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西乞术 于 March 06, 2003 09:08:00:[新观察/xgc2000.net]
读诗杂记：唐明皇称呼中国为“支那”的一首诗
不久前，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网页上，利用王铎先生开发的“全唐诗电子捡索系统”浏览唐诗，於唐玄宗名下，赫然发现一首标题为《题梵书》的诗：
《题梵书》
毫立蛇形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
就笔者所知，这是中国人自称中国为“支那”的最早的文字记录。这首诗，《全唐诗》和《全唐诗逸》都未收，仅见於陈尚君先生辑校的《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陈先生的来源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1908年从王道士那里低价搜罗去的一份敦煌千佛洞唐代手抄文书，编号P.3968，原件现藏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陈先生对这首诗做了详细的考据，指出宋、元、明三代，类似的诗一直在民间流传。清人王昶（1725－1806）选辑的《金石萃编》中，收录有陕西省咸宁县卧龙寺制作於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的一方石刻铭文，其中有作者为唐太宗的一首诗如下：
《唵字赞》
义静三藏於西天取得此梵书唵字，所在之地一切鬼神见闻者无不惊怖
鹤立蛇行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儒门弟子无人识，穿耳胡僧笑点头。
《题梵书》诗中我们最感兴趣的关键词“支那”，在《唵字赞》诗中换成了“儒门”，两首诗其它个别字句也有所不同，但它们同出一源是毫无疑问的。至於作者从唐玄宗变成了唐太宗的问题，下面要详细加以讨论。《金石萃编》还收录有河南省登封县立於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的一方石刻铭文，其中也有一首诗：
《梵文唵字》
唐玄宗书并读
鹤立蛇形势未休，五天文字鬼神愁。龙盘梵质层峰峭，凤展翔仪乙卷收。正觉印同真圣道，邪魔交秘绝踪由。儒门弟子应难识，碧眼胡僧笑点头。
这首诗，是在《唵字赞》中间添加两联的再创作。陈尚君先生还从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年）成书的《中牟县志》卷七中，发现一首标题为《题梵菴篆符》的诗，也与上面三首诗类同，作者为唐太宗。可惜北大“全唐诗电子捡索系统”中没有收录《题梵菴篆符》。笔者在海外，一时间找不到《中牟县志》，不得其详。
那么，敦煌唐代手抄文书中《题梵书》诗的原作者究竟是谁，唐太宗或者唐玄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笔者考据了《唵字赞》诗短序中所述从“西天”引入梵书“唵”字的“义静三藏”其人。唐玄宗天宝十二载（753年），扬州兴云寺有法名为义静的沙门，随同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义静是鉴真的弟子之一，在日本主持塑造了奈良唐招提寺中的“本尊毗卢舍那佛坐像”、“药师如来立像”、“千手观音菩萨立像”，这些佛像至今还供人参观。但传世文献中，没有他去过“西天”（印度）、懂得梵文、具有“三藏”尊号的记录。三藏，原是佛家三大类文献：经、律、论的总称，後来成为精通“经、律、论”的学僧的最高荣誉称号，如玄奘三藏，不空三藏等等，有如今天学术界的所谓“宗师”。扬州兴云寺的义静，学术上还没有达到三藏一级的水平，与《唵字赞》中所说的“义静三藏”不象是同一个人。《唵字赞》中的“义静”更可能是唐代译经大家“义净”的误写。义净（635－713），俗姓张，字文明，幼年出家，三十七岁在广州搭乘波斯商船经由苏门答腊等地辗转到达印度。在访问印度三十余国、学法二十五年後，携带四百多卷梵文经典经海道返归东土。武周证圣元年（695年），义净回到洛阳时，武则天亲自率领百官出城迎接。义净一生共翻译佛经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在中国佛教译经史上，与鸠罗摩什、真谛、玄奘齐名。他长期留学印度，精熟梵文，学术成就无愧於“三藏”的崇高称号，应该就是《唵字赞》中所说的从西天取得梵书“唵”字的“义静三藏”，只是铭文中把“净”字错刻成了“静”字。如果上述推测正确，《题梵书》诗的原作者不是唐太宗，因为太宗死於649年，此时义净只是十四岁的小沙弥，还没有去过印度，太宗生前是不可能看到义净引入的梵文“唵”字的。从生卒年代判断，看到义净引入的梵文“唵”字的皇帝不是唐太宗，而是唐玄宗（685－762）。
弄清楚是义净引入梵书“唵”字，有助於我们进一步理解《题梵书》诗。义净去西天求经时，印度本土的大乘佛教已经日见衰微，代之而起的是吸收了大量印度教神秘仪式的密宗金刚乘。密宗修行主张“口、身、意”三到，其中的“口到”，就是口念咒语。在诸多咒语中，“唵”字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如藏密中最重要的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弥、吽”，就是以“唵”字开头的。义净在印度求法期间，必然受到当时印度佛教主流密宗的影响。而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早就相信符录咒语具有神秘的力量。义净回国後，把密宗咒语中最重要的“唵”字依梵文字母形状画成符录，如同诗中所述－毫（鹤）立蛇形，也认为它具有神秘的力量，是可以理解的。唐玄宗显然是看到了用五天文字（梵文）书写的“唵”字，注意到周围人的反应，有所感而写下了《题梵书诗》。他看到的是中土僧人（支那弟子）因不懂梵文默默无言，而佩载耳环的洋和尚（胡僧）则因理解字意点头微笑。这首诗的灵感似乎产生於有印度僧侣的寺院里。当时的长安、洛阳，这样的寺院为数不少。从诗的轻松气氛推测，这首诗应该题於景龙四年（710年）李隆基发动军事政变夺取军政大权之前。从景龙四年到接位成为皇帝之间的二年里，他忙於铲除太平公主势力，不会有余暇到寺院去看梵书。李隆基登上皇位以後，如果到某个寺院题诗，他身边的大臣们，其中不乏诗坛高手，肯定会题诗唱和，但《全唐诗》中找不到其它与此相关的诗。
读到《题梵书》诗以前，笔者所知最早记载有“支那”一词的古藉是北宋初期赞宁的《宋高僧传》（成书於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赞宁在所撰唐代外裔僧侣智慧、极量、慧琳的三篇传记中，多次依他们的口气，称呼中国为支那。其中智慧、极量是印度裔；慧琳是疏勒（今新疆省喀什地区）人，长期在印度高僧不空手下打杂。追本溯源，支那应当是唐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这个称呼是否是印度人的原创，後来是否传到其它地区去，笔者手头没有可供进一步分析的资料。李隆基是知道这个称呼的，所以写入诗中。安史之乱以前的唐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作为当时世界级超级强权的皇族主要成员，李隆基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毫无自贬的意思。当时的印度，分裂成几十个小国。唐帝国的远征军，还有干涉人家内政，参於印度某国国君废立的记录。古代印度人称唐帝国这样的庞然大物为支那，也不可能带有贬意。但时过境迁，今天一部分同胞对日本人称呼中国为支那非常反感，认为是侮辱。日本人口中的支那有没有贬意？只要查一查历史上日本是如何称呼中国就可以弄明白。但这已超出本文和笔者能力的范围。
2003∕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