章中曾说：“这件小
事，居然引起了劲夫同志如此认真的重视，他不仅亲自核实事实，而且还撰写
了这篇短文，足见他对正直，严肃的从事理论研究的一些老同志的关注和深情
／我还说，“值得称颂的是冶方同志，我国先贤所说的道德文章，在冶方同志
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不是么，如果治方不在他这篇文章的后记中有这样的
记述，谁也不知道这件事。这同现在某些人为了争所谓发明权甚至可以对簿公
堂，其风格相距何其遥远。1975年冶方度过七年多漫长的单身监禁的苦难，出
（①1956年孙冶方写的《把计划和统计工作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在《经济研
究》1956年第6期发表时，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还在今年初夏，吴绛枫（
顾准）同志就提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来同我研究，并且
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那一段关于价值决定的引证指给我看。”）
狱后获知顾准的部分骨灰洒在三里河的小河中，每天清晨都要去河边散步，
以寄托对亡友的思念。顾准生前也曾对张纯音（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已故）非
常自信他说：“冶方如果被放出来，他第一个要见的一定是我。”他们两人情
深如此，可是，在历尽劫难以后，竟未能再次一见，实在是一桩无法弥补的遗
憾。
顾准写作《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
1957年第3期，以下简称《试论》）是在1956年到了经济研究所以后。此文曾
数易其槁，到最后定稿前后经过约一年。当时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在中央
党校刚传达。
顾准有鉴于前苏联农业的严重停滞（1954～1955年前苏前粮食总产量还低
于沙俄时代），在离开中央党校前他撰写的《学习毛主席关于十大关系报告的
体会）这篇文章后，提出国家在农产品收购中贯彻等价交换政策的必要性，并
以农产品收购中流入农村的购买力如何形成工业品的最大市场，以及它对工业
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等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实际上，这时他已注意到在工农产
品的交换以至整个国民经济中遵循价值规律的重要性。《试论》是《体会》的
进一步发展，作者自己也说：“写作《试论》的动机有二：第一是想把《体会
》的主旨即价值规律的作用扩大到整个经济生活；第二，反对当时倡导的不久
还见于实行的降低生产资料价格的另一种观点和措施。”《试论》所面对的是
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当时被人们视作经典、不能更改的一些基本原理，比如：马
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及其他著作中再三提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人
交换将被废（①我在整理顾准遗稿是曾见到一份以（粮价问题初探》为题的内
部研究报告，以后为冶方同志索取去，不知现存何处。《学习毛主席十大关系
报告的体会）则未见。）除，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不再存在，分配将利用劳
动券；生产资料一旦为社会占有，商品生产将被消除，社会的生产品将直接用
为再生产的生产手段与生活资料，不再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等等。既然货
币。商品都已经废除。消失，价值范畴和价值规律自然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余
地。《试论）为了论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货币。商品不能废除，价值范畴、价
值规律仍应继续存在并发挥其应有作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论点
或结论不能不有所突破。这在当时斯大林的权威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问世不久的情况下，需要多么大的理论勇气。距离（试论》的发表，37年过
去了。关于商品、价值规律的理论讨论，现在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因为实际生
活已经远远超越当时理论讨论的范围和程度。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说过，“
社会的生产活动只要继续进行下去，社会分工只要继续存在和得到发展，商品
生产就不可能从经济活动中被排除出去，价值规律也不可能被停止活动。认为
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出来的才是商品，在社会主义生产
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就不再是商品，这种观点和马克思自己对商品本
质所作的科学分析是直接相悻的，因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只是改变了生
产资料作为财产所有权的归属和生产是在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它并没
有改变，也改变不了商品生产中劳动二重性和价值二重性的本质。”“苏东剧
变之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其中至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经
济没有搞好，无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地位和作用。”“市场经济，说到底
，不过是一种承认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存在并使其能充分发挥作正常作用的
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手段而已。决定社会性质的，是所有制，是剩余劳动的占
有和分配，而不是别的”（拙文《从（关于顾准的一件重要史实）说起》，《
经济研究》1993年第10期）。以劳动券代替货市，列宁在苏维埃初期曾尝试过，
失败了，认为这是“力不胜任”的，因此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再去找这个麻
烦。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已经确立，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仍会有
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解决。
究竟什么原因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生产资料一旦为社会所有（公有制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对商品。货币和采取如此坚决的排斥态度，
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不仅常常容易被忽略，从理论或逻辑上也很难找到解释。
顾准在《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以下简称《原始积累》）这篇文
章中对此提出了他的理解。他认为）“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被他自己
的劳动所异化了一一这是他（按指马克思）的根本哲学命题，是他的社会主义
革命学说的出发点；是他坚决主张社会主义不再存在商品关系（这是他称之为
拜物教的一种关系）和价值范畴的原因。”顾准说，“现在读《原始积累》章，
看到他从‘农民土地的剥夺’开头，看到他把鸟一样的自由劳动者的存在作为
资本主义兴起的唯一或几乎唯一的必要条件，在理解了他的学说的‘发源地的
秘密’（这是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评论黑格尔的用语）之
后，就不难理解了”。哲学的思考和科学的分析在这里产生了矛盾。如果不从
马克思主义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不统盘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个“发源地的
秘密”是不容易找到的。理论界为之争论不休，政治家因此在实践中陷入误区
的问题，本来是并不难解决的，然而最后，却仍然必须经过几十年的痛苦经历
之后由实践来纠正，实在是得来不易的教训。
《原始积累》一文写于1973年6月。作者在文章的开头所说“感谢促进者”
的这个促进者，是作者30年代的一个老朋友李少甫（已于1979年去世），文章
是应他的要求写的。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试刊）曾刊登过此稿，（我手
头现在还保存一本），但至1980年1月正式出版时，此文据说被一位权威人士
下令抽掉。1981年，得到黄逸峰同志的支持，此文才得以在上海《社会科学》
（1981年第5期）公开发表。
过去我读《共产党宣言），因为缺乏必要的关于西方的历史知识，不可能
不是望文主义，一知半解，生吞活剥，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十分可笑。我相信
，和我类似的人不在少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都曾提到市民阶级
（近代资产阶级前身）和城市共和国，两者同近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诞生
和发展有着不可分割。极为密切的亲缘关系，可是身为东方的中国人对之却只
能膛目以对，不知所说为何物。作者指出，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城市共和国，
起源于城邦国家，而城邦国家是希腊。罗马的传统，它的渊源远远超过中世纪，
是西方传统的一个显著特点。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是一个摆脱了封建主和王朝
的封建义务的自治体，它同罗马传统的法权观念有关系。那么，中世纪欧洲的
城市又是如何摆脱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而成为自治体的？简单说来，是城
市用钱向封建主赎买来的。你给钱（常常是封建主为了筹措军费需要巨额现款
），我就给你（允许你实行自治的）一纸特许状（英国作家莫尔顿《人民的英
国史》。法国瑟诺博斯著《法国史》中对此都有相关的叙述，可参阅）。（在
中国，这实在是不可理解，也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在中国，朝廷兴军募
晌之事很多，但是决不会有出卖特许状，由此建立一个‘独立王国’式的自治
体的可能。”“考究其原因，中国历史上的法，是明君治天下的武器，法首先
是和刑，而不是和权联在一起的。”他说：“我们中国人只知道秦始皇。李世
民，朱元漳或者蒙古人。满洲人带兵打仗，杀败；日皇朝和一切竞争对手，登
上宝座；知道汉武帝打匈奴、缺钱，有著名的‘杨可告缗’①，征收财产税，
对象主要是商人，结果是‘中人以上家率破’。哪里知道城市可以花钱买特许
状，取得自治权利，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民族国家建立过程中支持统一的基础
／他进一步指出：“罗马法权传统，国家是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之上的。个人
权利，在理论是受到法律保障的，国家不得随便加以侵犯。固然，这不过是纸
面上的保障，然而纸面上的保障也是世世代代斗争结果的记录。可惜，在中国，
在皇帝面前，宰相也可以廷杖，等而下之，什么‘权利’也谈不上，所以，马
克思讥讽中国是普遍奴隶制。”西方和东方在法权观念和传统上的差异，直接
影响东西方历史发展的差别。作者明确指出，“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
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
生长不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
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他对我们中间
有些人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用简单的非历史的类
推：既然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这种马克思主义的
普遍规律对于中国就应该无条件适合，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事变打断客观历史
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顾准认为这是一种非历史的观
点，必须批判。
他认为市民阶级是欧洲文明独特的产物；认为有了市民阶（①汉武帝元狩
囚年（公元前119年）发布“络钱令”，征收工商业财产税，遇到抗拒，元鼎
三年（公元前114年）又发布“告缗令”，对隐匿财产不报，或报而不实者，
没收其财产，并奖励告发，给告者以没收财产之半，由杨可主持并派使音至地
贯彻。结果没收财产以亿计，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大批破产。）级，并不必然
从中产生出资本主义来。为了论证后者这个命题，作者从西方历史中撷取了一
些向资本主义进军中的“落伍者”为例证。其实，这些“落伍者”一点也不落
后，在当时都是一些强大的商业城邦或商业共和国。其中如“意大利的威尼斯、
热那亚，皮萨。佛罗伦萨，现代银行和国际汇兑制发源于此，近代物理学和实
验科学滥煽于此，她们还是文艺复兴的故乡，为现代资本主义举行过奠基礼；
又如汉堡（由不来梅和卢卑克等北欧商业城邦组成的汉撤同盟），12、13世纪
后曾显赫一时；再如西班牙诸城市公社。西班牙首先发现新大陆，征服拉丁美
洲，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那么，为什么市民阶级在转化成为资本家的路
途上有这么多都倒下去了呢？作者认为，商业城市，唯有在合适的政治权力和
强大的武装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来。不过，如果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只以
城市为取得征服扩张的财源之所，而不保护她成长的话，那也是长不出资本主
义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