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殷海光翻译弗冯哈耶克《论思想国有》一文时作的序。在那篇文章
中，殷海光还有一些评论，太长，以后有空再搬运了。

　　国家，在与其中的个人相对的关系上，以或多或少的程度，是权威之一种。
绝对的极权国家绝对地把思想国有化。既然如此，可见思想之国有化，是思想
之权威化。思想权威化，因时代、社会、或地域之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形态。
在部落社会,酋长的想法是部众行动的准绳。在东方的君权时代,常有自称或被
称为“圣君”者流的念头立为天下法。有冒犯之者，被目为“大逆不道”；士
人进身之阶永被斩绝。这，在西方，相当于宗教除革。在西方教权盛行时期，
僧侣的经典是支配思想的“大经大法”。到现代，反民主自由的党权崛起。这
些形态固然各不相同，起因各不一样，说素各有千秋，有的表尚唯心，有的强
调唯物，有的自命实现“历史使命”，又有的口称“代表人民”，但是，他们
至少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思想之权威化。

　　思想一权威化，人间就惨祸大作，黑暗就笼罩大地！古往今来，为了所谓
“信条战争”，牺牲了多少生灵！又多少睿智之士在权威思想之前遭受迫害！
洛杰培根（Roger Bacon），迦利略（G Galileo），不过是其中的显例而已。
时至今日，在稍有实证态度的人看来，人类在这条旧路上走，何其残酷，何其
愚昧，又何其浪费！所以，西方自宗教改革以至于知识革进，三四百年以来，
无日不与权威思想抗争，以至于有了启蒙，有了科学。有了科学，人类从此可
以平视这个真实世界，不再为那些“幻觉”白白流血，冤枉送命。这本是人类
文化发展的一条大趋势。史迹斑斑可考，明显到差不多不值一提。然而，现在
居然还有人歌颂“中古精神”，拿玄思默想所幻构出来的“道统”强人顶礼膜
拜；摭拾早被若干西方学人批驳得体无完肤的历史自足主义铺陈其玄思心理之
恍惚产品而不许加遣一词。收纳信徒弟子，俨如创救。这种狂愚的行径，令人
不知何以为此。

　　吾人须知,将历史人格化,系一pathetic fallacy。这一谬误,系由pathetic
muddle所在。这是原始人思想中常有的毛病，正被现代哲学解析家、及语意学
家批析之不遗余力。如果我们对于哲学上这些新近的成就之对于玄学的洗刷茫
然无知，而只说一声“这是哲学之堕落”，殊不足以抵偿学知之固陋。

　　所谓“历史文化”一词,如果有意义,系指由主、客、内、外、自然、与人
交互作用而在时空中形成的一组可经验的复合事实。这些因素缺一不可。“历
史文化”主义者却单单把ethos凸提出来视作历史文化之“基本”。这种想法，
多少系出自“体系癖”。任何体系，如构造周密，常给人一种融贯感。而确然
感又常伴随融贯感以俱来。于是，不善造体系者，面对似善造体系者，不禁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其实，自诸非欧几何学、公设学，设准技术，以及系统学出
现之后，所谓“体系”也者，已不复能作迷魂之阵。任何系统的内部建构是否
严密是一回事，是否与此实际世界相应是另一回事。且自纯形式的考虑着眼，
吾人可自任一因素出发而抽绎成一个系统。这种抽绎工作,可委诸Von Neumann
设计完备之电脑，固无待乎“哲学大家”从事也。这个世界的事象如此繁复，
吾人从社群实际生活的任何一角，几乎都可以发现任一事件中诸可识别的因素
之相互交织；虽然，在大量历史现象中，某一因素之出现特别显著，或较具支
配力，或较引起知识者注意。因此，单取其中任何一二被认作重要的因素组成
用语言系统所表示的“体系”，为事实非困难。马克思以“生产工具”、“生
产关系”这类因素作为说明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似乎头头是道。殊不知所谓
“生产工具”，已暗含人智运用等等非经济的因素。至于“生产关系”一词，
隐含的意指更属复杂，包举的非经济因素更多。如果弗洛依德以“性欲”为基
本因素来解释历史发展，黄色遍纸，其动人之处，将远过唯物史观。世之构造
“唯心史观”如黑格尔及其各形各色的徒从者，在思路型构上，与马克思如出
一辙。当然，在内容上较可忍受。亚当斯密说：“体系之建构，普遍系起源于
那些熟悉一艺而对于其他毫无所知者之苦心构作。那些籍着他们所熟知的现象
来说明他们甚以为奇的现象。因此，在别的作家看来不过是几个聪明的比喻的
东西，他们则当做是一切事物变化之大关键。”建构“体系”之弊，于兹可见。
（但是，这并不是说，知识的建立不要“系统”）

　　罗素说：“在一方面，有些人对于书本比对事务要熟悉些。这种人往往过
分高估哲学家的影响力。当其政党标榜受苏格拉底学说之鼓舞时，他们就以为
这个政党的行动是由于什么什么学说使然。直到最近，著作家们几乎过分夸大
前人思想上的影响。这是一个古老的错误。”唯心的历史自足主义者正是犯的
这种错误。唯物主义者说：“存在决定意识。”唯心主义者翻过来说：“意识
决定存在。”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似乎互为死敌。可是，从科学的哲学眼
光看来，二者不过是同一型模的思想之不同的翻面而已。二者之争霸，虽属无
谓，却给世界带来不少实际的灾害。

　　民主和极权的分野之一，是看有无与政治关联的“禁制”。极权统治之下，
这类禁制是很多的。例如苏联，“首领”、“主义”、“政府”、“共党”、
“国家”被神圣化，一碰都不能碰。碰了就闯大祸。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权威
的象征。民主自由的社会是没有这一套的。然而，在大家为民主自由困苦挣扎
的现今，却有人捧出编造的“历史文化论”和所谓“道统”及过去被神圣化的
人，制造空气，企图以之为碰都碰不得的权威思想。这样做法，或有实际的利
益，或可满足狂执之情绪。但是，何必标榜什么“民主”？向喀尔文学习好了。

　　极权政治是整个浸沉于权威主义的空气之中的政治。所以，意理的思想上
的权威,在极权政治之下,一定与政治权威互相表里。斯大林不独要“作之君”，
而且还要“作之师”。思想权威化之具体建构，便是思想国营国有。实行“计
划教育”便是思想国营。思想国营国有，与产业国营国有，正好一里一表，一
心一物，控制得千万人动弹不得。这样看来，思想上的权威主义，碰到极权统
治，无论倡之者自愿或是不自愿，无可避免地成为极权统治之一环。我们不要
拿“理性的机智”这样的虚话自误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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