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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附录 安徽省凤阳县1958-1962年灾难实录(中)金辉[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 www.ChinaFamine.org 转载时请注明作(译)者及出处 瞎指挥和瞎折腾 ──生产力是怎样被 按：据《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凤阳所在的蚌埠站1958年和1959年均为偏旱（1度），1960年和1961年均为不旱不涝或旱涝相当（0度），总的来说年景较好，或者说很好，确实是风调雨顺，没有什么“自然灾害”。但是，凤阳的粮食总产量却连年骤减，骤跌了一大半，“灾情”可以说是十分严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下面的材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灾祸到底缘何而起从何而来又因何而烈。如此穷折腾，如此瞎胡闹，如此“逆天行事”，倘若还会有什么“大跃进”、“大丰收”，那可真是天理难容了。胡作非为终于招致了自然法则的无情报复。然而，这报复却最终降临到了原本无辜的凤阳百姓头上 ──他们原本就已经是那些胡作非为的受害者了。凤阳人民于是雪上加霜祸不单行再三涂炭。天哪（如果真有“老天爷”、“天理”和“天意”的话），你为什么也是这样的不公平？ 1958年 为了迎接检查团，小溪河乡党委副书记带领480个社员，130面红旗，就地扎营，一天就种麦78亩，整修畦田385亩。（1958.） 1958年 利民公社实行露天扎营，田头睡觉，白天生产，晚上讨论。据统计，全社有4575人吃睡、战斗在田头，干劲冲天，事迹惊人。 （1958.） 1960年3月 地委吴秘书长指示：专区建两个万头猪场，凤阳县摊一个。猪圈建成后，曾（希圣）政委要亲临检查，并有７个专区前来检查。 具体要求: 一、猪圈盖的要有气魄，要用砖或石头打墙基，用砖铺地。【金辉曰： 那边厢百姓的房子被拆被扒被占，他们无家可归；而这边厢“猪圈盖的要有气魄”!人竟然不如猪。一叹。】 二、猪场建成后，要有种猪共1000头。 三、要建猪圈1500间；要建7个厂房:粉房、槽房、糖坊、粮食加工厂；要建办公室6间、伙房3间、餐厅兼会议室5间，职工住地1500平方米，14间。 四、3月8日动工，月底完成。 （1960.3.7） 1960-1961年 全县只有141.2万亩耕地，1960年春种就上报播种面积184.4万亩，超过总田亩40多万亩。粮食产量1958年实产1.5亿斤，上报4.05亿斤，多报2亿多斤。1961年烤烟实际栽57 388亩，上报137400亩，多报1倍以上。生猪实有43000头，上报166000头，多报12万头。开荒地上报137400亩，实际开得很少，而且没有抛荒的多。在水利战线上，3年全县实作土方5000万立方，上报2.1亿立方。在造林方面为了搞表面化，就把社员的私人大树移栽到公路两旁，有不少这边没活，那边也搞掉了，劳民伤财。在淮南线上栽了一点果树，而且果子很小，就上报实现了园林化。3年来全县栽树13.2万亩，上报绿化荒山隙地72万亩。 县委要求各公社当天下午4点钟汇报，不报不行。公社4点以前向大队要生产进度表，大队下午就向小队要生产进度。生产队的社员下地还没有干完活，哪来的数字汇报呢?不汇报就要受到批评，只有假报估吹。有的想先报后补，而劳力只有那么多，天天多报怎么能补上呢?所以数字越报越假，越吹越大。（1961.1，⑶.） 1960年 小溪河公社向上汇报数字与情况，都是层层估，级级糊，以孬报好，以少报多，没有报有，弄虚作假，欺上压下。今年公社粮食实种127765亩，上报270622亩，油料实种497亩，上报1666亩，烤烟实种3820亩，上报21778亩，生猪实有3058头，上报26919头。报实受批评，假报受表扬，也大大助长了假报瞎吹。万保大队小姚生产队上报3条牛一个晚上犁地36亩，公社不分真假，党委书记当晚电话表扬。李武大队乌云山生产队上报3条牛一个晚上犁地45亩，大队在那里召开了现场会。山河大队什庙生产队1亩油菜未种，向大队报种120亩，大队认为进度不快，向公社报了210亩。石马大队报“十里菜花香，千亩山芋岭，万亩千斤稻”，结果是，“十里菜花香”收的菜籽一坛子装，“千亩山芋岭”变成荒草岗，“万亩千斤稻”变成蛤蟆翻身都看得到。新田大队为了搪塞地委检查，发动300个劳力，180犋牲畜，由燃灯到总铺国光的沿途12里，光做畦田不撒种，造成大片良田荒芜，今年颗粒无收。（1960.11.24，[2] ） 1959-1960年 山河大队去年午收面积只有7700亩，而上报给公社17000亩。今年早稻只栽900亩，上报8900亩。任庙小队去年一亩油菜没栽，小队却上报150亩，而大队又按分配给小队的日进度指标上报为300亩。鲁滴生产队一次上报栽秧日进度是30亩，大队会计不同意，说小队会计思想右倾，调到大队检查，硬逼报为150亩。（1960.11.24，⑹.） 1959-1960年 凤淮大队距公社驻地20多华里，干部不常到，去年荒了7000多亩地没人知道，一直到午收后才发现。全心大队1959年冬季报秋种面积5420亩，到午季一核实只有2710亩，占总耕地的28％。 淮安大队水利条件差，只能种500亩水稻，公社却分配给这个大队2300亩水稻的种植任务。结果一亩秧田下500 600斤稻种，秧却一棵未出。这一年全大队并栽1400多亩水稻，因为缺水，大部干死，实收面积只有325亩，平均单产42.5斤。 （1961年） 1958-1960年 门台公社宏光大队3年来不因地制宜，强制推行旱改水，造成减产，一年不如一年。全大队1958年旱改水1600亩，亩产50多斤，1959年改850亩，亩产31斤，1960年改900亩，亩产只有2 3斤。为了栽水稻，因本地无水下秧，派了48人，25条牛，运了3万斤稻种跑到60里开外去泡种育秧，结果干了29天，连种籽都丢给了人家。犁掉黄豆栽晚山芋，得不偿失。1959年秋，第四生产队有500亩黄豆，已有半尺高，大队硬叫犁掉改种山芋，犁了480亩，抗旱栽山芋。立秋以后还叫栽，由于天干地旱，只活50亩，其余400多亩都荒了。活的50亩，每亩只收300斤山芋，而未犁掉的20亩黄豆每亩收200多斤。1960年午季，本队麦子一片金黄，正当收割之际，却被调出500多劳力去黄湾支援，走了两天，在那里安家一天，找工具一天，口粮未运到饿着肚子睡了一天，下地找田头转了半天，收割了半天，回来又跑了两天。往返共8天，只干了半天活。结果是支援没支援好，自己的麦子因遇雨损失很大。（1961.3.14） 1960年 小溪河公社13个大队， 今年春季以来，参加大兵团作战的有86个小队，284个小组，3395个劳力。从“开秧门”起连续40天，有的持续达3个月之久。有的大队，犁田搞大兵团作战，收麦子搞大兵团作战，栽秧搞大兵团作战，甚至连铲草皮也都搞大兵团作战。大兵团作战打破了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生产小组的界限，取消了评工记分、按劳分配、劳动定额和生产责任制。新华大队900个劳力，参加大呼隆的就有700人。平赵生产队有一天社员正在田里起秧，大队来了一道命令，把劳力都调到大韩家去栽秧，到大韩家后，地没整，秧苗小，被逼把小秧栽到秧田的草棵里。代圩生产队有一天干部带领100多个社员，抬着2000把秧，到大韩家庄，因地未整好，就又抬到刘园，刘园也毫无准备，又拥到前庙。到了前庙，天色已黑，无法栽秧。一天行程12里，空跑4个庄，棵苗未栽，秧苗全部死光。劳力大量乱调，打乱了各队的生产计划，层层出现手忙脚乱，东调西，西调东，乱成一团。新田大队无偿从河塘调6条牛支援斗塘，6里路社员走转了3天，消极对抗。有的社员说:“大兵团作战像吴三桂不见了草帽子，乱了营了。”实际上确实窝工浪费，劳民伤财。（1960.11.24，[2] ） 1960年 样样实行大兵团作战，任意乱调劳力。在公社干部的影响下，山河大队的大兵团作战特别严重。从夏收夏种以来，他们组织的大兵团作战达10次之多。 大韩小组秧苗只有四指高，地又没有整出来，可是大队却硬把大赵生产队的劳力全部调来突击栽秧，结果只好把小秧起出来，栽到仅耙一交而没有犁的草棵里。今年200亩地只有90亩每亩收十几斤稻子，其余全部被草欺掉了。 夏种中，代圩生产队有8亩地已经撒上黄豆种了，刚要犁田时，大队来了一道命令，把劳力畜力全部调走。因为黄豆撒了种未犁，结果被公社的老鹅吃掉了。 大兵团作战不仅是支援单位劳力被调走，家里生产无人搞，而且被支援单位也遭到极大破坏。社员说:“大兵团来了我们愁，走了我们也是愁。大兵团来了没有烧草，要扒我们的房子，田没有整好，就把秧给我们栽到草棵里；大兵团一走我们的劳力也被调走，家里活没人干。” 在搞大兵团作战中，他们出了不少花样。例如在栽秧时为了显示有干劲，规定每人都要打号子，谁不打号子就说谁没干劲，就得吃批评。钟庄有两个小姑娘栽秧很快，就是因为不会打号子，而被清洗回家了。又搞什么标兵赛，田里一人栽秧，埂上九人喝采，等等。社员对大兵团作战的结论是:“磕一个头,放三个屁,行善没有作恶多。” （1960.11.24，[6] ） 1960年 小溪河公社生产上的主观主义，已经发展到瞎胡闹的程度。乔山大队8亩大麦已经盘根，干部硬叫犁掉，种豌豆，每亩下种200斤，一粒未收。这个大队的涧西生产队，春天撒播花生80亩，用种1200斤，秋天只收三斤半。有的是逆天行事，新田大队秦塘小队今年三月还种麦子7亩，然后又采取拔苗助长的办法，每亩施化肥100斤，不仅烧死麦子，连草也不生。光明大队的住点干部，竟布置下雨天割麦，晴天栽秧。长塘大队为了扩大面积，竟把3万多斤稻种撒在花园湖一尺多深的水里，并且还强迫社员在水田栽烟250亩，片叶未收。万保大队张庄生产队干部，大雨刚过，就叫社员在满田是水的稻田里栽烟32亩；石马大队在水里播黄豆120亩，结果颗粒无收。李武大队社员钟万祥每亩下麦种25斤，大队却说下种少了，叫犁掉重种，社员胡广才一亩六分地下种一石二斗，大队却表扬他敢想敢干。钱圩生产队组织40人，大干了5天，把4亩出穗的并成一亩，亩施豆饼1000余斤，秋苗全部被烧死。新华大队把全部土地划成三个作业区，规定作业区的其他作物一律废除，光是今年一次就犁掉已种上的庄稼近千亩。小溪河大队街西小队，田里麦子未运完，劳力就被调去抗旱栽菸，结果因苗小天旱，栽得全部死光，地里的麦子也损失7000多斤。（1960.11.24，[2] ） 金辉曰：这是一组使人困惑的材料。笔者实在弄不明白，那些农村基层干部这么干的动力到底来自何方。刮共产风的动力好理解，是它能够使公社、大队干部的权力更大，有利可图；办食堂的动力也显而易见，干部们吃喝贪占都更方便了。可是这种瞎指挥、瞎折腾呢？像光做畦田不撒种、犁掉黄豆种山芋、把小秧栽到没有犁的草棵里、每亩施化肥100斤或豆饼1000斤、雨天割麦晴天栽秧、水田栽烟和水里撒黄豆，等等，这已经不同于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铁或是文化“原子爆炸”之类，因为那样干的结果顶多是“劳民伤财”，而这么“逆天行事”必然要导致颗粒无收。并且，指挥农民这么干的公社、大队的干部们，他们本身都无一例外的是农民，是祖祖辈辈的农民，他们肯定非常清楚这么干的后果 ──颗粒无收；同时也肯定非常清楚颗粒无收的后果 ──人会饿死。正因为如此，这些行为才格外使我们困惑。仅仅为了图表扬或所谓政绩，就能使最讲实际的中国农民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么？笔者甚至觉得，那些层层加码的官员们，仿佛都与这个政权有着刻骨仇恨似的，他们在创造性地执行上级指示的过程中，同时也就是在致命地破坏着这个政权的基础。 民以食为天之二 ──高指标，高征购，持枪 按：“民以食为天”，既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古训，也是最浅显最基本的道理。人不能不吃饭。人不吃饭就要饿死。青年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名言：“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可是在下面我们将要看到，凤阳县的各级官员们，为了超额完成上面的征购任务，竟然用尽了各种最极端的手段，硬是不给农民留一粒粮食，硬是活活置百姓于死地。面对这些材料，我们再次陷入了深深地困惑：官家如此“一手遮天”，到底为哪般？ 从这里往后，这些在凤阳县档案馆里沉睡了30年的原始材料，开始带着越来越浓烈的血腥气，向我们迎面扑来。 1957-1960年 凤阳县1957-1960年粮食产量: 1957 ---- 20625万斤，（27 161万斤，[1] ）； 1958 ---- 18266万斤； 1959 ---- 10960万斤； 1960 ---- 9044万斤。（1961） 凤阳县1958-1960年粮食征购量: 1958 ---- 7102万斤； 1959 ---- 5974万斤； 1960 ---- 2780万斤。（1961） 金辉曰：1959年凤阳的粮食产量10960万斤，人均270余斤；征购走了5974万斤之后，只剩下了4986万斤，仅为人均120余斤（还包括种子和饲料粮等在内）。就算全部给人吃吧，一个人一年120斤，即一天不足3.3两（164克）。照此，凤阳县有一大半的人竟然能够活下来，应该说已经是奇迹。 1958年 我们必须确信去年粮食增产是确有依据的。我们在收、用、管上浪费了一些也是事实。（1959.6.12） 1958-1959年 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卖了过头粮，1959年卖得最多。直接影响了群众生活，造成了人口非正常死亡。以高指标情况来说，1957年是一个丰收年成，实收产量为20 624万斤，在一般的情况下，1958年的生产计划订到2亿多斤是比较落实的，但是县委却订了8亿斤的指标。1958年的指标没有实现，1959年的指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又订了一个12亿斤的指标，超过了1958年实收产量18 266万斤的6倍，这就严重的脱离了实际。再以高估产量来说，两年来实际收成是年年减产，但却把减产说成了增产。1958年实收产量比1957年减少了1360万斤，但却虚估为4亿斤，超过实产2.2倍；1959年实产10 960万斤，比1958年减少7300万斤，但又虚估为4.05亿斤，超过实产3.6倍。高指标，高估产的结果，就产生了高征购，购了过头粮。1958年实收粮食18 266万斤，除了三留外，只剩11 800万斤；却征购了7102万斤。特别是1959年，总产只有10 960万斤，按当时标准，仅够全县口粮，却征购了5974万斤。这一年从秋收结束到12月底止的两个多月中，农村中没有供应口粮。［金辉曰：请注意这里所说的“两个多月中农村没有供应口粮”。再请注意后文中讲的搜粮之干净彻底的情况。一个人若没吃没喝大约只能坚持10天左右，而断粮两个月就足以使一个人饿死五、六次。］人口发生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如果不卖过头粮，把群众的生活安排好，就不会发生人口非正常死亡。（1961.8.24） 1958-1959年 这次会议［中共凤阳县委四级干部扩大会议］的成绩特别显著。第一，搞出了打埋伏，也就是瞒产私分藏起来的粮食。共挖出粮食812万斤(其中芋头折粮36万斤，胡罗卜折粮202万斤)，油料66万斤，棉花8200斤，烟叶子196万斤，共折合人民币941 600元。…… 粮食问题上的斗争，实际上就是两种方法、两条路线的斗争。 （1959.3.8） 1959-1960年 1959年全县粮食实际产量仅10968万斤，虚报40500万斤，结果征购任务无法完成，很多社队出卖了口粮、种籽，有的社队停伙断炊，而[县委书记]赵玉书仍指使各地千方百计挖掘粮食潜力。1959年粮食登场后，赵亲自到府城公社红旗大队算粮食产量，由于灾害歉收，水稻平均每亩仅产34斤，赵认为太低，有问题，结果提高到平均亩产80斤，后又亲自到大通桥算粮食账，一算再算，结果多算出空头粮13万斤。1960年9月赵亲自到黄湾搞粮食，当时该社的种籽、口粮已经卖尽了，赵偏听公社党委副书记阮夕田的谎报，就叫出售胡萝卜70万斤抵征购任务。1959年10月份赵亲自掌握县里召开的生产组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搞粮食，并开展了斗争。在逼粮斗争中，有些社队进行了体罚。大会结束后各地又分别召开了斗争会，其斗争情况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撤职的，有捆绑吊打的，甚至逮捕法办的。很多社、队成立了“查粮小组”、“调粮突击队”，翻箱倒柜戳地凿壁，逐户搜查，吊打群众，结果不仅将社员自留地收的少量粮食和留下的一点杂粮、种籽没收，就连山芋叶子、鸡蛋、藕粉、现金等亦被以“反资本主义”为名搜走。如板桥公社小王庄共42户，户户被搜，吊打群众14人，挖地搜粮14户。小溪河公社的“查粮突击队”深夜带枪搜查小溪河火车站，将职工家属的粮食、鸡蛋、洋葱等都拿走了。车站认为这是一种抢劫行为，并提出:“就是搜查也要有个搜查证。”后来县司法部长徐万里向赵反映了这个情况，赵说:“我查粮是查资本主义，要搜查证我补给他一张。”从1959年午季就开始搞粮食，一直搞到1960年3月份。（1961.） 1959年3月 第一，从打埋伏的面看，这次到会【县委四级干部扩大会议】的1700人中，报出粮食的有1300多人，占80％以上。门台乡到会52个干部，100％打埋伏。第二，从地区上看，不仅丰收地区瞒产，就是灾区也有瞒产现象，只是程度上的不同。 粮食问题上的胜利，进一步帮助我们揭开了在粮食上的秘密。在瞒产方面，花样百出，少报面积、少报单产、现粮以多报少、复收复打不报、多留种子、剩种不报、小园地不报、套种报一样、开荒不报、田埂地头不报、孬粮麦头不报、大秤进小秤出，等等；在藏粮方面，有藏草堆子里，有藏麦垛子里，有藏地窖子里，有藏夹墙里，有藏棺材里，有藏缸、瓮、箱子里，……总计手法不下20多种；在私分方面，有按人头分，人按劳力分，有的白天分，有的黑夜分…… （1958.3.8） 1959-1960年 凤阳人口死亡外流十分严重，大多数非正常死亡。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主要原因，在粮食方面先吹后压，上级根据上报的数定任务。由于吹大了，结果征购任务完不成，就采取压的方法，没有粮食就开会。1959年冬、1960年春，县、公社、大队层层开会，轮流开会，搞粮食。要交代原因，不交就斗争，一斗就讲假话、吹空话，并说是资本主义思想、兴无灭资、戴资本主义帽子。在斗争中有些同志被打、罚站。（1961.1.15，[3] ） 1959年3月 张家洼生产队单产只有55斤，总产41250斤。但是，共需留种籽33150斤，午季征购任务为15262斤。除去种籽外，连征购任务都不够，根本就说不上留社员的口粮了。（1959.5.23） 1960年 【县委书记】赵玉书到府城公社长塘生产队，拣一块长势好的黄豆单收单打，并以此为标准来确定全县亩产，推算总产，再往下套定征购任务， 谁要不依， 就是“右倾”。（1961.2.1，[1] ） 1959-1960年 面积报大了，产量估高了，不仅不向上承认错误，进行纠正，相反，用层层下压的办法硬购过头粮。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全县正当缺粮、疫病、外流、死亡严重的时候，还错误地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于是就规定各公社每天粮食入库数字，一天要下面三报:上午报打算，中午报行动，夜里报实际。不问实际情况，不分青红皂白，多卖的表扬，少卖的批评，不卖的指责。逼得卖了种籽，卖了口粮。搞不到粮食就认为是资本主义思想作怪，进而召开全县生产队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反瞒产斗争，乱斗硬逼，提出要斗得狠，不狠就是“右倾”。由于声势大，压力重，会议期间，小溪河公社就边斗边打基层干部。县召开会以后公社开、大队开、小队开，年三十晚上也开，一直开了40多天。并且规定，公社散会要经县委批准。散会后，把所谓“惜售余粮”的干部留下来反省斗争。干部被斗得无法，造成全县到处翻箱倒柜，东捣西戳，搜查粮食的局面。（1961.2.1，[1] ） 1961年 到6月15日止，全县已发现查粮、翻粮的有7个公社，最严重的是黄湾、殷涧2个公社。黄湾普遍进行查翻。殷涧公社青山大队27个生产队481户，被查翻的有450户，占93.6％，共翻出粮食2134.6斤，麦把2456斤。社员蔡道兰6斤面粉（其中2斤是以前有病照顾粮节约下来的）被搜走后，蔡说:“今后我再也不省了，省下来也是被干部搜去吃掉”。社员刘兆才听说翻粮，把5斤小麦埋在粪堆里，翻粮人走后，拿出来炒炒一家4口中午一顿吃掉了。社员刘兆军全家7口人，一天两顿饼，一顿面条，放开肚皮吃，刘说:“不吃也是被翻去。” 停发口粮，降低标准。现已发现刘府、大庙、利民、总铺、小溪河等5个公社停发口粮。总铺公社21个大队有16个大队停发5-7天口粮。利民公社3个大队停发5天口粮。刘府公社2个大队停发7-8天口粮。小溪河公社1个大队停发5天口粮。大庙公社1个大队停发8天口粮。由于口粮停发，致使一些社员无粮吃饭，受饿、外出、不干生产。刘府公社乌岗大队两次停发7天口粮，社员乌焕发一天三顿吃菜，因而白天在家睡觉。社员乌怀田已3天没有粮吃，现在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大庙公社东林大队杨化生队，6月11日到18日八天未支口粮，社员周九丰2口人，女的还有病，3天未吃粮食，光吃菜。（1961.6.22） 1959年 刘府公社官帝大队是“五风”最严重的地区。1959年冬天，一天进行过六次搜粮查粮、翻箱倒柜。（1961.6.17） 1960年 板桥公社板桥大队上王生产队支部书记李明传说:“去年（1960）粮食没有了硬叫卖，季副县长在上王庄挖潜力，叫陈玉胡天天晚上开社员会，硬逼硬打，天天审讯，没有一天不挨打的，哪个还有劲干活。” （1961.1，[3] ） 1959年 1959年冬天，小溪河山河大队组织了一个“挖掘潜力专业队”，村村查、户户搜，一户不漏，有的户被搜多达4次。稍有不满，他们就公开宣扬:“什么是你的?只有一嘴牙是你的！” ［ 金辉曰：人们为什么会对自己的同类如此仇视如此凶暴?我们实在找不出答案。尽管找不出答案，但是这样的非人行径我们却屡见不鲜。］在搜查中，他们手持铁棍，到处翻箱倒柜，东捣西戳。开始主要是搜查群众的粮食，以后就查到什么吃什么，看中什么拿什么。仅社员代如前一家就被搜去毛芋600斤、生姜50斤、辣椒100斤、大豆20斤、葵花籽10斤、干菜10斤。他的儿子从学校带来的2斤米和3斤山芋干也被搜去了。社员王宗坤家烙的一锅饼，被专业队看见后，一拥而上，全部吃光。社员称他们是“吃干队”。（1960.11.24，[6] ） 作家苏晓康、罗时叙、陈政在纪实文学《乌托邦祭 ──1959年庐山之夏》（1988）中记述了河南发生的事情: 1959年河南全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河南省委竟高估为702亿斤，导致全省性的高征购，基层干部为完成征购而一味“反瞒产”。因向农民追逼粮食而捆、绑、吊、打、捕的现象已十分严重。到1958年11月底，密县已发生饿死人的问题。来年春天，豫东黄泛区浮肿病和死人事态更加蔓延。 这年秋后，第二次共产风又刮起来，还夹带着疯狂的反瞒产。这一回可不比1958年，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像土改的地主那样挨斗；哪个农民交不够征购粮，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 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阳专区，在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许多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当即成为斗争大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亲自动手毒打，将张福洪头发连头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庄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斛山公社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自拷打农民92人，打死4人。庐山会议以后，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止，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 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后来河南省委在向中央的检讨中，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如此凶狠的反瞒产，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甚至喂牲口的饲料，尽数掠劫而去。到了1960年春天，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了，最严重的村子80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开始大量外逃或饿死。 作家沙青在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1988）中记述了甘肃省通渭县发生的事情: 1958年，在大跃进思想指导下，全县农业大计划、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上面逼，下面吹，弄虚作假十分惊人。粮食实产11 500多万斤，上报26 000万斤，征购4154万斤（占总产36％），人均口粮不足30斤，百姓以草根、禾衣、树皮充饥，开始出现人体浮肿现象。 1959年全县粮食实产8300多万斤，虚报18 000万斤，征购3800多万斤（占实产45.6％），人均口粮20来斤，致使人口大量死亡。但省、地、县委不承认通渭的实际问题，反而一律认为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在粮食问题上捣鬼”，组织“千人整社团”，在农村普遍召开“万人斗争大会”，并翻箱倒柜，遍地搜粮，拷打群众。他们到老百姓家里何止翻箱倒柜、掘地挖墙地搜刮粮食，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去游街示众。那些灭绝人性的恶行，当时的工作组记下了128种。 要么整死，要么饿死，只能在这两者之间选择。有的人被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粮不敢吃，有野菜不敢剜，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实实地饿死。 民以食为天之三 ──粮食连年减产仍然是“大丰收”， 按：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 下面的材料再次说明，他们不是不了解下情，他们对农村中缺粮和无粮的情况非常清楚；他们也并非神志不清的糊涂虫，他们发出的指示说明他们很清醒，像“瓜菜带”、“大搞代食品”、“粮菜混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之类。但是，他们为了自己手中的权力，却不惜用千百万人的鲜血染红顶子。 1959年 经过[县委四级干部扩大会议]讨论，所确定的增产任务是:全年粮食作物的亩产保证数要达到1480斤，争取数2530斤；总产保证数要达到12.8亿斤，争取21.8亿斤，要比1958年翻3番。（1959.） 1959年4月 粮食问题已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我县国家仓库现有粮食，三月底的数字是1800万斤（包括豆饼200万斤在内），除去种子385万斤，能用于口粮的只有1415万斤。地委除再调275万斤稻种给我们，已没有口粮调给我们。仅4-5月份就需粮食（不包括种子）2443万斤，缺少1028万斤。这个缺口要我们通过节约粮食，教育、动员社员精打细算，多搞代食品，在搞好食堂生活的前提下来解决。 （1959.4.8） 1958年 1958年受灾后，缺粮断炊现象日渐增多。板桥乡淮东社元月份调查,全社240户、1172人，缺粮断炊的有184户、892人。大溪河乡断炊的很多，并有吃青苗现象发生。长淮乡津淮社40余户流入蚌埠，大庙乡云营光社有200多人到定远县讨饭。（1959年初） 1959年1月 【中共凤阳县委通知（1959.1.14）】要晒干菜，凡是可以吃的象山芋叶、芝麻叶、腊菜叶、胡萝卜缨等全部收藏起来，像保护粮食一样保管好，不要造成浪费。 1959年 【中共凤阳县委《关于1960年穷队落后队改变面貌的规划》】1959年我们在总路线的照耀下， 夺取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大丰收。 粮食总产4.05亿斤，比大丰收的1957年增长48.5％。 （1959底） 1959年9月 【中共凤阳县委通知（1959.9.21）】山芋藤子、芝麻叶子都是春季食用的一种好干菜。以1.5斤山芋藤子抵1斤粮食吃，计可抵粮食3000万斤（按收4500万斤山芋藤子计算）。各地应发动群众，大量收晒。 金辉曰： “1.5斤山芋藤子抵1斤粮食吃” ----就是对牛对马，如此的算法怕也对付不过去。可这却是连年“丰收”、“增产”的中共凤阳县委给子民的告示。 1960年 1960年我县工农业生产总产值将在1959年大胜利的基础上，实现更大、更全面的跃进，粮食产量将保证达到60436万斤。粮食计划征购14500万斤。 （1960） 1960年3月 各地采取烘、晒、晾、炒等办法共收集干菜、山芋叶等代食品3928452斤，每人平均为36.3斤，此外县成立了采挖指挥部，集中了8个乡，在山上社营扎寨，采挖葛藤根、鸡爪菜、黄狗蛋等多种野生淀粉代食品。开春后县委提出:“前后方并举，男女老少齐动手，要求每人完成150斤”。由于代食品采挖的多，大大改善了社员生活。（1960.3.17）【“大大改善了社员生活” ----这正是凤阳每天都至少有几百人饿死的日子。】 1960年 一年来【即凤阳饿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粮食工作的特点是:征购任务超额完成，销售指标基本平衡，调拨供应及时，生活安排落实。全年粮食征购计划2061万斤，实际完成2780万斤，超额6.88％。【应为超额34.89％。即使这超额征购的719万斤粮食，按照当时凤阳的标准，至少也相当于3万农民一年的口粮。】（1961.1.10） 1960年10月 【中共凤阳县委通知（1960.10.1）】粮菜混吃，是节约粮食、保证吃饱吃好的一个重要方法，在大抓蔬菜生产、大种萝卜的同时，还应大搞各种代食品，以弥补当前蔬菜之不足。每亩约计可采集豆叶100-150斤。采后用水煮八成熟，手揉、挤出绿水，变成豆叶块，煎、炒、熬菜或兑粮食做饭都可以。 1961年6月 地委分配给我县征购任务550万斤，到6月21日止，共入库562.44万斤，占102.3％。（1961.6.22） 1961年1月 【中共凤阳县委通知（1961.1.30）】目前有些地区瓜菜已经不多，但对于大搞代食品又未引重视，有怕麻烦的思想。代食品的资源还是不少的，用稻根子加工面粉，便是大有可为的事。面积大，数量多，营养丰富，容易采集。 金辉曰：“用稻根子加工面粉”并且“营养丰富” ──这纯粹是猪猡的语言。笔者不知道凤阳的父母官们是否亲自品尝过这种“营养丰富”的食物，但他们的行为却告诉人们，他们确实是一群猪，一群丧尽天良的视人命如草芥的猪。 1960年 赵玉书和董安春到武店公社考城大队检查浮肿病情况，问医师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什么药，王医生说:少一味粮食!结果，赵、董二人决定将王交大会批斗后，当场逮捕。 （1961.2.1，⑴.） 1961年7月 继续贯彻“低指标，瓜菜代”的方针。农村口粮标准从低安排:缺粮队每人每天7两，自给队8两，余粮队9两。每人种1-2分秋菜，3-5分胡萝卜。这样全县平均每人可得胡萝卜400斤左右，保证在低标准下吃饱吃好。（1961.7.14） 1960年 去年春天，人口大量外流、疾病、死亡的情况，（县委）不向上汇报，发病最严重时期，全县有病员10万多人，只向地委报1千多人，下面缺粮断炊，饿死人，他们还向上汇报“吃得饱，吃得好”、“一干两稀”、“两干一稀”。 （1961.2.1，[1] ） 1959年7月 1959年7月，小溪河公社禹山大队大队长朱厚明写报告给乡党委: 查职大队，目前生活问题处于极端严重状态。自6月30日到目前止，已有13天没有支过粮。群众生活全以南瓜、瓜叶、瓜花、干菜、酒糟都吃光了。通过实际调查，全大队4个生产队，已有3个在三天前就断炊了（王侯、乱埂、朱秦3个队）。社员东奔西流，生产处于停止状态。发现社员有六多:一、小孩老人吃饭时哭的多；二、走亲探友的多；三、到明光购买酒糟的多；四、到地里拾粮的多；五、到地里生产时睡觉的多；六、外流多。如后朱队40多户有38户到明光买酒糟。有千人外流……在前五天下定最大决心，摸底排队，到现在情况属实无讹。特恳求乡党委设法解决以达安定社员情绪，搞好生产。 【这份报告同年11月作为朱厚明反党的材料而整理上报。】 1960年 去年春天，蚌埠市副市长马骞同志听到家乡（小溪河公社新四大队）人口大量外流和死亡，即从蚌埠市支援豆渣1万斤，运到临淮关，通知家乡来运。结果遭到总支副书记杨云春、副县长缪坚的拒绝，阻止群众起运。而且缪坚还去信给地委检举了马骞，说马“思想右倾，有问题!” （1961.2.1，⑴.） 1959-1960年 （对全县出现的严重问题），赵【玉书】不仅不如实些党反映，采取有力措施，而是对上隐瞒，封锁消息，对下专搞压制。自1959年冬到1960年春，有大批的人民来信（有些是经过他批阅的）和敢于直言的干部，充分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现状。这些都被他认为是“有意攻击”、“造谣污蔑”。致使一些好人受到冤屈和遭到不应有的处分。如武店医院院长王善良，因说了“浮肿病人多，缺少粮食”，被赵认为是“造谣生事”而批准逮捕。共产党员蒋家惠1960年春受命到武店公社山王大队调查灾情，由于她如实地汇报了该大队遭灾歉收，社员生活困苦的情况，赵玉书认为是攻击县委，交机关干部大会斗争七次，写书面检查九次，停职劳动达九个月。（1961） 人口大量死亡：两年死亡６０２４５人 按：有了上面的那一切之后，下边的情况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了。但是，这一切还是太触目惊心，太超乎人们的想象，我们不能相信人间怎么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只能把它称之为“人间地狱”。 我们先把散见于档案材料中的凤阳县历年人口情况抄录于下：
1954年 ----342 426人；
1956年 ----390 046人；
1958年 ----402 700人；
1961年 ----245 262人；
1962年 ----255 480人；
1964年 ----334 171人（人口普查）；
1978年 ----461 560人；
1982年 ----543 622人（人口普查）。
从上述人口数字判断，凤阳县在灾难中的死亡人数显然不止60245人。到1959年年中，凤阳县的总人口大约为41万人（其中农村人口35万多，城镇人口5万多；上列1961、1962年的数字可能仅是农村人口数）；而总人口再度恢复到这个水平，大约是在70年代初，即用了10-12年的时间。同期，全国的总人口增加了约1／3。按此估算，凤阳县在三年灾难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当不低于10万人。 1959-1960年 人口大量外流、疾病和非正常死亡。据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揭发统计，1959-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 698人的3.3％。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肿病达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37人。最严重的小溪河公社，原有52233人，发病的就有26018人，占49.8％。门台子电灌站有一个60名妇女的民工队，闭经的就有58人。此外，全县还有营养不良、身体瘦弱的17482人，他们目前大部已失去劳动能力。 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其中死人严重的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死去14285人，占26.6％。小溪河公社死去14072人，占26.9％。宋集公社原有4743人，死去1139人，占24.2％。武店公社半井大队原有4100人，死去1627人，占39.7％，大庙公社夏黄庄原有70人，死掉48人，占68.6％。全县死绝的有2404户，占总户数的3.4％。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小溪河公社曾有21个村庄因人死跑而空。武店公社凤淮大队李嘴庄20户，死绝4户。县实验小学校长王焕业同志家中12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队北山下小队社员曹宜乐家34口人，死去30人。小溪河公社长塘大队赵庄子张玉璞的父亲，死后两天还抱着未死的女儿。有的人家两口子一夜同时死在一张床上。有的地方人死了没有抬埋。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出现很多独苦的老人和孤儿。据初步统计，全县现有孤老1580人，孤儿2289人。（1961.2.1，[1] ） 1959-1960年 据统计，仅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全县发病达102994人，占31.12％，其中浮肿病人33729人，占10％。非正常死亡50 669人，占农业人口的15％。外流11 196人，占农业人口的3.4％。 （1961.1，[3]） 1959-1961年 武店公社3年死亡14952人（1960年就死亡11992人），占总人口的27％，严重的地方死亡人口达50％以上。凤淮大队小唐家96人，死掉52人，占54.16％。3年外流人口达3766人。 （1961.4.18，[5] ） 1959-1960年 小溪河公社据初步统计，1958年全社有56470人，现有37469人，减少34.7％；其中死亡14000多人，外流4120人。全社有17个村庄因死亡、外流、并庄而没有人烟。乌云山生产队1958年有142户566人，现有91户267人，人口减少53.4％。【全社死亡14 072人；发病人口为26 018人 ----还不包括失去劳动能力的营养不良、身体瘦弱者；外流4120人。死亡、发病、外流逃荒三项合计，竟占了小溪河公社原有人口的80％左右。】（1960.11.24，⑵.） 1960年 考城大队代表王家来说:“我们大队原有5000多口人，现在只有3200人了。日本鬼子来我们也没有死这么多，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今年（1960）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管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4口人。我是最后一个喂牛的，快要接上午收才没有死，12个喂牛的都死了。”说着就哭了起来。（1961.1，[3] ） 1960年 武店公社光明大队代表说:“光明大队原有1638人，现在还有806人，死绝83户，还有20个孤儿。” （1961.1，⑶.） 1960年 被毛主席表扬过的合作化带头人陈学梦在会上揭发说:“今年(1960)春天，生活困难，顿顿饭都不离草。王家湖有37户人家，大人大部分都死光了，现在每户只有一个少老子无娘的孤儿。小孩子们看到我说：老主任，我们家大人都见不到你了，就剩下我一个人看看你，多痛心，多凄惨哪!” （1961.1，⑶.） 1959-1960年 北山底下宣东家庄34人，去冬今春死掉30人，还剩4口。曹泽祥死去六七天家里没有人埋，耳朵和脸都给老鼠吃掉了。（1961.1，⑶.） 1959-1960年 武店公社山王大队代表李金明说:“逼死人的就是董安春【公社党委书记】。1959年我们收35000斤粮食，叫买征购58000斤，结果我们交33000斤，社员只吃2000斤。真的没有粮食了，群众吃麻叶子，什么都吃光了，我向董安春汇报:我们没有吃的了。他说我带头闹粮，要开除我的党籍。结果我们280人，死后还剩170人。我家5口人，死掉4个，就剩下我自己，你叫哪个不痛心!” （1961.1，[3] ） 1959年 全心大队代表说:“1959年秋，一点吃的也没有，天天死人，他(董安春)到我们那检查工作，还向干部说:目前是大好形势。我们队原有2500多人，现在还有1300多人，死那么多，我们向董安春汇报，他还讲我们玩花样。我们带他去看死人，他说：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 （1961.1，⑶.） 1960年 板桥公社江山大队宫李生产队社员代表宫学仁说:“今年(指1960年)庄子上没有吃的，死了人，夜里我对老婆讲:‘这样不得了!’老婆说:‘你这老头子想死了，干部听见，明天不给你饭吃，饿死你。’那时我也不敢讲。” （1961.1，[3] ） 1960年 考城大队代表王家凤说:“我家20口人，去年（1960）死掉10口。我的4岁的小孩有一天对他娘说:‘把我送走吧，再过几天我就要饿死了!’” （1961.1，[3] ） 1961年 1961年的防病治病工作情况 我县的防治病工作，在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据统计，今年1 12月份，浮肿、干瘦、小儿营养不良、子宫下垂、闭经病总发病80930人（1960年12月底原有几种主要疾病20431人）治疗94624人。这期间浮肿病死亡18人，…… 一年来，我县几种主要疾病的发展规律是逐步下降的。据重点病区之一的总铺公社调查，发病最高时曾达7178人，占该社总人口的32％，其中整半劳力患病人数2912人，总劳力的29％。（1961） 1961年1月 《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 会议由省委陈振亚副部长主持，开得严肃紧张，会上讲话的有90％以上是家里死了人的。他们在吐（冤）气时，百分之百的悲痛流泪。会场上看到他们哭，特别是大量人口死亡的情景，都十分沉痛。绝大部分同志都心痛流泪多次。有不少人自上午诉苦开始，到下午七点钟散会止，眼泪都没有干过。尤其是妇女，哭得更厉害…… （1961.1，⑶.） 1960年5月 【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张少柏化名石求明，1960年5月29日上书党中央毛主席反映凤阳的情况。此信作为反动信件转回到凤阳县委，县委责成公安局查办。内容摘录如下：】 中央并主席: 我打跑了个人得失念头，确立以党和人民得失为重，才决心反映凤阳县去冬今春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 据我知道的3个公社的4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5％，一个死亡占11％强，一个占15％，一个占20％多。……在死人最严重的时候，有的村子一天死5 6人。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跑的跑，死的死。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的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农村儿童约有三、四百人，也死了有100名左右。…… 石求明 1960年端阳于临淮 1960年 大溪河郑山生产队社员常介翠的母亲有病，常介翠去找生产组长花光翠要点面给她母亲吃。花却说:“还给她饭吃呢！都快要死了，还不如趁犁田的人中午回来把她埋掉算了！”常不同意。花说:“你不同意，就死在家里，埋在家里。”常介翠无法，只好把没有断气的母亲埋掉。（1960.11.24，⑵.） 金辉曰： “常介翠无法，只好将没断气的母亲埋掉。”常女士为什么“无法”，因为组长花女士说了“埋掉算了”；而不照她的话办，母亲死后就只能“埋在家里”。一个区区生产组长的权力之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大概也许是当时死人太多了，许多许多都无人掩埋，女儿出于孝心，说什么也不能让母亲曝尸街头，于是，“只好把没断气的母亲埋掉”。 大灾难之中，人命如草。中国人，你活着卑微、屈辱，死也卑微、屈辱。 [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 www.ChinaFamine.org 转载时请注明作(译)者及出处 |