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中国面临的危机 由 新观察库存 于 December 09, 1998 23:46:57:
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 ──经济改革二十周年反思记
发表于《粤港信息日报》1998年5月10日
````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经济改革已在各种阵痛中行进了整整20年，目前正
经历着“边际效益递减”的痛苦历程。而推根溯源，改革边际效益递减的原因主
要是因为所有发生在经济领域的问题，其根源却深植于非经济领域，根本不是单
纯的经济改革所能奏效。这一切意味着改革的继续行进需要解决几个认识上的问
题，本文要谈的问题主要是三个：
第一，一个国家的改革单纯局限于经济领域是否明智？
第二，为什么需要对改革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和检验，而这种检验与审视为什么又
必须超越意识形态的限制？
第三，改革中的公正问题居于何种地位，是否需要对改革作出价值判断?
一、改革岂能局限于经济领域
````先来谈谈只进行单纯的“经济改革”是否完全妥当。在这里必须将中国放置
在国际大背景里考虑，也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其实也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一
样，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如果仅从经济学意义上考察已失去了意义，
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学的发源地是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用纯粹的“经济术语”
──总量概念的就业与失业、储蓄、投资及产业，以有效市场为先决条件的需求、
供给及价格──进行的分析可能有意义并得出合理的推论，那是因为这些概念、
模型和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的理论相当符合发达国家的现实。但在不发达国家不能
用这些方法，除非是想让分析离题和严重错误为代价。当市场不存在或高度不完
全竞争时，不能运用上面提到的那些假定的（以及许多其它的）经济术语。为什
么？道理很简单，经济学是门经验科学，实践变了，理论就得跟着变。运用发达
国家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这种方法的缺陷在于脱离了观
念和制度。在发达国家，观念和制度或是被合理化，达到了给予经济发展以动力
的程度，或是进行快而稳的调整，这个假设在不发达国家并不成立。不少不发达
国家虽经多年经济发展，但民主政治制度却并未在这些国家生根发芽，许多国家
甚至连起码的政治稳定的目标也未能实现，一直处于动荡混乱之中，使得经济发
展缺乏起码的政治基础，人民则经受着贫困和饥馑的折磨。
````在中国，脱离经济问题的政治内涵来侈谈经济问题，就有点象编织皇帝的新
衣一样，在制作伪理论，从而永远使经济问题得不到真正的解决。因为在发展中
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从来就只有问题，而没有所谓“纯粹的经济问题”。而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这些问题往往相当复杂，经济理论通常排除在外的因素在这些
不发达国家里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西方的经济分析方法，其理论和模型是把非经
济因素排除在外的，如将其用之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便导致对
现实概念的严重扭曲。
````由五个三中全会文件赋予政治合法性，并由十五大继续加以肯定其方向路线
的中国经济改革，从其起源来看，就是政治行为，而不是经济行为。在改革中牵
动国家每一根神经的资源分配，其实完全是市场前权力分配的结果，它根本不是
产生于经济行为，而产生于政府行为。仅这两点，就可以说明，研究中国的经济
问题，必须要考察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环境，否则得出来的结论可以说对中国的
公众，尤其是弱者来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嘲讽。但我们却将它看作是一种“有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但其实观诸世界各国，所谓现代化道路，又有哪一个
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仅仅只是通过“经济改革”而成功到达目的地？现代化道
路其实就是个制度创新过程，而制度创新包含着三个层面：一是意识形态的创新，
二是财产所有权的变革，三是政府行为的改革。这三个层面之间其实就是一种互
动关系，某一方面的滞后，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失衡。所以舍弃中国经济问题的政
治内涵，只谈经济改革的改革，说穿了就是一种跛足的改革，或叫做“夹生饭改
革”。这种“夹生饭改革”或能收效于一时，但它所积累下来的问题，最后必将
以一种更为复杂的形式使社会承担改革代价，拉美国家与东南亚诸国的金融危
机，其深层根源其实就是社会发展失衡。比如中国，自上而下地进行了20年改
革，其实也就是将财产所有权的变革完成了一半。说是一半，是因为现在的私有
财产还不受宪法保护，还有个为市场经济立宪的大问题，在意识形态的创新与政
府行为的改革这两方面，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中国近20年的改革证明，发展中国家不但面临着经济发展的难题，而且还
面临着相当复杂的政治改革任务。只有经济发展的单兵突进，根本解决不了发展
中国家面临的许多实际问题。中国没有可能声称自己只需要搞经济体制改革，因
为“夹生饭改革”延续的时间越长，所累积的问题也就越多，也越难于解决。
二、审视改革必须超越意识形态
````这里所谈的“批判”，并不是“文革”语言中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谩骂，而
是对问题进行条陈缕析，说清楚利害关系的一种审视和检验。其目的是通过这种
批判看清某些问题，使改革得以向纵深推进。
````其实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场改革，都是对旧秩序的一种颠倒和社会利益的重
新配置，势必要遭到各种各样的反对。为什么我国在80年代会出现那种以意识
形态标准来划分改革与反改革阵营的情况？原因在于人们刚从“文革”的阴影中
走出来，非常担心左的回潮，担心走回头路，所以才会出现这种局面：谁对改革
持有批评意见，谁就会被看作是反改革派。这种划分过于简单，改革中出现问题，
应该允许有识之士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公开的传媒指出来，并加以讨论。因为问
题并不因为不允许谈就不存在，采取“驼鸟政策”回避问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个人认为，对改革的批判应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是改革目标的批判，二是
对改革过程的批判，三是对改革方略的批判，四是对改革手段的批判。我所写的
《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其实就是对改革过程偏差的批判。考察发展中国家就会发
现一个奇怪的矛盾：所有的不发达国家在政策上都赞成更大的平等，它们在计划
工作中通常突出地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当作一个实际的目标。事实上没有一个国
家的政府会宣布政府的目标是通过让极少数的特权阶层更富有来创造更大的不
平等，它们都自称坚持平等理想并正在制度层面上落实这一理想。但实际情况却
表明：赞成更大平等的郑重宣言与明显的更大不平等的趋势之间存在着自相矛盾
的问题。对于这个矛盾的解释必须与不发达国家的权力分配联系起来，比如当代
中国正是在改革过程中，严重变形的权力之手介入国家资源分配，才导致在短短
十多年内，迅速走完从平均主义到贫富差距过大这一段漫长的路。
````要言之，对改革过程偏差的批判的着力点应该回到改革过程发生的原点来。
这个原点就是：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权力大规模地介入国
家资源配置。这里仅举两例：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我国有两项计划经济体制的
遗产不可不处理，一是国家资源的管理配置，二是庞大的国有资产。我国现在的
“模拟市场经济体制”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最主要的差别，那就是资源
配置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政府代行市场功能，进行资
源配置，从而使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国家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
寻租活动猖獗。而国有资产管理方式的严重缺陷，又使得国有资产成为各种利益
集团寻租的“猎物”。有此两点，我国在理论上坚决反对私有化的同时，却有少
数权力圈中人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完成了私人资本原始积累，从而造成了这样一
种与改革目标相违背的格局：一部分人承担改革代价，另一部分人却享受改革成
果。而这种格局的形成，引起了社会种种不良事后反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
社会矛盾。
````对改革方略的检讨其实也必须进行。比如我们现在这种以经济发展为最高导
向的改革方略就颇值得检讨。因为一个国家如果仅以经济发展为最高导向，只以
金钱来解释成功，就会导致全民群情汹汹地追逐金钱，置具有超越性的社会目标
于不顾。一个社会如果有50%的人追逐金钱，还有另一部分人却致力于其它方面
的社会建设，这个社会还不能说是病态的。但如果绝大部分人都将追逐金钱悬为
自己人生的最高目标，整个社会充斥着患了金钱迷幻症的人们，这个社会就只能
说是病态的。因为一个国家毕竟不是一个巨型公司，国家领导人的职能也不是
董事长，国家的发展需要更高层次的理念导引。
````要言之，对改革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和检验必须超越意识形态的限制：批评改
革未必是反对改革，爱之深才责之苛；如果总是超越不了“左、右、改革”之类
的阵营划分，必将限制对改革的反思向纵深发展。因为对改革的认同已不应该局
限于名义，而应该看其实质内容。批评改革者未必都是“左”，拥护改革者还得
看他拥护的是什么内容的改革。
三、公正问题岂容回避
````人类历史上的每次改革（包括革命在内），其本质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包
括重新分配社会的政权、财富、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而分配原则必须要符合当
时社会中人们承认的公正原则，当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对这一社会中通行的分
配原则认可时，这套原则就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了道德合法性。如改革之前，牺
牲了机会均等的结果均等，在当时被认为是合理且能被接受的。但公平正义等观
念却又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的，有其时代含义。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小农
式公平观念被破除了，中国需要建立新的平等观与正义观，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
正确看待改革中的公正问题。
````这里必须先厘清一个问题，即正义与平等这些人类基本原则是否有国界。自
从启蒙时代以来，正义、公平、自由、人权这些人类基本原则其实有其确切含义，
尤其是社会公正问题，因其牵涉到社会财富的分配，其涵义更是非常确定，具体
说来有三点，第一是起点的公正，即机会均等，第二点是过程的公正（这牵涉到
竞争规则的公正），第三点是结果的公正。社会公平的第一原则即机会的均等，
在西方社会那种市场经济体制下已不成其为问题，这些国家所苦的是结果不平
等。罗尔斯的名著《正义论》发表于1971年，完全适应了当时美国调整分配原
则的需要。罗尔斯阐释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基本原则是美国独立宣言中
承认的原则，第二个差异原则主要强调以补偿原则促使第一个原则的实现，意在
关怀弱者。由于世界现代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西方文化认同的过
程，这些原则对人类社会有一定的普适性，不管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只在
处于现代化进程当中，大概不应该对这些大原则的基本要义进行质疑。
````但是每一个国家都有具体的国情，因此负责对现实作出解释的社会科学却有
着明显的国界。要言之，一个国家的思想家或其它社会科学专家，要想在理论上
有所建树，就必须对他们所处的社会现实作出有效的解释和回应。因此讨论到中
国经济改革中的公正问题，就必须充分考虑现阶段我国的不公正到底是什么性 质。
反思我国改革的全部问题，就会发现我们的结果不公正，其实就源于起点的
不公正与过程的不公正。一个在银行掌握贷款权的银行职员或在国有土地部门掌
握土地资源分配大权的公务员，在致富的竞争起跑线上已远比一般平民百姓遥遥
领先。可以拿到各种批条的特权阶层或与特权阶层有瓜葛的人，其致富的能量更
远非普通公众可以相比。再加之在股市、期货、房地产等几大泡沫经济领域中，
充满了各种黑箱操作，所谓竞争规则完全处于一种不透明的状态，在此情况下开
始的积累财富大竞赛，根本不可能产生什么公正的结果。 所以中国从80年代
以来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之争的内涵，从根本上就与西方发达国家“公平与效
率”之争的内涵相异。 在发达国家，与“效率”相对的
“公平”是指结果平等而言，因为竞争出效率，但竞争的结果有输赢之别，取消
输赢之别的平等无异于取消竞争，因而会影响效率，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效率与
公平的选择确实陷入了两难之境。然而即使在西方，在第一公正原则（即起点的
公正）实现了的条件下，也从来没有人认为竞争过程的公正与效率不兼容，因为
过程的公正恰好是竞争得以实现的前提，从而也是效率的前提。因此对于我们这
个正在为起点及过程的不公正所苦的社会来说，一些理论家们老是过分地强调
“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实在是完全不顾及社会科学要解决的问题存在着国界之
分。可以说，在我国现阶段，先得解决起点不公正的问题，让权力从经济领域中
退位，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所谓“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这类问题，
正确的选择只能是，也只可能是：公正至上，效率自在其中。
````发展中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与我国改革过程中暴露的社会事后不良反应都
表明，平等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收入分配领域，在19世纪及20世纪上半叶，
英美等发达国家确实为了社会的效率，容忍了一两代人的不公平分配，甚至使这
些国家的人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丧失尊严、品质恶化、金钱压迫、不安全感、
社会动乱等等。但是今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有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前，人民的福利
意识普遍增强，大家认为，贫富差距过大远比普遍贫穷更难忍受，平等应是一个
可以在实践中付诸实施的政策目标。所以在下一阶段的改革中，必须考虑进行分
配制度的改革，并且将公平作为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起始目标。
````对改革做价值判断的必要性还有下列事实作为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
理论提倡价值与事实分离、轻视价值判断的“纯科学研究”，最终使政治发展研
究丧失了提供政策研究的资格，并导致了当代政治发展研究的衰落。以此推导，
如果我们对改革中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公平与正义加以忽视，只会导致改革过程偏
差的加大。
````我国就问题解决问题的“撞击反射式”经济改革，经历了由外围到内核、由
边缘到腹地、由浅及深的逐步推进历程，从政府要员到普通公民，现在基本上都
已对改革过程的艰难性及曲折性有了充分的了解。有人曾形象地将中国的改革与
前苏联的改革作了一个形象的对比：两个国家的改革都缘于一张“口”，我们是
为了解决“口”的生理功能，所以先从经济改革起步，让人民吃饱饭；而前苏联
则是为了解决“口”的社会功能，言论自由-政治自由，故其先从政治改革起步。
我们先易后难，步步深入，越改到后面难度越大；而前苏联则是先难后易，虽然
曾陷入整体性的崩溃，但越到后面，改革之路也越容易走。当此际，我们必须要
有足够的理论勇气，对有关贫穷、分配、财富增长的各种政策的政治、经济、哲
学基础进行批判性的审视与检验，并建立新的理念体系，从而使我国的经济—政
治建构发生历史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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