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一九八五年五月获耶路撒冷文学奖，本文为昆德拉在典礼
中讲词摘录。）

　　以色列将其最重要的奖项保留给世界文学，绝非偶然，而是传统使然。那
些伟大的犹太先人，长期流亡在外，他们所着眼的欧洲也因而是超越国界的。
对他们而言，“欧洲”的意义不在于疆域，而在于文化。尽管欧洲的凶蛮暴行
曾叫犹太人伤心绝望，但是他们对欧洲文化的信念始终如一。所以我说，以色
列这块小小的土地，这个失而复得的家园，才是欧洲真正的心脏。这是个奇异
的心脏，长在母体之外。

　　今天我来领这个以耶路撒冷命名，以伟大犹太精神为依归的奖项，心中充
满了异样的激动。我是以“小说家”的身份来领奖的。不是“作家”。法国文
豪福楼拜曾经说过，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力求从作品后面消失。他不能当公众人
物。然而，在我们这个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时代，往往相反，作品消失在小说
家的形象背后了。固然，今天无人能够彻底避免曝光，福楼拜的警告仍不啻是
适时的警告：如果一个小说家想成为公众人物，受害的终归是他的作品。这些
小说，人们充其量只能当是他的行动、宣言、政见的附庸。

　　小说家不是代言人。严格说来，他甚至不应为自己的信念说话。当托尔斯
泰构思《安娜.卡列尼娜》的初稿时，他心中的安娜是个极不可爱的女人，她
的凄惨下场似乎是罪有应得。这当然跟我们看到的定稿大相径庭。这当中并非
托氏的道德观念有所改变，而是他听到了道德以外的一种声音。我姑且称之为
“小说的智慧”。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聆听这超自然的声音。因此，伟大的小
说里蕴藏的智慧总比它的创作者多。认为自己比其作品更有洞察力的作家不如
索性改行。

　　可是，这“小说的智慧”究竟从而来？所谓“小说”又是怎么回事？我很
喜欢一句犹太谚语：“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这句谚语带给我灵感，我
常想象拉伯雷（FrancoisRabelais）有一天突然听到上帝的笑声，欧洲第一部
伟大的小说就呱呱坠地了。小说艺术就是上帝笑声的回响。

　　为什么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呢？因为人们愈思索，真理离他愈远。人
们愈思索，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距离就愈远。因为人从来就跟他想象中的自己不
一样。当人们从中世纪迈入现代社会的门槛，他终于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堂·
吉诃德左思右想，他的仆役桑丘也左思右想。他们不但末曾看透世界，连自身
都无法看清。欧洲最早期的小说家却看到了人类的新处境，从而建立起一种新
的艺术，那就是小说艺术。

　　十六世纪法国修士、医师兼小说家拉伯雷替法语创造了不少新词汇，一直
沿用至今。

　　可惜有一字被人们遗忘了。这就是源出希腊文的Agelaste，意指那些不懂
得笑，毫无幽默感人。拉伯雷对这些人即厌恶又惧怕。他们的迫害，几乎使他
放弃写作。小说家跟这群不懂得笑的家伙毫无妥协余地。因为他们从末听过上
帝的笑声，自认掌握绝对真理，根正苗壮，又认为人人都得“统一思想”。然
而，“个人”之所以有别于“人人”，正因为他窥破了“绝对真理”和“千年
一面”的神话。小说是个人发挥想象的乐园。那里没有人拥有真理，但人人有
被了解的权利。在过去四百年间，西欧个性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就是以小说艺
术为先导。

　　巴汝奇是欧洲第一位伟大小说的主人翁。

　　他是拉伯雷《巨人传》的主角。在这部小说的第三卷里，巴汝奇最大的困
扰是：到底要不要结婚？他四出云游，遍寻良医、预言家、教授、诗人、哲人，
这些专家们又引用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荷马、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可
惜尽管穷经皓首，到头来巴汝奇形怪状还是决定不了应否结婚。我们这些读者
也下不了结论。当然到最后，我们已经从所有不同的角度，衡量过主人翁这个
即滑稽又严肃的处境了。

　　拉伯雷这一番旁征博引，与笛卡儿式的论证虽然同样伟大，性质却不尽相
同。小说的母体虽穷理尽性，而是幽默。

　　欧洲历史最大的失败之一就是它对于小说艺术的精神，其所提示的新知识，
及其独立发展的传统，一无所知。小说艺术其实正代表了欧洲的艺术精神。这
门受上帝笑声启发而诞生的艺术，并不负有宣传、推理的使命，恰恰相反。它
象佩内洛碧（Penelope）那样，每晚都把神学家、哲学家精心纺织的花毯拆骨
扬线。

　　近年来，指责十八世纪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我们常常听到这类老生常谈：
“俄国极权主义的恶果是西欧种植的，尤其是启蒙运动的无神论理性主义，及
理性万能的信念。”我不够资格跟指责伏尔泰得为苏联集中营负责的人争辩。
但是我完全有资格说：“十八世纪不仅仅是属于卢梭、伏尔泰、霍尔巴哈的，
它也属于（甚至可能是全部）费尔丁、斯特恩、歌德和勒卢的。”十八世纪的
小说之中，我最喜欢劳伦斯·斯特恩的作品《项迪传》。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
斯特恩在小说的开端，描述主人翁开始在母体里骚动那一夜。走笔之际，斯特
恩突来灵感，使他想起另外一个故事。随后上百篇幅里，小说的主角居然被遗
忘了。这种写作技巧看起来好象是在耍花枪。作为一种艺术，技巧决不仅仅在
于耍花枪。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每一部小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

　　“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其真意何在？”斯特恩同时代的费尔丁认为答案
在于行动和大结局。斯特恩的小说答案却完全不同：答案不在行动和大结局，
而是行动的阻滞中断。

　　因此，也许可以说，小说跟哲学有过间接但重要的对话。十八世纪的理性
主义不就奠定于莱布尼兹的名言：“凡存在皆合理。”当时的科学界基于这样
的理念，积极去寻求每样事物存在的理由。他们认为。凡物都可计算和解释。
人要生存得有价值，就得弃绝一切没有理性的行为。所为的传记都是这么写的：
生活总是充满了起因和后果，成功与失败。人类焦虑地看着这连锁反应急剧地
奔向死亡的终点。

　　斯特恩的小说矫正了这种连琐反应的方程式。他并不从行为因果着眼，而
是从行为的终点着手。在因果之间的桥梁断裂时，他优哉游哉地云游寻找。看
斯特恩的小说，人的存在及其真意何在要到离题万丈的枝节上去寻找。这些东
西都是无法计算的，毫无道理可言。跟莱布尼兹大异其趣。

　　评价一个时代精神不能光从思想和理论概念着手，必须考虑到那个时代的
艺术，特别是小说艺术。十九世纪蒸汽机问世时，黑格尔坚信他已经掌握了世
界历史的精神。但是福楼拜却在大谈人类的愚昧。我认为那是十九世纪思想界
最伟大的创见。

　　当然，早在福楼拜之前，人们就知道愚昧。但是由于知识贫乏和教育不足，
这里是有差别的。在福楼拜的小说里，愚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可怜的爱玛，
无论是热恋还是死亡，都跟愚昧结了不解之缘。爱玛死后，郝麦跟布尔尼贤的
对话真是愚不可及，好象那场丧礼上的演说。最使人惊讶的是福楼拜他自己对
愚昧的看法。他认为科技昌明、社会进步并没有消灭愚昧，愚昧反而跟随社会
进步一起成长！

　　福楼拜着意收集一些流行用语，一般人常用来炫耀自己的醒目和跟得上潮
流。他把这些流行用语编成一本辞典。我们可以从这本辞典里领悟到：“现代
化的愚蠢并不是无知，而是对各种思潮生吞活剥。”福楼拜的独到之见对末来
世界的影响，比弗洛伊德的学说还要深远。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世界可以没有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但是不能没有抗拒各种泛滥思潮的能力。这些洪水
般的思潮输入电脑，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恐怕会凝聚成一股粉碎独立思想和
个人创见的势力。这股势力足以窒息欧洲文明。

　　在福楼拜塑造了包法利夫人八十年之后，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三十年代，
另一位伟大的小说家，维也纳人布洛克（Hermann Broch)写下了这么句至理名
言：“现代小说英勇地与媚俗的潮流（tideofkitsch）抗争，最终被淹没了。”
Kitsch这个字源于上世纪中之德国。它描述不择手段去讨好大多数的心态和做
法。既然想要讨好，当然得确认大家喜欢听什么。然后再把自己放到这个即定
的模式思潮之中。Kitsch就是把这种有既定模式的愚昧，用美丽的语言和感情
把它乔装打扮。甚至连自己都会为这种平庸的思想和感情洒泪。

　　今天，时光又流逝了五十年，布洛克的名言日见其辉。为了讨好大众，引
人注目，大众传播的“美学”必然要跟Kitsch同流。在大众传媒无所不在的影
响下，我们的美感和道德观慢慢也Kitsch起来了。现代主义在近代的含义是不
墨守成规，反对既定思维模式，决不媚俗取宠。今日之现代主义（通俗的用法
称为“新潮”）已经融会于大众传媒的洪流之中。所谓“新潮”就得有意图地
赶时髦，比任何人更卖力地迎合既定的思维模式。现代主义套上了媚俗的外衣。
这件外衣就叫Kitsch。

　　那些不懂得笑，毫无幽默感的人，不但墨守成规，而且媚俗取宠。他们是
艺术的大敌。正如我强调过的，这种艺术是上帝笑声的回响。在这个艺术领域
里没有人掌握绝对真理，人人都有被了解的权利。这个自由想象的王国是跟现
代欧洲文明一起诞生的。当然，这是非常理想化的“欧洲”，或者说是我们梦
想中的欧洲。我们常常背叛这个梦想，可也正是靠它把我们凝聚在一起。这股
凝聚力已经超越欧洲地域的界限。我们都知道，这个宽宏的领域（无论是小说
的想象，还是欧洲的实体）是极其脆弱的，极易夭折的。

　　那些既不会笑又毫无幽默感的家伙老是虎视眈眈盯着我们。

　　在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城市里，我一再重申小说艺术。我想，诸位大概已
经明白我的苦心。我并不是回避谈论大家都认为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今天欧洲
文明内外交困。

　　欧洲文明的珍贵遗产--独立思想、个人创见和神圣的隐私生活都受到威胁。
对我来说，个人主义这个欧洲文明的精髓，只能珍藏在小说历史的宝盒里。我
想把这篇答谢辞归功于小说的智慧。我不应再饶舌了。我似乎忘记了，上帝看
见我在这儿煞有介事地思索演讲，他正在一边发笑。

***附记：1998年8月24日，李燕于浙江杭州键入。

　　普通人困于形而下，哲学家关注形而上；米兰·昆德拉的沉思则以其独特
的触角，梦态的抒情展示了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存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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