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牛棚杂忆》（4）－（6） 由 新观察库存 于 January 20, 1999 21:43:59:
《牛棚杂忆》自序
《牛棚杂忆》之一、缘起
《牛棚杂忆》之二、从社教运动谈起
《牛棚杂忆》之三、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牛棚杂忆》之四、对号人座
《牛棚杂忆》之五、快活半年
《牛棚杂忆》之六、自己跳出来
《牛棚杂忆》读后感
送交者: 自由的风于 January 20, 1999 11:00:11:[新观察]
6、自己跳出来
好景从来不长。
我快活到了一九六七年的夏秋之交。
此时北大的革命小将，加上一些中将和老将，早已分了派。这是完全符合
事物发展规律的。《三国演义》上说得好：“夫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
分”。现在是到了分的时候了。
在分裂之前的一个短时期之内，北大曾有过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此时群众
革命组织只有一个，这就是新北大公社。公社的头子就是那位臭名昭著的所谓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之一的“老佛爷”。此人据说是“三八式”，
也算是一个老干部了，老革命了。但是，调到北大来以后，却表现得并不怎么
样。已经是一个老太婆了，却打扮得妖里妖气。她先在经济系担任副系主任。
后来又调到哲学系，担任总支书记。她寅缘时会，在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上
签了一个名，得到了中央某一些人的大力支持，兼之又通风报信，这一个女人
就飞黄腾达起来，一时成为全国的中心人物，炙手可热。但是，我同这个人有
过来往，深知她是一点水平都没有的，蠢而诈，冥顽而又自大。每次讲话，多
少总会出点漏子，闹点笑话。在每次开会前，她的忠实信徒都为她捏一把汗。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时竟成了燕园的霸主，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为所欲为，
骄横恣纵。
有压迫就有反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于这样一个女人，有的学生逐
渐感到不能忍受。于是在新北大公社之外，风起云涌，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革命
组织。大都自称为某某战斗队，命名几乎全取自毛泽东的诗词，什么“缚苍龙”
战斗队，什么“九天揽月”战斗队，又是什么“跃上葱笼”战斗队，诗词中可
以用来起名的词句，几乎都用光了，弄到新组成的战斗队没法起名的地步。至
于战斗队的人数，则极为参差不齐，大的几十人、几百人；小的十儿人，四五
人；据说还有一个人组成的战斗队。成立手续异常简单，只要贴出一张大字报，
写上几句：“东风吹，战鼓擂，看看究竟谁战胜谁”，再喊上几句“万岁”，
就算是成立了。不用登记，不用批准，决没有人来挑剔法律程序。当时究竟成
立了多少战斗队，谁也不清楚。即使起有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于九原，恐怕他
也只能认输了。
这时学校里大字报的数目有增无减。原来有的墙壁和搭的席棚早已不敷应
用。于是又有一大批席棚被搭了起来，专供贴大字报之用。大字报的内容，除
了宣布某某战斗队成立之外，还有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大字报。有的大字
报只有四五张，五六张；有的则扩大到九、十张，甚至百张，大有越来越长之
势。附近的居民有的靠捡揭下来的大字报卖钱为生。据说有的学生则靠写大字
报练习书法。据我个人的观察，大字报的书法水平确是越来越高，日新月异。
这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副产品，恐怕很多人会想不到吧。
用大字报来亮相的战斗队，五花人门，五光十色。
最初各占山头，后来又逐渐合并。从由少变多，变为由多变少。终于汇成
了两大流派：一个是正宗的、老牌的、掌权的新北大公社，一个是汇集众流、
反抗新北大公社的井冈山。可以说是一个在朝，一个在野，有如英国的保守党
和工党。两派当然要互相斗争，这斗争也多半利用大字报表现出来。英国的保
守党和工党怎样斗争，我不大清楚。据说他们是颇为讲究“费厄扑赖”的。在
中国，则不大管那一套洋玩意儿。只管目的，不择手段；造谣诬蔑，人身攻击；
平平常常，司空见惯。
因此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物质”，叫做“派性”。这种新东西，一经产生，
便表现出来了无比强大的力量。谁要是中了它的毒，则朋友割席，夫妻反目。
一个和好美满的家庭，会因此搞得分崩离析，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对抗外
敌时都没有这么大的劲头，而在两派之间会产生这样巨大的对抗力量？有人贴
出大字报：“老子铁了心，誓死保聂孙！”这是何等地惊人的决心！如果在建
设四化中有这个劲头，我们中国早就成了亚洲第一条大龙，后来的四小龙瞠乎
后矣。
现在时过境迁，怎样来评价这两大派呢？在当时，在派性猖狂的时候，客
观评价根本上不可能的。现在我觉得可以了。两派基本上都由年轻的教员和学
生组成。
由于种种原因，老头参加的是不多的。两派当然都有各、自的政纲。但是，
具体的内容我看谁也说不清楚。论路线，两派执行的都是一条极左的路线，打、
砸、抢、抄，大家都干；不分彼此，难定高下。有时候，一个被诬蔑成有问题
的教员或干部，两派都抓去批斗。批斗的方式也一模一样。两派都有点患迫害
狂的样子，以打人为乐事。被打者头破血流，打人者则嘻嘻哈哈。打人的武器
颇具匠心。自行车链条，外面包上胶皮，打得再重，也不会把皮肉打破，不给
人留下口实。那一位“老佛爷”经常打出江青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藉以
吓唬别人。对立面井冈山也不示弱，他们照样打出江青的招牌。究竟谁是江青
的最忠实的信徒，更是谁也说不清楚了。但是，两派之间有一个极大的区别：
新北大公社掌握北大的大权，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而井冈山则始终处在被压
迫的地位。这很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同情。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两派的政纲既然是半斤八两，斗争的焦点只能是争夺
领导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这是两派共同的信条。为了争权，为了独
霸天下，就必须搞垮对方。两派都努力拉拢教员和干部，特别是那一些在群众
中有影响的教员和干部，以壮大自己的声势。这时两派都各自占领了一些地盘。
当权派的新北大公社占有整个北大，“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井冈山只在学
生宿舍区占领了几座楼。每一座楼房都逐渐成为一个堡垒，守卫森严。两派逐
渐自己制造一些土武器。掌权的新北大公社财大气粗，把昂贵钢管锯断，把一
头磨尖，变成长矛。这种原始的武器虽“土”，但对付手元寸铁的井冈山，还
是绰有余裕。井冈山当然不肯示弱，也拼凑了一些武器。据说两边都有研究炸
药的人。在这剑拔弯张的情况下，两派交过几次手，械斗过几次。一名外边来
的中学生就无缘无故地惨死在新北大公社长矛之下。
这真正是你死我活的搏斗，但中间也不缺少令人解颐的插曲。主斗者都是
青年学生，他们还没有完全脱离孩子气。他们的一些举动迹近儿戏。比如有一
次，两派正在大饭厅里召开大会进行辩论。唇枪舌剑，充满了火药气味。两派
群众高呼助威，气氛十分紧张、严肃、正当辩论到紧急关头，忽然从大饭厅支
撑住屋顶的大木梁上，嘭地一声，掉下来了一串破鞋。“破鞋”是什么意思，
我国人民，至少是北方人民，都明白的。那一位“老佛爷”就有这样一个绰号。
事实真伪，我们不去追究。然而正在这样一个十分严重的关键时刻，两派群众
都瞪红了眼睛，恨不能喷出火焰焚毁对方。然而从天上降下来这样一个插曲来，
群众先是惊愕，立刻转为哈哈大笑。这一场激烈无比的辩论还能继续下去吗？
同样成串的破鞋，还出现在井冈山占领的学生宿舍的窗子外面。其用意完全相
同。这些小小的插曲难道不能令人解颐吗？
我还在大饭厅参加了另一场两派的大辩论。两派的主要领导人坐在台上，
群众坐在台下。领导人的官衔也全都改变了，不叫什么长，什么主任，而叫（
也许只有井冈山这样叫）“勤务员”。真正让人感到一股革命的气氛，就好像
法国大革命的那样，领导人的头衔也都平民化了。坐在台上的井冈山领导人中
居然有一位老人。他是著名的流体力学专家，相对论专家，是一个富有正义感
的人，在群众中有相当高的威信，是党中央名令要保护的少数儿个人中之一。
他是怎样参加群众性的革命组织井冈山的，我不十分清楚。只是从别人嘴中断
断续续地听说，他不满那位“老佛爷”的所作所为，逐渐流露出偏袒井冈山的
情绪。于是新北大公社就组织群众，向他围攻；有的找上门去，有的打电话谩
骂、恫吓。弄得这一位老先生心烦意乱。原来他并没有参加井冈山的意思。但
是，到了此时，实逼处此，他于是横下了一条心，干脆下海。立即被井冈山群
众选为总勤务员之一。现在他也到大饭厅来，坐在台上，参加这一场大辩论，
成为坐在主席台上年龄最大的人。这时大饭厅里挤得水泻不通，两派群众都有。
辩论的题目很多，无非是自以为是，而对方为非。这让我立即想到美国总统选
举的两派候选人在电视上面对面辩论的情况。辩论精彩时，台下的群众鼓掌欢
呼。一时大饭厅中剑拔弯张而又逸趣横生，热闹非凡。
当时整个学校的情况就是这样闹嚷嚷，乱哄哄（全国的情况也是这样）。
那一句“乱了敌人”的名言，在这里无论如何也对不上号。谁能知道谁是敌人
呢？当时全北京，全国的群众组织在分分合合了一阵以后，基本上形成了两大
派，在北京这叫做天派与地派。每一派都认为对方是敌人，唯我独革，军队被
派出来支“左”，也搞不清楚谁是“左”。结果有的地方连军队也分了派。这
实际上是乱了自己。如果真有敌人的话，他们会站在旁边，站在暗中，拍手称
快。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自己怎样呢？
我滥竽人民之中，深知这实在是来之不易。所以我最初下定决心，不参加
任何一派，做一个逍遥派是我唯一可选择的道路，这也是一条阳关大道。在全
校乱糟糟的情况下，走这样一条路，可以不用操心，不用激动，简直是乱世的
桃花源。反正学校里已经“停课闹革命”，我不用教书，不用写文章，有兴趣
就看一看大字报，听一听辩论会，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简直像一个活神仙。
想到快意处，不禁一个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但是，人世间决没有世外桃源，燕园自不能例外。
燕园天大发生的事情时时刻刻地刺激着我，我是一个有知觉有感情的人，
故作麻木状对我来说是办不到的。我必须做出反应。我在北大当了二十年的系
主任，担任过全校的工会主席，担任过一些比较重要的社会职务，其中有全国
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等等。俗话说：“树大招风”。我这棵树虽然还不
算大，但也达到了招风的高度。我这个人还有一些特点，说好听的就是，心还
没有全死，还有一点正义感。说不好听的就是，我是天生的犟种，很不识相。
在这样主客观的配合下，即使北大有一个避风港，我能钻得进去吗？我命定了
必须站在暴风雨中。
不钻避风港，我究竟应该怎样做呢？我逐渐发现，那一位新北大公社的女
头领有点不对头。她的所作所为违背了上面的革命路线。什么叫革命路线？我
也并不全懂。学习了十多年的政治理论，天天听那一套东西。积之既久。我这
冥顽的脑袋瓜似乎有点开了窍，知道干一切工作都必须走群众路线。我觉得，
对待群众的态度如何，是判断一个领导人的重要的尺度，是判断他执行不执行
上面的革命路线的重要标准。而偏偏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一一一只是我认为
一一一那个女人背离了正确道路。新北大公社是在北大执掌大权的机构，那个
女人是北大的女皇。此时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完全遵照上面的指
示的结果。“革命委员会好”，这个“最高指示”一经发出，全国风靡。北大
自不能落后，于是那个女人摇身一变成了北大“合法”政权的头子，北京大学
革命委员会主任。这真是锦上添花，岂不猗欤休哉！然而这更增加了这一位不
学有术、智商实际上是低能的“老佛爷”的气焰。她更加目空一切，在一些“
小李子”抬的轿子上舒舒服服，发号施令，对于胆敢反对她的人则采取残酷镇
压的手段，停职停薪，给小鞋穿，是家常便饭。严重则任意宣布“打倒”，使
对方立即成为敌人，可以格杀勿论。她也确实杀了几个无辜的人，那一个校外
来的惨死在新北大公社长矛下的中学生，我在上面已经谈到。看了这一些情况，
看了她对待群众的态度，我心里愤愤难平。我认为她违反了上面的革命路线。
我有点坐不稳钓鱼船了。
但是，我是深知这一位女首领的。她愚而多诈，心狠手辣。我不愿意冒同
她为敌的风险。我只好暂时韬晦，依违两派之间，作出一个中立的态度。
在这期间，有几个重大的事件值得一提。第一件是到印尼驻华大使馆去游
行示威。大概是因为印尼方面烧了我们驻雅加达的大使馆，为了报复，就去示
威。这是一个深得人心的爱国行动。北大的两大派哪一个也不想丢掉这个机会
来显示自己的力量，争取更多的群众。两派都可以说是“倾巢”出动。在学校
南门里的林荫大道上，排上了几十辆租来的大汽车，供游行示威者乘坐之用。
两派的群众当然分乘自己的车。可我哪一派都不是，想乘车就成了问题。两派
认识我的几个干将看到有机可乘，都到我跟前来献殷勤，拉我上他们的车，井
冈山的一位东语系的女干将，拉我特别积极，从内心里来说，我是愿意上他们
的车的。但是，我还有顾虑，不愿意或者不敢贸然从事。新北大公社派来拉我
的人也很积极。最后，经过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思想斗争，我还是上了公社的车。
一路上，人声鼎沸，红旗招展。到了印尼大使馆，喊了一阵口号，又浩浩荡荡
地回到燕园来，皆大欢喜。
另一件事情是到解放军一位高级将领家中去“闹革命”，或者是去“揪”
他。他的家是在玉泉山的一个什么地方。我并没有听清楚，为什么单单到他家
去“闹”。反正当时任何一个战斗队，可能在某某后台的支持下，都有权宣布
打倒什么人，“揪”什么人。我连他住的确切地方都不知道。这一次因为路近，
没有乘坐大车，绝大部分人是步行前往。我因为属于“有车阶级”，于是便骑
车去了。由于两派群众混杂在一起，我没有像到印尼使馆去示威时那样受窘。
没有人来拉我参加哪一派的游行。我成了骑车单干户。在分不清是哪一派的车
队中随大流骑向前去。过了青龙桥，我看还有人骑车向西山奔去，我也就盲从
起来，跟着那些车骑向前去。一直到了万安公墓，是玉泉山背后了。知道不对
头，忙回转车头，又来到了青龙桥，却听群众中有人大声嚷嚷，说是已经“闹
过革命”了。我只好随人流回到燕园。到底我也不知道。那一位将军究竟住在
什么地方，我连大门都没有看到。我想，当时很多人闹革命就是这样闹法。
还有一件事情比较重要，必须提一提。北大两派为了拉拢干部，壮大声势，
都组织了干部学习班。有一些在前一阶段被打成走资派的干部，批斗了一阵之
后，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虽然靠边站了，却也不再批斗，这些人有的也成了
两派争取的对象。我也是被争取的对象之一。有不少东语系的教员动员我参加
学习班。井冈山的人动员我参加他们的班，新北大公社的人动员我参加自己的
学习班。虽然我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考虑，决心慎重行事。我要是到井冈山学习
班去“亮相”，其中隐含着极大的危险性。新北大公社毕竟是大权在握，人多
势众，兵强马壮，而且又有那样一个心胸狭隘，派性十足的领袖。我得罪了他
们，后患不堪设想。迟疑了很久，为了个人的安全，我还是参加了新北大公社
的学习班。
两派学习班的宗旨，从表面上来看，看不出什么差别，都拥护伟大领袖，
都竭尽全力向领袖夫人表忠心。对后一位的吹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两派各
自贴了不知道多少大字报，把她捧得像圣母一样。我水平低，对于这一点完全
赞同。虽然我也曾通过小道消息听了不少对她十分不利的话；但我依然不改初
衷。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我这个人不善于掩蔽自己的想法，有话必须说出来，
心里才痛快，我对于两派的看法，大家一清二楚，这就给我招来了麻烦。两派
的信徒，特别是学生，采用了车轮战术来拉我。新北大公社的学生找到我家，
找到我的办公室（我怎能还有什么办公室呢？但是，在我记忆中，确实是在办
公室中会见了她们。我现在一时还想不清楚，以后或许能回忆起来）来，明白
无误地告诉我说：“你不能参加Ｏ派（井冈山）！”这还是比较客气的。不客
气的就直接了当地对我提出警告：“当心你的脑袋！”有的也向我家打电话，
劝说我，警告我；有甜言蜜语，也有大声怒斥，花样繁多，频率很高。我发现，
我现在的处境几乎同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老教授完全一样。我有点不耐烦了。
我曾说过，我是天生的犟种，有点牛脾气。你越来逼我，我就越不买账。经过
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心干脆下海。
其中的危险性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记中写道：“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
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可见我当时心情之一斑。
我就这样上了山（井冈山）。
反公社派的学生高兴了，立即选我为井冈山九纵（东语系）的勤务员。这
在当时还是非常少见的。
海下了，山上了。这个举动有双重性。好处是，它给我的内心带来了宁静，
带来了平衡，不必再为参加或不参加这样的问题而大伤脑筋了。坏处是，它给
我带来了恶性发作的派性。派性我本来就有的。但过去必需加以隐蔽。现在既
然一锤定音，再也用不着躲躲闪闪了。
我于是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学生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攻击新北大公社，讲
的也不可能全是真话，谩骂成分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心中也不是没有侥幸心理。
我自恃即使自己过去对共产党不了解，但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任何其他
反动组织，我的历史是清白的。新北大公社不一定敢“揪”我。
但这只是我的想法的一面。此时，新北大公社那位女头领肯定已视我如眼
中钉。她心狠手辣，我所深知。况且她此时正如日中天，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
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趾高气扬，炙手可热。我季某竟敢在太岁头
上动土，她能善罢干休。饶过我吗？而且此时形而上学猖撅，在对立面成员的
言谈中，文章中，抓住片言只语，加以曲解，诬陷罗织，无限上纲，就可以把
对方打成反革命或现行反革命。比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大脑中管
语言的那一部分里可能是放在一个卡片柜里面的，稍一不慎，就容易拿错。一
旦拿错，让对方抓住小辫儿，“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必能戴上。那一位弱智的
女头领就常常出现这个问题，她的徒子徒孙经常为此而为她捏一把汗。这样的
形而上学再加上派性，就能杀人而且绰有余裕。这一点我是清清楚楚的。
因此，我自己的侥幸心理并不可靠。我怀着这种侥幸心理，在走钢丝，随
时都能够跌下来，跌人深渊。这一点我也是清清楚楚的。在一九六七年的夏天
到秋天，我都在走钢丝。我心里像揣着十五只小鹿，七上八下，惴惴不安。此
时，流言极多。一会儿说要揪我了；一会儿又说要抄我的家了。我听也不是，
不听也不是。在我的日记里，我几乎每一周都要写上一句：“暴风雨在我头上
盘旋。”这暴风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压了下来，把我压垮，压碎。这时候反
公社的北大教员恐怕都有我这种感觉，而我最老。炎炎的长夏，渗淡的金秋，
我就是在这种惴惴不安中度过的。
（自由的风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