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迷糊 于1999发表于[新观察]

　　众家兄弟都跑这来了，我得了空，当然也来这里凑趣。只有一条，当年用
回归后的校园网，快得很，现在用资本主义的 modem，慢得恶心，恐怕不能一
来一往，有问有答，望众兄弟不怪我“自说自话”才好。我是喜欢有问有答，
有争论有改进的，只是一分钟将近两大毛的上网费，实在争论不起 (眼眶有点
红 )。CG说可以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我乐得从命，东拉西扯。尽享“偷得浮生
半日闲”的乐趣。

　　(一)从“拯救大兵雷恩”说开去

　　说来惭愧，因为吝啬，很少可以享受“先睹为快”的乐趣，到前天，才看
到这部震耳欲聋的影片。看完后，去“四通”转转，见有网友评论说，一，此
片为美国主流电影；二，此片美化了美军素质，其实美国大兵应以厄本为典型
。此片当然是主流电影，宣传爱国，爱家，忠于职守，和人本与自由的主义。
当然也说美国好。这其实也不奇怪，如果一个国家，社会或是政府，主流的电
影不说它好，则这个国家，社会或是政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

　　至于说哪个是二战时美军的主流，雷恩还是厄本，我想，即使雷恩不是主
流，厄本也绝不是。多年来，我们一贯宣传美军倚靠装备的优势与经济的巨大
潜力取得多数战争的胜利，却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二战中，美国陆军动员八
百万人，用黄仁宇先生当年的美国教官的话说，是“搜刮了人力桶子的底层”
(scratching the bottom of the manpower barrel ).牺牲不可谓不大，若其
中竟有四百万厄本，很难想象如何拿得下瓜岛，如何在“神风特攻”下不发神
经，如何在诺曼底登陆。怕死大概是人之常情，朱可夫也提到，在进攻柏林的
前夜，就是最勇敢的士兵也难以入睡，因为是最后一战，活下去就可以从此享
受和平的生活，与妻儿团聚，死便是死在“生”的门槛上，然而，这并不妨碍
百万之众浴血疆场。不了解战争的这一层,而以为天下唯我为勇,则实在有“中
毒”的嫌疑了。我个人以为，大约雷恩，厄本都不是主流，都是所谓的“典型”
形象吧。至于说到为什么怀疑雷恩是主流，不是因其不肯后退，而是因其太沉
静。如果说此片主要的不足，我以为也在于此，九人之中，除厄本外，其沉静
勇敢概如雷恩，生死一线间，齐齐然几乎圣洁地回忆故乡，母亲，似乎太缺乏
层次，很难相信是生死压力下普遍的大众反应。而结果，除雷恩，厄本及队长
外，其余各人的面目均失之于模糊。如果再深究下去，恐怕是因为“主流电影”
命定地面临“战争正义性”与“人道主义”的二难命题，这其实也未必是编剧
或导演的错，盖因战争，做为政治的延伸，原本就将人类处于一个二难的境地，
并对直接间接相关者都有多多少少的异化。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是雷恩被
德军所俘，又被释放而再上战场杀敌，终于又被抓住，我们是否会对其以战俘
身份被击毙感到心安理得？导演有意地触及了这一点，却也只能提出问题而无
法给出答案，或者说，是给出了一个“正义”而非“人道”的答案。

　　关于此片我所听到的另一种评论是“西方比东方更尊重人的生命与感情”
，这说法也许有一定的道理，毕竟，很难想象在美国可以组织起类似“神风”
这样有死无生，且与战局无补的大规模的攻击。说它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关
可说不无可取。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说法也很可以怀疑，美军固然没有搞
过南京大屠杀，但对占领国的行为，似乎也套得上“烧杀淫掠”四个字，越南
小女孩裸体逃命的镜头，可说是本世纪所有战争的一个浓缩，对“圈内”的有
情，是以壁垒森严的对“圈外”加倍的无情为代价的。这是一切战争的逻辑，
东西方皆无由摆脱。其次，“珍惜”往往须以强势为后盾，在残酷的争胜中，
为弱势一方所难以效仿。在战争中，弱势一方，往往只有以牺牲精神补实力的
不足，以战略战术补装备的不足。以重大牺牲获得战略上的些许收益。这样的
例子很多，比如有史家认为,淞沪抗战,实由蒋先生主动扩大,意在逼日本 (一)
改南北蚕食轴心为东西鲸吞轴心；(二)改变长期战略部署；(三)变地区事件为
国际事件。数十万众的伤亡，换来的只是战略上的一分，盖因弱国其实没有多
少可能的选择矣。黑山阻击战打到河水一月不能饮用(此为亲戚所亲见)，说到
底，无非即使以东北野战军之强，也经不起太多类似战四平的消耗，须争取战
略上的主动。战争的逻辑，归根结底总还是实力的逻辑。没有实力，便学不来
人家的主流。反战的逻辑，也还是实力的逻辑，没有实力的“人道”，只是朝
不保夕的周天子，从这一层上来说，“文化”并不能担起“忽视生命”的全责。

　　以上为一点过时的胡扯。且打住。

　　(二)中国现代史上模糊的一页？

　　说来很奇怪的，中国现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却似乎始终史料模糊，至
今没有一个清晰的脉络。这一页，就是二七年的“四一二”。这一页的影响不
可谓不大，用“剑桥中国史”(以下简称剑桥)的说法，是国共两党从此以后再
无完全合作的可能。事实也的确如此。不妨举个例子，在三七年十二月间的中
共中央政治会议上，王明做为共产国际的代表，转达了国际关于“一切通过统
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指示，结果是，遭到抵制(见黄仁宇“从
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九八年版，以下简称“日
记”)。试想若无十年前血的教训，在此关头来自共产国际这样的指示，几乎
肯定会形成决议。说“四一二”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航程，应该并不过分。

　　然而关于这个事件的史料虽多，却大部集中于对蒋的攻击与辩护上，关键
点上往往模糊不清。就本人有限的所见而言，至少有几个重大问题还没有厘清
。

　　一。土地政策的影响。我个人以为，国共两党在土地问题上的不同，大约
可算是最根本的不同，分歧的存在，大约可以追溯到两党成立之初。分歧之深
，在四九年前，几乎难以通融。远在一九二三年，在孙中山面临陈炯明的军事
压力，“地位最虚弱”(剑桥)，最需要外援的时候，苏联及时(或趁机)伸出援
助之手，条件之一是颁布土地法令，而竟遭到孙的拒绝。即使在苏方的一再压
力下，也只同意减租四分一及鼓励建立农会，而一当国民党的武装幸运地击败
陈之后，孙连这条折衷的减租法令也没有实施。与此相对的是共产党从二三年
起就已经致力于农村的建设，并曾希望吸收国民党加入而终于未果(剑桥)。双
方最初的，同时也是最大的冲突，也始终是土地问题农民问题。

　　深究双方在土地问题上其所以不能“同”的原因，应是现代史的重大问题
，也是解开四一二的重要钥匙，但我个人还未见有充分史料。(顺便说一句，
“日记”一书中对蒋致力于中国高层建设而“无暇”顾及底层建设的说法也因
此有些可疑。蒋是否可以兼顾底层且不论，反对底层重建的立场，应该说从二
三年到四九年是贯彻始终的，同样的，蒋在最后一次下野时日记中所述多年来
致力民权，忽视民生，乃有大败的分析，虽然确实道出了民权与民生的复杂关
系，也难逃“自辩”的嫌疑。)

　　二，蒋汪分裂的影响，“日记”中似乎在暗示此分裂局面为“清党”的主
因。

　　然而此说也是可疑。弱如此，便不易解释三个月后的七一五，不易解释七
一五后由“分流”而转为“合流”，到底是因清党而分裂，还是因分裂而清党
。

　　还是并无必然因果。至今似乎还没有统一的看法。剑桥比较老实，只说“
不清楚”。其中尤不清楚的，是四一二前仅一周蒋汪会谈的内容。

　　三。蒋下决心“清党”的过程。这可能永远难以全部厘清了。值得注意的
是，在北伐之初，蒋在公开场合指责的还是“西山派”，把这些和“中山舰事
件”，蒋与汪的矛盾合在一起看，蒋在此过程中的思路，至今仍然是让人琢磨
不透的一团谜。而此人恰好在四一二中扮演中心重要的角色。四一二之众说纷
纭，这可算主因。要提及的是，“四一二”并不那么突然。在三月份，湖南，
江西蒋的进军道路上，就已经数此发生对农会，工会中的中共党员处以死刑的
事件(剑桥)。颇可深思。

　　四，关于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日记”中称中共将反帝置于反军阀之上。
理由是北伐口号中第一位的是反帝，“清党”的原因之一是蒋不愿在其时引来
列强的干预。这种说法也可以怀疑。其一，口号是双方共同提出的。其二，国
民党同样领导了，或至少是利用了(同样史料不详)汉口的反英运动，并收回了
英租界。其三，上海城中并未出现共产党与外国租界武装间的大规模冲突。其
四，当时共产国际的策略不是反对在中国的一切帝国主义势力，而是矛头只指
向英国。“五卅”矛头所指的日本正是当时共产国际所最不愿意开罪的国家。
其五，远在进入上海之前，蒋就已经与杜月笙，黄金荣就清党达成共识。综上
，这条理由似乎牵强。倒是国民党部队如何取得通过租界的许可，是一个不大
不小的谜。

　　五。关于上海市内的“夺权”斗争。两书均有涉及。同时，两书又都谈到
，大部分“工人纠察队”，是在与“流氓”发生冲突，等待国民革命军的“仲
裁”时被骗缴械。其中甚至包括中共高层的周恩来和顾顺章。两相对照，也是
让人满头雾气。再考虑到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口号中均明示要“迎接北伐军”
，很难让人相信中共其时有夺取上海领导权的计划。倒是中共所说的“遭到有
预谋的突然袭击”，更能自圆其说一些。　　

　　以上种种，皆使我觉得四一二如同一团乱麻。无奈之余，请教于诸公，还
望诸公有以教我。或是至少引起兴趣。

　　注：相关史料，手头还有一点，但基本未脱出两书的范围，也无益于上述
疑问的解答，故而没有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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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迷糊 于January 11, 1999发表于[新观察]

　　冯克利先生在“阿隆与“意识形态的终结””一文中（读书杂志，一九九
八年第十二期）中借阿隆之口，欢呼了识形态的终结。无疑问地，作者的观点
基本可以用文中诸如下一些话语来概括：　　

　　（1）“人们拒绝神化一个阶级，一种斗争技术，一种意识形态体系”，
并不妨碍他们去追求一个比较公正的社会合一个不那么令人痛苦的共同命运（
引号内为阿隆的原话的中译，引号外为冯先生文中词句，下同）。　　

　　（2）不是道德，而是每个人“开明的私利”，才是自由主义者所说得法
治社会的组织原则。　　

　　（3）给政治派发太多的伟大任务，即让它变成“有目标的政治”，即使
没有培养出一个专横的主子，也会让经常不那么高尚的政客所运作的政治，陷
入同道德行为根本不沾边的高成本状态。　　

　　这些文字，想必会让许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喜爱。倘若意识形态
终结，等于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不可有再，等于宣告了“主义”之争的结束。

　　等于。。。　　

　　然而，马上就有唱反调的。同期杂志的首篇文章，就可以视之为一定意义
上的反调（陈燕谷：历史终结还是全面民主？）作者几乎是严厉地谴责了福山
关于历史终结的论点。对自由主义思想家对“理想”的攻击反唇想讥。指出欧
美式的资本主义，因其所需的巨大资源消耗和原始积累而无法推行于全世界。
“民主”只存在于发达经济圈内，是以对圈外的不平等为前提的。并相当响亮
地提出了自己的论点“经济民主是全面民主的必要条件。如果建设一个全面民
主的全球社会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主义实践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复兴不是不可
想象的。全面民主的社会主义将不囿于任何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人类的
解放不是任何意识形态所能垄断的，它不拒绝任何有助于人类解放的思想资源
。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毫不妥协地反对任何肯定现状（不论是在局部范围
还是在全球范围内）的企图，毫不妥协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关系及其公开或
隐蔽的辩护士。”作者提出的问题可谓尖锐。经济上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很可
能成为“历史还不能终结”的主要原因。工业化的国家把非工业化的国家逼上
了不工业化就要落后，就要挨打的境地。而在技术，金融，资源，通讯，武器
上的垄断，又使得后发国家，除少数外，几乎没有可能进入富人俱乐部。在此
情况下，意识形态的冲突往往成为深层经济冲突的导火索。说历史终结也许真
的为时过早。　　

　　但阿隆的警告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这一切又如何统一呢？是否可以统
一呢（如果要对陈先生进行攻击，似乎也不难。比如，既然是“不拒绝任何有
利于人类解放的思想资源”，为何又先发地拒绝了妥协的可能？如何证明“妥
协”的思想无助于“人类的解放”？反对“公开或隐蔽的辩护士“的说法，也
使得攻击的范围几乎可以无限宽。很多中国人对此不难产生相当的敏感。在同
一篇文章中，陈先生在“拒绝妥协”的同时，又一再提到“自由民主一定还有
改善的余地”，换言之，在今天的“自由民主秩序”需要的是革命还是变革上
，作者并没有清晰的，至少是没有清晰地表明，立场。或者，作者也同样面临
革命破坏性的二难命题？但这一切的不足，都没有能取消作者提出的问题）？

　　如果说今天的问题可以由技术进步来解决，则令人怀疑。人类历史上的历
次技术进步，并没有为这个世界带来平等，或者可以说，只是扩大了不平等，
怎见得下一次会不同。技术的展开需要有一定的社会财富的积累，需要技术的
公开，这一切也是没有什么可以保障做到的。　　

　　综上，陈先生的文章虽然留下了许多问题（如：“自由民主”需要的是改
善，还是变革？“经济民主”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它与“均贫富”有什么异同
？资源的掠夺性开采能否通过社会变革来解决？等等），但毕竟提出了一个尖
锐的问题：经济的巨大不平等，势必使得这个世界没有安宁的日子。另一方面
，阿隆的警告，又在“革命”的那一端敲响了警钟。如果简单地以冯先生文中
的引言（1）为解答，则只有“指导意义”，而无法解答（1）在对抗之外，此
问题是否可以顺利解决（2）如果对抗是不可避免的， 则弱势一方，是否可能
以及如何可以摆脱理想主义常常带来的负面影响？　　

　　那么，解决的出路何在？　　

　　我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所以以此就教于诸位网友。不知有没有朋友感兴
趣？有没有朋友可以说说自己的想法？多谢多谢，－－－由于这里上网很不方
便，我有时让朋友代贴，所以回复如果不能及时，敬请原谅！
　　
　　林迷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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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迷糊 于January 12, 1999发表于[新观察]
　　
　　上一份请教帖得来的回应之多，确实有点出乎意料（我还担心又是没人回
应呢^_^），早晨看了一下，觉得有几点个人想法要说明一下。　　
　　
　　一，关于贴在哪里合适。其实这个帖子不是我贴的。我的破网速，连笔名
也注册不到，不用说发帖，笔名注册和贴在哪里，全是由一位很热心的朋友代
办的。至于说合适与否，既然有这么多朋友对这个我生怕大而无大的题目感兴
趣，也就不能够算是不合适了。　　
　　
　　二，关于大家的回答。我看了每一个回应，感觉大家的注意力，基本集中
于陈先生对西方民主的挑战上。赞成与反驳，基本都围绕这一点展开。我个人
的观点，是以为陈先生的反诘，最难以回答的问题在于经济。而民主的问题，
恐怕相当程度上，最终也是经济问题。我试试看，看能否说清自己的想法。　　
　　
　　（一）现代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基于现代西方的商业经济制度的。正如黄
仁宇先生所说，商业的发展，要求对个人权力，利益的清晰划分，限定与保护
，要求将商业原则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现代的“民权”观念，正是由此生
发。我以前在四通回答CG时，也提到过自己的一个想法，即民主的形式与民主
的进程，最根本的动力，可能只能来自于经济。例如，当社会经济的发展，要
求政府密切参与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时，“小政府大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反之，政府功能的重整与收缩，就势在必行。十五大后关于“顺德经验”
的宣传（见人民日报），早二十年是无法想象的。在毛的时代，即便毛有再大
的权威，也不能想象出，即便想象出也不能做成今天所谓的“顺德经验”。因
为毛处于一个难以超越的“原始积累”的时代（这个论题较大，如果有必要，
我愿意另写点东西，更清晰地说明自己的的想法及其依据）。　　
　　
　　（二）基于以上的想法，我以为关于西方民主是否可以放之四海的问题，
归根结底，是一个经济问题。西方民主是否可以推行于全世界，需基于对两个
问题的回答，即（1）商品经济是否是放之四海的发展方向，（2）如果是，商
品经济是否可以有不同于今日西方的发展模式，并因而产生其它的需要划分，
限制和保障的权力和利益。　　
　　
　　（三）陈的文章充满激情并因此而容易有过激之嫌疑，对它进行攻击是容
易的。另外，即便陈自己，也难免在“革命”的两难性面前有点首鼠两端，这
大约也是人类固有的两难命题之一。但陈文中的核心问题却难以取消，即：当
代世界经济秩序是合理的吗？如果不合理，它是否可以通过非革命性的改良得
到解决。如果不可以，新的革命，不论其是否有副作用及副作用有多大，是否
是不可避免的。比之这个问题，我以为关于西方民主的争论，只是围绕着附着
于皮上之毛展开。任何绕开经济问题的反击，在我看来，不论怎样令陈文“血
肉模糊”（一笑），都难以伤其骨干，夺三军之帅。　　
　　
　　（四）关于人类是否是以“进步”为大趋势，要视乎“进步”的定义。如
果以经济规模的扩大为进步，我以为进步是趋势，否则，则需视乎“道德”的
定义了。在这方面，有无限争论的可能而几乎没有希望达成共识。　　
　　
　　（五）关于陈文的观点，我确实尚未形成自己的意见，否则，当不会挂“
请教”之名，而不摆明自己的想法。　　
　　
　　希望已经说清楚了自己的想法，依然需要就教于诸位网友。我知道，在我
的思想中，经济与政治间，经济始终是最后的原动力，这是我此文的基本出发
点，这一立足点是否正确，也希望听听大家的意见。　　
　　
　　哥德说“理论总是灰色的，朋友，而生命之树常青”，的确，我们今天再
多的争论，恐怕都抵不过未来实践的事实。但有时，关于灰色的理论的争论，
却可以为生命之树添一点绿意。倘能如此，不也是乐事吗？
　　
　　多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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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迷糊 于January 13, 1999发表于[新观察]

　　煎饼兄批判的是，在下是够一本正经的 ：)，只是好象也没有办法，既然
没有可能个别回答(一分钟接近两大毛，情何以堪)，每次都需从头说起，也就
不那么容易插科打诨，至于那段绿不绿的，是回应“红娘”兄的。他说这里的
几位朋友好象有点上火，一副很忧虑的善良样子，搞得我也跟着紧张。嘿嘿。
　　
　　依然看了全部的回帖。看来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一。西方的自由主义，从根源上来讲，确实来自古希腊。不过在古希腊的
文献被大量发现的同时，古代阿拉伯的文献也被大量发现，最后，引发“文艺
复兴”的却只是其中之一。这种“选择性”是难以用纯粹文化的角度来解释的
。正如西方人文所言，“没有城市，就没有文艺复兴”( 布洛克著，董乐山译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九七版，英文原版：The humanist tradition in
the west,1985)，皇权与教权的冲突，市民阶层与僧侣集团的利益对立，似乎
应该是这种选择性的深层原因。　　
　　
　　二，关于我的立场，什么问题也没有嘛 ：)我不是已经“义正辞严”地质
疑商品经济的模式是否是唯一的了吗，饼兄勿陷我于反党矣。　　
　　
　　三，饼兄说的是，不合理的问题不是必须用暴力来解决的。经济的问题，
至少在理论上，是可能以经济手段来求得解决的。其次，求得完善解决的想法
是过分理想化的。不过，能否说的更详细一点。至少我自己，感到是很难回答
以下一些问题的：

　　(1) 现有的游戏规则是没有出路的，比如中国若遵循现有的发展模式，想
达到美国的生活水平，将耗尽现在世界上每年所出产的所有能源，如果没有模
式上的根本改变，则解决的方法只有两个，一是中国永远不期望不争取达到美
国的生活水准，二是能源的生产翻番。两种方式都难以为人接受。　　
　　
　　(2) 遵循马太效应的现有经济模式只会随着科技的进步拉大不平等。经济
规律本身从未解决这种不平等。经济规律只导致矛盾的逐步激化并最终引发暴
力，或者最终以引进外部的低成本资源来解决。则除非我们可以有地球以外的
廉价资源，或使得地球资源廉价且几乎采之不尽，现在的问题无法解决。　　
　　
　　我觉得，至少在一点上我无法说服陈，就是他号称现在的问题除革命外别
无解决，而我无论怎样不喜欢激烈的暴力，也还是提不出其它的解决方案。这
大约正是问题所在。问题大概不在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模式，而在于穷人
可以接受或忍受什么样的经济模式。　　
　　
　　四，关于二百年前的美国，我同意这种的说法，即经济发展的规模并没有
与政体简单的线性关系，我们谈“决定因素”，也并非谈“线性决定”，“经
济模式”确实是更本质的决定。另一个因素是“历史沿革”，美国是基本以搬
用英国经数百年斗争而来的模式(除了君主没有搬来)，初期移民的经济利益比
较一致，都是得天独厚的条件。即便如此，其后也还是面临地区利益的逐渐分
化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需要以流血的南北战争来解决。更有人视之为英国著
名的羊吃人的一个变种(我对此尚存疑问)。　　
　　
　　五，关于日本，一个我以为可以说得通的解释是这样的。日本可以有维新
而中国只可以有六君子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者的经济模式的不同。至于其不彻底
性，则源于其历史沿革。即在利益有了相当的重分配之后，两个阶层(即得一
方与争取一方 )的一种妥协。可以选择妥协，有文化的因素，但并非全部由文
化决定。此后可以长期妥协下去，离不开外部资源的引入。( 八卷本“日本经
济史”中译本，三联九七版)。不知各位以为如何？　　
　　
　　六，关于香港。楼下书生的分析为我所仅见(孤陋寡闻)。如果我没有理解
错，书生所指，当属李超人最近的言论。就我个人所知，李所不满意的事情，
似有三件，一是关于红KAN(没有这个字) 的一片土地的获得是否公平，一般舆
论的看法是合法但并不公平。二似乎也是土地，我已经离开香港几个月，详细
情况不明。三是政府关于李在绑架案中没有报案所表示的“遗憾”态度。李的
言论，一般市民多认为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的决定，在金融风暴中投资，确实风
险很大。更有人指出，李在电视专题中以自己在八十年代香港不景时的大量投
资为自己辩护，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那时的周边环境尚好，香港的短期复苏
是很有希望并最终实现了的。深层是否如书生所言，还有待查实。　　
　　
　　七，关于制度趋同，在不能论证制度合理的情况下，有预设“合理”的嫌
疑。似乎仍不能逃脱陈文的攻击。　　
　　
　　写到这里，比特数也够多了。暂且打住，希望可以继续讨论下去。我对陈
文，也还是没有形成完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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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迷糊 于January 14, 1999发表于[新观察]

　　好了好了，我不再谈情，我们谈钱好了 ：)关于我的态度，实在没有什么
问题嘛。世界上(至少)可以有两种商品经济，公有制下的和私有制下的。瞧瞧
，还有谁比我更不反党的。嘿。

　　关于经济模式由什么决定，我承认经济模式受文化，政治的影响。比如如
果不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使得毛的理论走下神坛，则我们即使守着六千亿的
原始积累，也还是要坚持两个凡是。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不以为文化，政治
对经济模式起到决定作用，它们的作用大致相当于马论中所谓的“反作用”。

　　不妨看几个例子。

　　(1) 国内外的不少史学家都一再提到，儒家理论之所以能统治中国两千年
，不能简单地归于统治者的提倡。乃因中国广泛的小农经济和其所要求的中央
集权，社区结构简单而高度有序，伦理纽带强大等条件相一致。法家的实践可
见于中央朝廷而其理论却不可以被提倡，乃因它的广泛长期实施，需要完善的
中层法制结构，为中国农村经济所无法支持。故而只可以实施于中央朝廷的小
范围内，成为儒家大背景下的技术性手段。“小国寡民”的思想，则严重削弱
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可能并使得水利等农业基本问题没有解决的可能。博爱的思
想，在一般的情况下，与土地的小块私有相矛盾，故而只可以起作用于特殊时
期(如若干农民起义中)。

　　(2)明太祖的“大诰”，经常被认为是影响了此后数个世纪中国的道路。

　　但也有人指出，禁海这样的命令，若不是在一个农业大国中，绝无可能得
到相当彻底的贯彻执行。考虑到这个国家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之原始，若非民
间缺乏航海的动力，劳动力仍可以以土地为出路，在技术角度而言，政府是没
有足够的力量保证这一命令的执行。若在古希腊也禁海，则只是得罪社会上经
济力量最强大的阶层之一，夺其生路，促其造反而已。

　　(3) 正如楼下朋友所言，斯巴达的“经验”不被重视，有人以其史料缺乏
为理由，但早已被驳斥。事实上，其史料并不缺乏，而作为成熟帝国的阿拉伯
的史料更为丰富，之所以不被重视，乃因社会的选择性。

　　(4) 回过头来谈我们自己，没有农业积累培养起的工业化，即不能有商品
交换的强烈需求，则无论什么样的讨论都不能带来商品经济的今天。那么我们
应该视何者为马论所谓的“第一性”呢？同样，只有当相当数量的人可以有可
能有余钱进行投资的时候，才会对法律在个人权益上的划分与保护提出更高的
要求，此所以立国以土地法开始 (因为土地是当时最重要的，很多时候几乎是
唯一的需要保护的私有财产)，而今天逐步趋向于商业法。

　　综上，我仍然倾向于认为经济模式是最后的决定力量。马论中确实以生产
工具为生产力水平的指标。我个人以为其中有几点需要澄清。不同生产工具的
出现，对经济模式的冲击是不同的，比如青铜农具进步为铁制农具，并不能改
变农本位的模式，但如果拖拉机出现，则今天所谓的“土地集约化经营”，就
有了其技术上的支持，在农村劳动力可以寻得其它出路的情况下，对经济模式
就可能带来革命性的冲击。为什么说“可能”而不说“肯定”，第一，因为我
以为其作用是有条件的(如前面所说的“劳动力出路”)，否则，可能是拖拉机
得不到推广而收场。第二，起作用需要一定的规模，比如明代郑和先生所坐的
船，其制造技术之先进，在当时是没有疑问的，但没有民间二桅，三桅船的千
军万马，什么也不会改变。以为“可以”制造一种生产工具就意味着生产力就
又进了一步，在我看来有教条的嫌疑。假定受控河聚变可以实现而成本太高难
以竞争，则这一进步只具有技术上潜在的价值，而不会改变社会，即便其在理
论上几乎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人类的能源问题。

　　关于香港问题，一直到昨天下午，我才知道李所引起攻击的，还有一个固
定网络发牌的问题，但具体细节仍然不清楚。董特首只以“错综复杂”一语带
过，并以“世界上的主要国家，虽然号称资讯开放，但其实并没有开放”为辩
护。在此提出以为各位的参考。哪位朋友知道详情，还请告知。

　　关于“暴力”的问题，陈文中确实没有直接提出“暴力对抗”，正如楼下
网友所说，倒是提了几次“改良”，但恰好在这点上给我以其“首鼠两端”的
印象，因为一方面其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对抗为“圈外”对“圈内”的对
抗，不能不使人想起暴力，另一方面又只涉及“改良”，对抗与改良如何契合
，作为一个关键问题，却没有涉及。陈文之所以引起争议，这可能是根本原因
，即其完全不涉及技术上可以有什么手段，而在意识形态的对抗方式上又语焉
不详。如同一份没有“技术路线”的经费申请报告，让人只能想起以前的技术
路线。另一方面，这可能不是陈文的错，而是源于我们自己的局限，即我们还
没有见过经济大格局的改变与资源的重新分配，最终不是以暴力为手段或者以
暴力为后盾的。因此而“想当然”，然而，这“想当然”的背后，是否也暗示
在暴力之外，我们可以有的选择还很不清晰？

　　关于现在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我以前已经说过，离不开外界资源的引入，
陈文攻击的恰是这一点。所谓的“全球一体化”越来越多地被人攻击为“经济
侵略”，并非全然出于嫉妒的胡言。这一点正是陈文难以被全然驳倒的原因所
在。

　　最后，我虽然不喜欢暴力，也还不认为暴力的作用只是使得一切从头来过
，暴力手段确实在历史上多次地解决了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对暴力的鼓吹
之所以长期以来都可以吸引一部分人，这也是原因之一。

　　其实，我们的讨论之所以尚无结果，是否因为，我们都还找不到暴力以外
的解决问题的技术性手段？然后，分歧由此而来，即陈文主张目标不可以改变
，手段不论，福山以为目标可以取消，从而命题取消。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目标
与手段间取其折衷，但迄未明晰化。最后一部分人希望目标少变或不变，但苦
无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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